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发生了一系列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作为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深刻变化的结果，一个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不妨以“比对”这一既行之有效又事半功倍的方法，对其中的主要方面加以揭示和归纳。

一、分析视角：由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到多因素交叉融合

在以往，从总体上讲，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是在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语境下展开的。根据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原理，经济总要在周期性波动前行，或是周期性下行，或是周期性过热。经济下行和过热的病因，又被归结于需求总量和供给总量的失衡——经济下行系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所致，经济过热则系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所致。因而，我们的基本分析视角无非两个方面：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不是将其归结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就是将其视作总量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然而，面对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的新形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趋势性变化，主要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分析，不仅越来越凸显出它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同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形相脱节。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显然是一个颇具创新意义的重要论断：

（1）既然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是或不再是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而系短期周期性波动因素和长期趋势性因素、总量性矛盾与结构性问题相交织，那么，经济形势的变化便可能是急性病和慢性病相交织的复杂病。

（2）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是或不再是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而系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那么，经济形势的变化便可能不是周期性而是趋势性的，不是短期性而是长期性的。或者，可能是周期性变化和趋势性变化相叠加、短期性变化与长期性变化相交织。

（3）既然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那么，供求总量便不是或不再是主要矛盾，需求侧便不是或不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加减需求总量办法已不是或不再是缓解或解决矛盾的有效办法。

这表明，经济形势分析视角的相应拓展势在必行。不仅要关注短期性经济波动，而且要引入长期性结构因素，将熨平需求侧的短期波动与解决供给侧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巧妙结合。不仅要关注供求总量平衡，而且要追求供给结构的优化，将诊断和医治表现在总量性失衡上的急性病与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为代表的慢性病紧密对接。

二、发展理念：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在以往，我们所秉持的发展理念，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语境下生成并与之相契合的。植根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特殊语境，经济工作的重心和聚焦点，自然会放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上，也自然要围着GDP的规模和速度转。因而，GDP增速的快与慢，往往被当作判断经济形势好坏和经济工作优劣的几乎唯一标尺。

然而，面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且可能已经成为惯性思维的发展理念，不仅在经济运行层面，而且在政策考量层面，均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的新变化，习近平同志说到，“经济工作的理念、思路、着力点都要进行调整。”“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一调整绝非限于字面意义，而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

（1）既然经济发展的方向已经由粗放型的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对于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评价，虽仍离不开GDP增速，但GDP增速绝非唯一的标尺，亦非最重要的标尺。除此之外，质量和效益指标不仅要引入，而且要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成为整个评价体系的中心线索和核心内容。评估经济发展成效，不是看GDP增速有多快，而是看质量和效益有多好。

（2）既然目标在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当下的经济发展虽仍不免于扩大总需求的操作，但只能是“适度”的。为短期经济增长而实行刺激政策、透支未来增长，已不是或不再是我们注重的选项。取而代之的，是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3）既然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那么，发展虽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我们所谋求的发展已不是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而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这意味着，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对于规模和速度的关注已经让位于质量和效益，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与之相匹配，在实践层面，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一套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办法并使之成为主导经济工作的基本力量，已经箭在弦上。

三、政策主线：由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以往，从总体上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需求管理。其基本特征是，立足于需求侧并紧盯需求总量，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针对社会总需求实施立足于短期稳定的“对冲性”逆向调节。每当经济下行、社会总需求不足时，便实施扩张社会总需求的操作。每当经济过热、总需求过多时，便实施紧缩社会总需求的操作。如此的针对社会总需求的收放型管理方式方法，在经过了4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洗礼的中国，人们已如同吃家常便饭那般熟悉。

然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需求管理而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以往烂熟于心且运用多年的那一套宏观经济政策机理及其操作办法，便不再如以往那般适用而必须进行相应调整了。

习近平同志说到，“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创新动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这种调整，实质是对需求管理的颠覆性变革，也意味着宏观调控的方向性改变：

（1）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那么，其作力对象虽不排除需求，但主要战场已经让位于供给。更加注重在供给侧发力，注重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是其作力的基本出发点。

（2）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聚焦点是解决结构性而非总量性问题，那么，其操作方法虽不排除需求总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经让位于结构性调整，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虽仍不可或缺，但已不再是其主要选项。

（3）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锁定于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那么，类如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这样的急性病虽仍须纳入医治范围，但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加着力在结构性调整上下功夫，已经是其重心所在。

这提示我们，呈现在宏观经济政策主线上的重大调整，意味着宏观调控的立足点和聚焦点变化了，也意味着其作力对象、操作方法和主要目标变化了。认识到这一变化不可逆转，在继续运用需求管理思想的合理成分适度收放总需求的同时，走出一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新路子，已成为新时代提交给我们的重要课题。

四、实施机制：由政策性操作到政策与改革联动

在以往，宏观调控的实施，主要依托于或体现为政策层面的操作——通过各种政策性变量和政策性安排，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其主要方法，是通过短期的逆向操作“对冲”经济周期性波动。如此的操作，一般无需牵动体制机制，往往在政策层面即可以完成。

然而，随着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之后，宏观调控的实施，必须脱出政策性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主要依托于改革性行动。

习近平同志曾讲过，“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体制机制障碍”。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讲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性变化：

（1）既然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由总量失衡变身为结构失衡，急性病已经让位于慢性病，那么，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便不再如以往那般有效，而只能在继续医治急性病——供求总量失衡——的同时，将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治疗慢性病——结构失衡——上。

（2）既然造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性障碍，在于市场未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于政府没有更好的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针对体制机制性障碍，只能实行体制机制变革。

（3）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改革，那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将根本途径放在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上，放在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上。

这实际上警醒我们，作为一条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工作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仍属宏观经济政策范畴，但不局限于政策层面。除此之外，还要包括改革行动，甚至更重要的是依靠改革推动。须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变革巧妙结合，将改革的中长期效应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紧密配合，以此获取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五、结语

可以认为，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我们已经初步确立了一个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体系。

这一体系所具有的突出特征是：不仅聚焦于发展规模，而且更注重发展质量。不仅着眼于短期调控，而且更注重持续增长动力。不仅依赖于需求侧的总量收放，而且更注重供给侧的结构优化。不仅着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更注重矫正和解决政府系统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立足于政策性操作，而且更注重制度变革。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