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基本点：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解决结构问题；解决结构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从供给侧解决结构问题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学界一致公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而本文将通过比较研究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中国方案，同时也是全球方案，而且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原创性贡献。

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是解决结构问题

一个国家要稳定经济增长，前提是供求总量与结构要保持均衡。然而有个现象奇怪，以往大多经济学家只关注总量均衡却忽视结构均衡。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原理（萨伊定律）。其论证逻辑是，人们卖出自己的商品，目的是为了购买别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为买而卖，有供给就一定会有需求，供求可以自动均衡。显然，萨伊所说的供求均衡，指的是总量均衡。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普遍的生产过剩和普遍的失业，令萨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凯恩斯革命”，其实就是革“萨伊定律”的命，提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不过，凯恩斯虽然全盘否定“萨伊定律”，但他所关注的同样也是总量均衡。

凯恩斯《通论》出版后，一度被西方国家奉为国策。可惜好景不长，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陷入了“滞胀”。于是学界千夫所指，纷纷批评凯恩斯错开了药方。在一片责难声中，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半路杀出，提出政府应该重点减税而不是增加公共支出。供给学派的主张与凯恩斯其实并无实质性不同，两者皆主张刺激投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扩大私人投资；后者主张增加公共投资。

不难看出，从萨伊到凯恩斯、再到供给学派，关注的都是总量均衡。在他们看来，市场均衡的关键在总量而不在结构。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经济学家的看法明显不同，他强调重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这一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又创新了经济学的“市场均衡”理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市场均衡作过严密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总量均衡并不代表结构均衡。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要顺利进行，条件是要同时实现“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两个补偿。“价值补偿”指总量平衡；“实物补偿”指结构平衡。若只有总量均衡没有结构均衡，最终供求总量也会失衡。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便是例证。表面看，那次经济大萧条是总量失衡，而深层则是结构失衡。

事实上，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的确不是一回事。举个例子：假定一定时期总供给为1000万元，总需求也是1000万元，此时供求总量（价值补偿）是平衡的。但从实物补偿看，假定市场供给1000吨钢材、2500吨粮食；而市场需要的却是800吨钢材、3000吨粮食，于是钢材过剩200吨，粮食却短缺500吨，供求结构并不平衡。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结构失衡问题不解决，社会再生产便无法进行，长此总量也会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量均衡是由无数个“局部均衡”加总起来的均衡。经济学说，一个经济体内部市场要出清，前提是人们想卖的商品都能卖得出，而想买的商品也都能买得到。若非如此则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库存增加；二是需求外溢。无论出现哪种结果，总量都会失衡。

有个现象值得反思，前些年我国产能严重过剩，真的是国内缺乏购买力吗？我认为不是。真实的原因是国内供给不适应需求。人们经常用“马桶盖”作例证。前几年国内消费者舍近求远从国外购买马桶盖，说明并不是国内缺乏需求，而是马桶盖质量不高导致了供求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导致了需求外溢；需求外溢才导致了总量失衡。

问题还在于，一旦结构失衡造成了总量失衡，若不解决结构问题，刺激需求只会适得其反。凯恩斯当年主张政府通过赤字预算刺激投资，目的是要实现总量均衡。事实表明，这种办法只能短期管用，长期却是饮鸩止渴。道理很简单，如果某种产品库存增加，说明生产已经过剩，此时应减少生产才对。但若政府刺激需求，企业会继续生产，这对结构失衡无异于雪上加霜。

深入分析，供给学派提出的全面减税也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解决结构性问题只能实行“结构性减税”。有事实为证。1981年里根总统入主白宫，起手就按供给学派的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全面调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现在看，此举虽然一度带动了美国经济复苏，但并未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使结构性矛盾愈演愈烈。迫不得已，所以里根执政后期又开始加税。

解决结构性问题应从供给侧发力

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就业通论》之前，经济学家一直是重视供给管理的。19世纪初萨伊提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着力点明显在供给侧。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将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研究“局部均衡”，重点也不在需求侧。问题是凯恩斯为何要将市场均衡的重点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呢？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1929-1933年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大萧条，萨伊定律破产。为救资本主义于水火，凯恩斯另起炉灶，创立了“需求管理”理论；另一个原因，是供给难以调控而需求易于调控。理论上讲，生产出现过剩，恢复供求均衡既可减少供给，也可增加需求。可在凯恩斯看来，减少供给就得限制生产，限制生产会增加失业；而扩大需求不同，政府用扩张性政策刺激需求易如反掌。

凯恩斯理论曾经挽救过资本主义，可后来却导致西方经济陷入了“滞胀”。究其原因，是因为时代的变化动摇了凯恩斯理论的根基。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生产过剩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并且他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预期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流动偏好”等三大心理规律对有效需求不足作了论证。平心而论，在凯恩斯所处的时代，他的分析没有错，可时过境迁，上面三大规律今天已有两个不成立。

先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说：由于人们消费增长赶不上收入增长，随着新增消费在新增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于是储蓄增加，消费需求会不足。可事实却是，近30年消费信贷悄然兴起，储蓄率不升反降。有数据显示，1940-1980年，美国居民储蓄率保持在7-11%之间；到2001年降至-0.2%；到2005年又降至-2.7%。

