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治理的深圳经验：以“图书馆之城”建设为例

作者：李丹舟  2019-12-03 15:30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深圳文化建设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区精神文明建设逐步进阶为“文化立市”（2003年）、“文化强市”（2010年）和“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2016年）。作为城市文化治理的有机构成之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特区城市初期的文化基础设施兴建和文化活动展开，逐渐拓展为公共文化体系的政策完善和纵深覆盖。“图书馆之城”的案例深刻说明深圳从“经济深圳”转向“文化深圳”的文化自觉，在治理要素上体现为公共图书馆的总分馆建设和全民阅读活动的广泛开展，在治理目标上则旨在通过公共阅读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来推动全民阅读的社会化参与，富有书香气息的城市人文精神彰显出这座移民城市所具备的文化自信。

[摘要]深圳文化建设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区精神文明建设逐步进阶为“文化立市”（2003年）、“文化强市”（2010年）和“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2016年）。作为城市文化治理的有机构成之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特区城市初期的文化基础设施兴建和文化活动展开，逐渐拓展为公共文化体系的政策完善和纵深覆盖。“图书馆之城”的案例深刻说明深圳从“经济深圳”转向“文化深圳”的文化自觉，在治理要素上体现为公共图书馆的总分馆建设和全民阅读活动的广泛开展，在治理目标上则旨在通过公共阅读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来推动全民阅读的社会化参与，富有书香气息的城市人文精神彰显出这座移民城市所具备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城市文化治理 “图书馆之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深圳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9）01-0111-10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学科共建项目“城市再生的文化嵌入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深圳市为例”（项目号：GD16XYS09）；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基于深圳市旧城改造的文化逻辑与内在机理研究”（项目号：2016WQNCX128）；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深圳市城市更新的文化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号：135C004）；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扶持项目“视觉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转向”（项目号：16QNFC13）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从大拆大建到保留城市肌理的有机更新是新时代城市更新的新要求、新内容与新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文化进入中国城市更新的视域与房地产市场的适应性调整息息相关，不仅意味着从“拆除重建－开发销售－重资产运营”的传统做法转向“投资建设－运营项目－轻资产运营”的再开发链条，更说明以“投资美好生活方式”“消费升级”为诉求的发展逻辑正在逐步修正地方政府以土地财税开发项目的卖地招商模式。如果说以地产商为主导的土地增值是一门硬件设施更新的生意，那么将生意变成生产和生活则需要产业结构、文化积淀、公共服务和基层组织的全方位支撑，意即城市能够为就业人口和常住人口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来吸引“新移民”落脚，以此来焕发内在活力和外在吸引力。由此，文化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在地文脉梳理、公共服务配套乃至城市精神塑造上的价值日益凸显。

西方的城市化走过类似的道路，从清拆重建的城市更新到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城市再生，观念的转变揭示出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拒斥（social exclusion）问题才是让城市旧貌换新颜的内在要义。其中，城市更新主要由政府部门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多部门协同治理结构来改进社区环境和居民生活，在手段上以社区参与、PPP模式（又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和企业主义为显著特征。与西方相似，政府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发挥着主导者的作用：我国城市更新的主管部门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推进实施城市总体规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完善城市整体功能上起到了引导作用。而城市更新转向“文化”之后出现的工业遗产、“特色小镇”等新型空间，以及历史文化名胜名城名镇名村“四名一体”寻求未来空间转型升级，均需要文化主管部门的加持。事实上，2009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在《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已提出推进文化与旅游协调发展，至2018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旅游、文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可以看到，文化部门在城市更新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是现实需要，同时已经在管理机构的层面做出调整。

基于上述现象，深圳在城市文化治理上有哪些制度性的经验和启示？本文通过梳理深圳的城市创立沿革和总结创新型城市的制度优势，通过把握深圳文化建设的阶段性任务，认为深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治理结构现代化、治理要素专业化和治理方式数字化等特点，以“图书馆之城建设”为代表的案例说明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机制改革才能为城市描绘和谐灵动的肌理而避免成为只能用来入睡的空城。

