■蔡斐

在当时那个媒介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戈公振先生的新媒体想象充满着技术乐观主义色彩，而他对新兴媒介技术的身体力行更是让时人对这些想象的实现充满了更迫切的希望，也让几十年后身处互联网时代的后世学人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可以说，戈公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新媒体先行者。

或许是《中国报学史》影响太大的缘故，学界对戈公振先生这位中国新闻史学奠基人的考察往往难以超越史学领域，他的一系列其他学说一直被忽视，也很少有人从事过专门研究。翻检戈公振先生上世纪２０年代的其他论述，很容易发现不少值得品味的内容，比如他的新媒体想象。

在当时以报纸为主要形态的新闻行业中，戈公振先生注意到电信事业对新闻业的影响。１９２０年，他在交通部电信学校校刊《电信》上发表《报纸与电信》一文。在分析了电话、电报、电机传形与电机摄影等发明后，他指出“今后报界之不可不注意于电之应用——报界之未来命运，固全系乎是也。将来报馆之进步程度，即是其电之应用程度之如何而定。”

戈公振先生对此还作出了两个大胆的预测：一是关于“电视”，他认为随着电信技术的应用，“（将来）报馆可不复印刷报纸，报纸使各阅户皆置备一无线电话及摄影机，报馆编辑室则将稿件随编随发无线电浪，传出文字或图画，各地阅户随时由无线电机收受新闻，若听留耳机看影戏然！”二是关于“手机”，他从日本东京举行的新闻博览会图片上，预测到百年后新闻记者将装配有随身携带、异常灵敏的“小型无线电话机”——“一种异常灵敏之采访新闻工具”。这个工具，可以让记者“安坐一室之内，而得遍采各地之新闻”。

若干年后，戈公振先生的这两个新媒体想象都已成为现实。在１９２４年《电影杂志》上，他又关注到影戏（即电影）和新闻事业的关系。虽然他也认为当时的新闻界十分幼稚，而影戏界刚刚发芽，谈论两者的关系“未免犯了不识时务的毛病”，但一旦两者都发展起来，关系一定是很密切的。

无疑，这是一种超前的观念。电影在最初引入中国时只是作为一项消遣娱乐品，但戈公振先生却注意到这是一种记录客观且形象生动的工具，并且比新闻照片更让人身临其境。他以日本朝日新闻社运用电影来报道日本关东大地震为例，指出凡是看了影戏的人，都会更加踊跃救助灾民。这样的传播效果，让他不由得大声呼吁，“我们影戏界和新闻界中人，应该快点起来，做这一件事。”

戈公振先生对新媒体的想象憧憬，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在自身的新闻实践中，就一直注重新兴媒介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新闻摄影技术，这也应该是他能够深刻理解影戏新闻的前提条件。

新闻摄影在我国报纸上出现以后，最初并不被人重视。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初创阶段，照相制版条件差，效果不甚理想，有时甚至漆黑一片；二则照片费用较高，不是所有报社都能够长期负担。因此，我国报纸直到１９２０年才有专门性的新闻摄影画刊出现。

这里的首创者就是戈公振先生。１９２０年６月９日，他在上海《时报》创办《图画周刊》。《图画时报》名为“图画”，却以摄影报道为主，它结束了中国画报的“石印时代”，开启“铜版时代”，以中国第一份报纸摄影附刊的身份，掀开了中国新闻摄影画报史上崭新的一页，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第一画刊”。

对于创办《图画时报》，戈公振明言：“世界愈进步，事愈繁剧，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必藉图画以明之。”不过，《图画时报》因为来稿中新闻照片太少，且清晰堪用的不多，以致戈公振屡屡刊出“新闻照片优先”“照片以清晰为第一要义”等《启事》，并开出每幅照片从５角到４元的高稿酬。等到１９３０年为《申报》创办《图画周刊》时，他干脆专门聘用摄影记者，还组织了“摄影通讯社”。所拍照片，除自用外，还供给国内外杂志书报社。

上述戈公振先生对新兴媒介技术的应用和期待，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似乎显得十分浅薄，但任何人都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空场域，戈公振也不例外。在当时那个媒介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戈公振先生的新媒体想象充满着技术乐观主义色彩，而他对新兴媒介技术的身体力行更是让时人对这些想象的实现充满了更迫切的希望，也让几十年后身处互联网时代的后世学人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可以说，戈公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新媒体先行者。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