再看“流动偏好”。凯恩斯说，人们通常有保持现金的偏好，因此银行利率不能太低；可由于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当投资收益率低于银行利率时，企业不会贷款投资。可现在人们的流动偏好也不再存在。今天信用卡结算风靡全球，不要说西方国家，国内消费者也很少有人用现金支付，购物大多是刷卡或者刷手机。

后来凯恩斯的追随者也曾作过修正，但最终皆于事无补。凯恩斯本人提出：从居民与企业两部门看，供给侧国民收入=储蓄+消费；需求侧国民收入=投资+消费。只要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总供求则可平衡。对此有学者提出质疑：假若生产已经过剩，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生产岂不会更加过剩？

凯恩斯追随者解释说，若将两部门扩展为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便可通过扩大政府采购消化过剩。此解释听上去似乎在理，可深想其实似是而非。政府扩大采购需增加收入，而政府增加收入无非是加税或者发债。无论政府加税还是发债，都势必挤占企业投资。政府投资增加而企业投资减少，社会总需求未必增加。

于是其追随者又解释说，可通过扩大出口转移过剩。显然这是将三部门扩展到四部门（增加进出口部门）。不错，国内商品过剩可以出口，但出口却不能扩大需求。一国出口是为了进口，并以此分享国际分工收益。若只出口不进口，不仅不能分享国际分工收益，还会引起贸易摩擦。但若进出口保持平衡，则不可能转移过剩。

由此可见，从需求侧不可能解决结构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是说，我国虽然也存在内需不足问题，但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矛盾；要结构性矛盾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才能解决。从经济学角度讲，改善供给也是扩需求：改善供给结构可以更好满足需求；改进供给服务可以引导内需；创造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不断创造供给能力。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工业革命前，人们出行坐马车，今天不仅坐火车还可以坐飞机。30年前手机尚未问世，人们对手机并无需求。自从“大哥大”出现后，新的需求和产业链被创造出来，智能手机用户已越来越多。

从供给侧解决结构问题要用改革的办法

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矛盾，目前大家对这一判断并无分歧。分歧在于，结构失衡后应该怎样调结构？结构调整的过程其实也是资源配置的过程，亚当．斯密曾说配置资源有两只手：一只是“看得见”的政府有形之手；另一只是“看不见”的市场无形的手。那么调结构我们应选哪只手？或者说调结构应由政府主导还是由市场主导？

早在100前，苏联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出现后，许多学者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而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1920年发表《论社会主义计算经济》一文，断言资源不可能通过“国家计划”优化配置。此观点后来遭到了兰格等学者的批评。兰格说，政府可以用计算机模拟市场，然后按模拟的“影子价格”进行资源配置。而哈耶克却反对兰格，宣称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

1937年，科斯发表了那篇大名的《企业的性质》。科斯分析说：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是计划；在企业外部是市场，如果计划一定比市场有效，企业就会扩大成一个国家。相反，若市场一定比计划有效，企业就不可能存在。可事实上企业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地球上并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扩大成一个国家。由此科斯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可以并行不悖。两者分工决定于“计划”与“市场”各自产生的交易费用高低。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国内主流观点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调结构），此观点无疑是受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强调要用“改革的办法”调结构。用“改革的办法”，当然不是用传统计划经济的办法，而是要由市场主导调结构。

调结构为何要由市场主导？按理论逻辑分析，政府主导调结构要有三个前提：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第二，政府人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市场；第三，行政调节要比市场调节更有效。在真实世界里，以上三个前提至少有两个不成立。政府并无先知先觉，怎可能预知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企业家拿真金白银投资，一旦失败可能倾家荡产；而政府人员决策错了却无关痛痒，政府人员怎会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呢？

政府没有先知先觉，主导调结构难免会出错，甚至有时会弄巧成拙。早期的例子。2009年国家颁布《十大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旨在支持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等产业。结果到2012年钢铁产能过剩很快扩散为整个制造业过剩。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所涉产业几乎都在2009年的振兴范围之内。

另一个近期的例子。2015年中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可不少地区采取的办法却是政府直接关停企业。结果呢？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快，前些年的长线产业今天却又成了短板。于是有人将责任归结于“三去一降一补”。客观地讲，问题并不出在“三去一降一补”，而是地方政府不该用行政命令调结构。

或许有人问：政府不能主导调结构，难道企业家能主导调结构？企业家也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也不可能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但企业家比政府人员更懂得市场，他们能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随时调整投资，这样所生产的产品能更大程度地符合市场需求，由此形成的供给结构当然是好的结构。可见，所谓企业家调结构，实质是“市场价格”引导企业家调结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市场主导调结构，并不是说政府就可以置身事外。相反，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要明确界定产权并依法保护产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放宽价格管制，推动形成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机制；三是打破市场壁垒与行业准入限制，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

结论与启示

总结全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的中国方案。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困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方案同时也是全球方案，对其他国家解决结构性问题皆具有借鉴价值。

2.从经济理论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同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理论”；也不同于萨伊和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理论”；更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结构调整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3.贯彻中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重点解决“结构问题”。特别是在在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背景下，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从供给侧发力，用改革的办法调结构。用改革的办法调结构，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王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