二、深圳文化治理的制度性经验

（一）创新型城市的深圳特点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可谓城市文化的根基所在。早在西晋时期深圳便设置郡县，宝安县迄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因其三面临海的地理位置以及依山靠水的独特地貌，在本地人的基础上，数百年来陆续有广府人（一般认为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粤语民系）、客家人（多栖居在东部和北部的山区）、潮汕人来到深圳，构成一种将广府和潮汕的“咸水文化”与客家“淡水文化”相结合的“咸淡水文化”，这可以说是深圳文化的前身¹。立足于文脉传承的角度，深圳文化固然有其独具特色的历史发展轨迹，但现代城市文化的兴起则必须置于经济特区的成立及30余年来政策创新的现实语境下进行分析。已有研究发现，20

1.根据康熙《新安县志·地理志·风俗》记载：“邑在晋为郡，西晋永嘉（公元307-313年）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源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三拨移民潮给深圳带来多样化的方言构成、以“三鲜”“三咸”“三啫”为特色的饮食习俗，融合砖瓦排屋、围屋等建筑在内的传统民居，以农业、渔业等为组成要素的生产方式，丰富多元的婚嫁寿诞习俗，以上也为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廖虹雷：《深圳风物志（风土人情卷）》，海天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

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生产体系分工转移而推动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国际形势转向“和平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为深圳经济特区创立的宏观背景¹。而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则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几个历史事件相关²：一是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联合组建的考察组对香港和澳门进行实地考察，向中央建议把毗邻港澳的宝安和珠海规划为出口基地以及面向港澳游客的游览区，这一考察报告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二是1979年1月，作为交通部驻港商业机构的香港招商局呈请国务院在位于深圳西部的蛇口兴建码头、船坞等一批与交通航运相关的企业，提出利用国内相对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结合香港和国外的资金、技术等来推动工业化建设，这一主张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并于1979年夏天展开蛇口的工业区建设；三是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提出在广东试点开放、建设贸易合作区的思路，邓小平同志表示赞同：“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3月，国务院召开广东和福建两省工作会议，提出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至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由此诞生。

特区之“特”体现为在国家设立的特定经济区域内实现一套特殊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以此来探索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扩大对外开放与构建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两个层面的实践方案。一方面，从体制改革创新来看，深圳经验突出表现为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经济体制改革与上层建筑改革四方面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发展道路³。自特区创立起，具体的改革方案涵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企业股份制改革、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及住房制度改革、基建管理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劳动工资保险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性改革。在30余年间，深圳不仅实现了从以市场为导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再到经济增长方式向“效益深圳”的转型，更在管理体制上多方推进，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和谐深圳”等政治与社会建设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从坚持对外开放来看，深圳经验体现为充分发挥邻近香港的区域特色，立足于国内与国际两种市场环境的优势下积极探索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三来一补”等模式，融合“引进来”与“走出去”，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战略部署和对外开放格局的确立起到了引领作用⁴。肇始于蛇口工业区的对外开放，特区通过开放沙头角镇、引进外来技术和原材料、联合对内经济技术、开放罗湖等边检口岸等举措来提高开放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确立外向型经济为方针的发展纲要，实现城市从农业过渡至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圳在以加工贸易为特点的工业基础上进一步抓住全球生产分工调整而推动产业结构趋于信息化和高科技化的历史机遇，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和以金融、物流、旅游为

1.陶一桃、鲁志国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要》，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7～31页。   2.董建中主编：《深圳经济变革大事》，海天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3.江潭瑜主编：《深圳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4.江潭瑜主编：《深圳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主的现代服务业来实践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新世纪以来，由“速度深圳”转向“效益深圳”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从外向型到开放型的转移，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企业自主创新来培育本土品牌和自有技术，推动产业结构从代加工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转变，建成以“绿色经济”“知识经济”等为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

可以说，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构成深圳独具一格的城市化动能。其创新型城市建设之路说明，工业时代的农村城市化向城市现代化以及后工业时代国际化大都市的进阶式发展战略，能够综合浓缩在一座建市历史仅有40年不到的新兴城市之上，并不断地产出敢为人先的丰富经验。具体而言，始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深圳的城市建设与现代化逐渐产生内在关联，但彼时的城市现代化集中表现为广大农村的城市化、城市现代规划两条主线的交叉：一来，特区成立初期以农业经济和农村生活为主的社会结构受到快速工业化的冲击。在特区成立的前20年，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迅速下降，但第一产业产值逐渐增长且出口创汇的比例上升，第二、三产业对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造成较大影响，促使农村面临着快速城市化的内在需要。自1992年深圳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特区管辖范围内的68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以及沙河华侨农场改为100个居委会、66个城市集体股份有限公司和12家企业公司¹。这标志着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非农化进程的加速，不仅随着农村土地流转而出现了大量“城中村”及其背后的管治问题，更意味着农民的市民化—意即人的城市化逐渐成为城市治理的关注对象。二来，城市现代规划指的是将特区作为空白的蓝图，植入现代化的发展理念、设计方案和管理体制来建设一座新兴的经济特区。特区创始阶段的《深圳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大纲》（1982年）、《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年）相继对片区分布、基础设施、交通路桥、园林绿化等现代城市的土地使用进行初步设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深圳市城市发展策略》（1990年）、《深圳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1990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1996年）、《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1998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2001-2005）》（2001年）、《深圳市近期建设规划（2003-2005）》（2003年）进一步对城市的整体结构布局进行完善。与此相适应的是城市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比如《深圳市城市管理信息化建设“十五”规划》《深圳经济特区供水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燃气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深圳市户籍制度改革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的出台，旨在构建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城市管理制度。而后工业时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定位，则是出于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新的城市现代化构想²，主张发展高端服务业和外向型经济，推动深圳“依托华南、立足珠三角、加强深港合作，共同构建世界级都市经济，力争使深港国际大都市成为中国第一个能够比肩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级大都市”³。

（二）深圳城市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特区城市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任务与特点直接决定了深圳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方向，使得深圳城市文化治理从总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初始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张社会主义精

1.江潭瑜主编：《深圳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2,3.这里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指的是深圳在经济发展二十年后面临“土地、能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的发展困境，同时全球经济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所致。因此，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高端服务业成为大势所趋。董建中主编：《深圳经济变革大事》，海天出版社，2008年，第288～289、306页，第320页。

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必要保证，深圳应当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为指导方针来探索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路。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文件，市委、市政府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助推作用，相继颁布了包括《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纲》（1985年）、《深圳精神文明建设“八五”规划》（1991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来推进以城市、农村、企业和机关为主轴的特区精神文明建设¹。总的来看，敢闯敢干的特区精神为深圳文化奠定坚实基础，另外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移民城市具有群众文化建设的创新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在这一阶段开始萌芽。第二，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期），随着经济特区市场化体制转型的基本建成和全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确立，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的深圳提出科教兴市战略和现代文化名城建设来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时期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成为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旨在建成包括关山月美术馆、深圳书城、深圳画院、何香凝美术馆、深圳特区报业大厦、深圳商报大厦、深圳有线电视台、华厦艺术中心在内的“新八大”，以及包括深圳图书馆（新）、深圳音乐厅、中心书城、现代艺术中心、深圳电视中心、深圳少年宫在内的“新六大”等一批文化基础设施。此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以演艺市场、音像市场、艺术品销售市场、文化旅游市场等为构成要素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初具规模，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机制改革逐渐展开，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兴起为新世纪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打下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化名城”的战略部署非常重视深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窗口作用，尤其是要能够向世界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经验和美好未来。

第三，“文化立市”的确立可谓21世纪深圳城市文化治理的阶段性战略目标，主张全方位地提升城市文化的发展水平，在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同时，更要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来积极融入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促进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出于深圳的城市发展方式走向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外向型经济，这一理念在2003年深圳市委三届六次会议上得以正式提出，强调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建议将文化的力量融入特区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之中。在深圳发展模式的转变背景下，“文化立市”的战略部署意味着从文化自觉的高度来阐释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具体实施层面则通过“两城一都一基地”（指图书馆之城、钢琴之城、设计之都、动漫基地）的形象定位，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作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移民城市的市民文化权利，加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来使深圳成为立足珠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城市和国家化现代文化名城。第四，2010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在“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文化强市”的发展目标²，这意味着在“文化立市”的基础之上继续深入推进特区文化建设，将文化与经济一并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柱性力量，积极发挥文化的多方优势来实现内涵式、高质量的

1.城市的安全文明小区和文明社区创建、农村的股份合作经济管理机制、企业的文化建设、机关单位的文明窗口等方面合力构成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框架结构。江潭瑜主编：《深圳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   2.已有研究认为，“文化强市”的提出原因有二：一是对2010年7月广东省委第十届七次全会颁布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的特区回应，二是对2003年“文化立市”的积极拓展，进一步明确“文化”在城市总体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目标。陈威：《建设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实现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转引自彭立勋主编：《文化强市建设与城市转型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城市升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文化强市”的“文化”涵盖文化的精神价值、产业价值、公共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作为“十三五”期间深圳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2016年由深圳市政府颁布的《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可视作“文化强市”战略目标的拓展与深化，提出以国家文化创意先锋城市作为发展方向，建立建成与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相匹配的文化名城。

深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城市文化建设的演进轨迹可谓相辅相成，已有研究认为总体上可概括为三个阶段¹：一是特区成立至新世纪初期的“文化之城”建设，这一时期的公共文化事业主要强调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和文化活动的开展，制定《深圳市1995-2010年文化发展规划》并确立“现代文化名城”为发展目标，显示出深圳对公共文化事业和市民文化权利的重视；二是“文化立市”战略部署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构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是提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相继出台《深圳市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方案》（2003年）、《深圳市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5-2010）》（2005年）、《深圳市文化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7年）、《深圳市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方案》（2007年）等系列指导文件来构建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整体框架，进一步制定《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2003-2005）三年实施方案》《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试行）》《深圳市文化局重大公益文化活动实行社会化运作试行办法》等具体制度法规来说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施政举措；三是“文化强市”战略目标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纵深完善，着力缩小原关内关外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差距，加原大关外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资金投入，深入落实包括城市文化品位提升、市民文化艺术素养提升、外来劳工文化服务等文化民生工程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子系统。

概括而言，公共文化服务对城市更新的启示在深圳的落实如下：第一，《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方案（2014-2016）》明确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三大方向，分别为“建立协调机制让公共文化资源共享、推动多元化供给实现公共文化供需对接、建立法人治理机制”²。例如，深圳图书馆是最早一批试点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属公共文化机构，分别来自教育、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11名专家组建理事会，负责未来的发展规划和重大事项议事权及决策权，这也是从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变的典型案例。又如，政府推行公益文化社会化运作招标工程，主张向文化企业和文艺团体购买数百项文化活动，可视为公共文化多元化供给的集中体现。2015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的颁布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组的成立，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体制和财政制度实现特区内外及基层单位的统筹协调，进而推进深圳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进程。第二，如毛少莹将公共文化服务的种类细化为16种³，深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均涵盖了这些种类并形成具有自身特性的成效：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文化活动品牌体系，文化精品供给体系，资金、技术和人才

1.吴理财等：《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2.付莹：《深圳重大改革创新史略（1979-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74页。   3.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基本范围包括：1、公立博物馆、艺术馆及展馆展示；2、公共图书馆服务；3、文化馆、社区文化中心各类文化服务；4、公共文化信息服务（文化网站、艺讯、文化地图、公益性海报等）；5、高雅艺术场馆（大剧院、音乐厅等）；6、高雅艺术团体；7、重大艺术节庆；8、对外文化交流（演出、展览、互访、艺术家发展计划等）；9、民族文化传统艺术团体；10、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工艺的传承与展示；11、民族传统节庆等文化活动；12、艺术学校；13、中小学艺术课程；14、公共广播电台、电视台服务；15、新闻出版行业的公共服务；16、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等的服务。毛少莹等：《公共文化服务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202页。

队伍保障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和绩效考评机制等¹。这其中，外劳务工者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深圳这座以移民为人口主体构成的城市的一大亮点。从现有成绩来看，围绕外来劳务工文化服务工程这一中心，深圳市文体旅游局相继策划以文化活动场所为重点的“网络系列”、以群众文化活动为诉求的“周末系列”、以文化节庆和品牌活动为特点的“节庆系列”和以流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基础的“流动文化系列”，旨在为农民工提供结构层次合理及产品服务完善的公共文化，更致力于将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城镇化”—例如农民工图书馆、厂区文化活动中心、共享工程农民工服务点等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供给与城市24小时自助图书馆等市民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相对接。第三，积极推动深圳公共数字文化发展规划，借鉴文化产业发展中凸显的“文化+科技”特色，将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的相关优势整合进入公共文化的数字化升级之中。近年来，已有学者针对这一发展方向呈请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市科创委、市经贸委，呼吁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制定《深圳市公共数字文化发展规划》来发挥数字技术在公共文化事业中的画龙点睛效用²。

三、“图书馆之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深圳实践

“图书馆之城”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项具体措施，从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精神两个层面说明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的深圳实践方案。如果说“图书馆之城”体现出以阅读作为核心IP来彰显城市转型的文化自觉，那么以公共图书馆建设、阅读品牌活动策划、民间阅读组织推广、数字化阅读等为代表的多样化模式进一步促进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如尹昌龙指出，“图书馆之城”的目标是“以全市已有、在建和将建的图书馆网点和数字网络为基础，联合各图书情报系统，建立覆盖全城、服务全民的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实现图书馆网点星罗棋布、互通互联、资源共享，为市民提供功能完善、方便快捷的图书馆服务，达到提供丰富资讯、支持终身学习、丰富文化生活的目的”³。简而言之，“图书馆之城”的目的在于兴建图书馆设施、推动图书馆建设的数字化以及建设一座学习型的书香城市。“图书馆之城”明确成为城市文化的战略部署与2010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文件相关：第一、2010年由深圳市委、市政府公布的《关于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快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全民阅读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构成要素之一，“图书馆之城”、国际一流书城群和全国数字阅读先进城市均是打造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手段。第二、深圳读书月组委会相继发布《深圳读书月发展规划（2011-2020）》，认为读书月要力争打造为城市公共文化的特色品牌，成为城市文明程度提升的动力引擎。第三、2011年深圳市政府颁布的《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规划（2011-2015）》和《深圳市人均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指标考核实施方案》，深入推进深圳图书馆总馆和分馆的建设，以遍布深圳的图书馆服务网络来实现全市馆藏资源共享。第四、2016年4月1日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针对深圳全民阅读活动的经验进行制度设计，为阅读资源供给、公民阅读权利、全民阅读财政投入等公共阅读服务提供全面的法律保障。

1.吴理财等：《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0～51页。  2.毛少莹、杨立青：《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2014年度报告》，彭立勋主编：《文化治理现代化与文化发展新常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9～140页。   3.尹昌龙主编：《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从治理要素上看，深圳公共阅读基础设施的特点可理解为“阅读”的IP化，集中体现为公共图书馆的总分馆建设和全民阅读活动的广泛开展。首先，“图书馆之城”可追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公共图书馆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公共阅读设施的兴建和管理提供了政策指导，包括《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试行）》（1997年）、《深圳市社区（村）图书馆业务规范》（2001年）、《深圳市社区（村）图书馆达标评估标准》（2001年）、《深圳市社会文化工作考评标准》（2001年）等系列文件就覆盖全市的公共图书馆的具体业务、管理体制和绩效考核等方面提供制度保障。2003年“图书馆之城”与“钢琴之城”“设计之都”一并构成“两城一都”的城市整体形象定位，纳入深圳“文化立市”的战略部署。由深圳市政府、市文化局筹建的“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领导小组”及其下设的“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推进办公室”明确“图书馆之城”的建设规划，出台《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2003-2005）三年实施方案》（2003年），旨在对全市辖区图书馆设施兴建进行指标量化。迄今为止，有学者总结认为“图书馆之城”建设总体上取得了三方面成效：一是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图书馆网络建设日趋完善，二是全市文献资源总量稳步增长并初步形成覆盖全市的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三是“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稳步推进¹。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深圳的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以32820.12（千册）位居第三，2014年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以人均920.03本排名全国第一²。位于市中心莲花山脚下的中心书城有别于其他的地产商业综合体，这座以体验式阅读和图书新业态为诉求的书城文化综合体通过“书城+电影院”“书城+文化旅游”“书城+文化公益活动”等模式的叠加效应，积极打造城市公共文化地标与传播全民阅读文化。

其次，以深圳读书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全民阅读活动品牌将公共文化活动有效地融入公共图书馆和书城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致力于公共阅读产品及文化服务的深层对接。作为颇具代表性的全民阅读文化活动，深圳读书月早在2000年11月便由深圳市委、市政府创办，目的在于“让深圳成为一个因读书而受人尊重的城市”³。诚如首届深圳读书月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定为活动主题，明确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这座特区城市理应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通过每一位市民文明程度和文化素质的提升来实现城市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随着“营造书香社会，共创美好未来”向“新时代，新阅读”的主题轮换，深圳读书月已走过十八个年头，其内在机制鲜明地体现出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特点—“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⁴，逐渐探索出一条以“阅读”为IP的城市文化治理道路。每年一届的深圳读书月已发展为深圳的一项文化品牌，旗下的子品牌涵盖“读书论坛”“阅读与藏书推荐书目”“图书漂流”“年度十大品牌好书评选”

1.温诗步主编：《深圳文化变革大事》，海天出版社，2008年，第158～159页。   2.深圳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总队编：《深圳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第355页。   3.陶一桃、鲁志国等著：《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   4.政府倡导指的是领导担任读书月组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市宣传文化基金划拨专项财政资金资助相关活动，市、区两级党委和政府投入行政力量推动读书月活动的开展；专家指导指的是专家指导委员会针对读书月活动策划及市民阅读活动进行辅导；社会参与指的是以“深入基层、深入社区、深入群众”为方针，充分调动全市民众的参与热情；企业运作指的是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确立为承办单位，统筹并发动相关企业参与读书活动的具体承办；媒体支持指的是中央到地方、平面媒体到数字媒体全方位报道和刊载读书月的信息。尹昌龙主编：《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等阅读活动。例如，2005年推出的市民文化大讲堂，其宗旨是“弘扬人文精神、发展公共文化、丰富市民生活、提升城市品位”，通过邀请逾400位中外知名人文社科学者举办公开演讲和讲座论坛为市民普及历史、文学、艺术、民俗、财经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成为以市民参与为主体的公共文化活动典范。又有深圳晚八点以公共对话为特色，自2008年在深圳书城推出晚八点的新阅读活动后，不少深圳人下班后过来席地而坐，聆听名家的声音，分享自身的感受，这也是文化与日常生活相融合的典型案例之一。在深圳读书月的驱动下，以后院读书会、三叶草故事家族、小津概念书房、99人书库等为代表的一批民间阅读组织在深圳涌现，为推动公共阅读文化的社会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尹昌龙认为，以年轻、受教育程度高、三口之家为特点的移民城市较易催生民间阅读组织¹，而2004年行业协会服务署和2007年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成立促使过去零散的线下和线上读书会得以整合，这些民间阅读组织在“文化立市”的战略背景下日趋规范化，2012年深圳市阅读联合会的成立更标志着全民阅读的社会参与迈入专业化轨道。遍及企业、学校、书店甚至线上空间载体的民间阅读组织在深圳读书月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致力于向市民大众推广阅读习惯、阅读方法和阅读资源，也在实践过程中塑造出自身的阅读品牌²。必须注意到，民间阅读组织不仅催动越来越多从各个省市来深打拼的移民因“阅读”而相识、相聚，这种基于陌生人的文化社群所特有的文化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也塑造出一种名为“深圳人”的文化气质，那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与充裕的物质生活之余回归宁静恬淡的精神世界。

从治理目标上看，公共阅读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不仅通过“互联网+”背景下阅读行为的全面普及领域细分在改写着全民阅读社会化参与的未来版图，更致力于推动整座城市的人文精神走向“善治”。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技术提升是全民数字阅读的第一步，通过2009至2013年间“深圳文献港”的开通及移动终端启动³、“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机”项目的推广⁴等技术升级的改造方式，助推深圳市、区公共图书馆服务平台在2012年统一合库，实现全市公共阅读资源的一体化和电子阅读资源的跨地域分享。又如，作为深圳读书月的官方网站，全民阅读网不仅对年度阅读活动进行集中展示，以阅读博客大赛、华语校园网络文学大赛、全国青工网络写作大赛、全国中小学生网络学科作文大赛、地铁阅读季、手机阅读季等为子项目的线上阅读文化活动也在推动市民的多样化参与。又有“真人图书馆”的自媒体阅读概念，强调每个人都是一本有故事的书，号召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市民在城市的一些公共空间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推陈出新的模式使得这个以趋于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因阅读而产生文化联结。更重要的是，阅读的数字化升级不仅将阅读界定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而且促使阅读领域更为碎片化—其群体涵盖外来劳工、一家三口、残障人群，其活动囊括读书会、讲座、论坛，其眼界从古典文化延伸至现代科技，其类型遍布小说、诗歌、音乐、电影、建筑等一切艺术形式，其载体从纸质书籍到电子媒介。正因为参与群体、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的丰富多元带来了阅读边界的纵深拓展，这些充满欢乐、梦想与共享的阅读行为恰恰印证了深圳文化的精神气质—“城市推崇阅读，阅读改变城市”。

1.尹昌龙主编：《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0～101页。   2.诸如后院读书会的“阅读接力—一本书能走多远”“城市萤火虫换书大会”“走读”，三叶草故事家族的“绘本剧大赛”“妈妈宝宝好书榜”等品牌已发展为深圳读书月的重点项目。   3.彭立勋主编：《文化治理现代化与文化发展新常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2页。   4.彭立勋主编：《城市文化自觉与文化深圳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5页。

四、结语

学者高小康在2018年“新时代与特色文化小镇”会议上谈及，当前城镇再开发过程中主要倚重于政府的行政规划和企业的投资经营，这一思路的弊端在过于强调规模扩张和资本效益，而空间生产的终极目的理应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文化的价值对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解决城市快速更新导致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濒临重组、城市社区和新移民趋于碎片化、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缺位、城乡二元结构鸿沟突出等一系列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公共文化活动的举办不仅着意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更重要的是召唤起居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治理”这一理论命题是基于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和城市公共事务管理而提出，在中国则涉及政府与社会通过协商民主的治理结构来达到“善治”的治理目标。在具体的战略设计层面，除了构建文化治理的框架体系和广泛吸收中外经验之外，必须注意到文化治理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双向并轨的内在关联—正是因为城市更新面临的发展瓶颈是必须关注人居生活的空间正义和地方文脉传承，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共性”和“人民性”故而成为应对这一问题的良方。具体而言，以多中心治理为内核的“政府－社会”双元主体治理结构、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的IP化与数字化，可视为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文化解决方案。

如何以文化的公共性来消弭城市更新导致的“城市病”？经历过快速工业化而使一座小渔村迅速发展为现代都市的深圳有其独特的制度性经验。早在经济特区创立初期，深圳的定位确立为在国家设立的经济区域内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构建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随着经济体量的迅速增长和物质文明的快速积累，深圳自新世纪以来出于“土地、能源、人口、环境”的难以为继而必须向高科技附加值的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转型，城市发展也从“经济深圳”向“文化深圳”转型。在“文化”这一城市定位的驱动下，深圳市委、市政府将特区的文化建设从创立伊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拓展为“文化立市”“文化强市”“深圳文化创新2020”战略目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随着大幅进行治理结构、治理对象和目标的全方位改革。“图书馆之城”建设恰恰是深圳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缩影：不仅以“阅读”作为核心IP来塑造城市的文化品牌，更透过大批覆盖全市（区）的公共图书馆兴建、丰富多元的阅读文化活动的开展、阅读文化的数字化提升等举措来打造深圳的城市人文精神。总的来说，深圳的经验在于向那些正在或即将进行大面积城市更新和空间改造的地方提供一套“政府如何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创新启示。

作者简介：李丹舟，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广东深圳 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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