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模式：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改革开放40年深圳现代化发展成就的理论阐释

作者：谢志岿  李卓  2019-12-03 15:30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深圳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政府引领、市场竞争与社会力量参与“三个引擎”共同驱动下，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成功的发展实践，被冠之以“深圳模式”。深圳的现代化发展，符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现代宏微观经济学所界定的经济发展规律，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同时蕴含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与拉美等后发现代化国家相比，深圳模式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又避免分利联盟左右公共利益，维持了社会总体稳定。这为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这是深圳模式对现代化发展的最大贡献。

[摘要]深圳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政府引领、市场竞争与社会力量参与“三个引擎”共同驱动下，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成功的发展实践，被冠之以“深圳模式”。深圳的现代化发展，符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现代宏微观经济学所界定的经济发展规律，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同时蕴含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与拉美等后发现代化国家相比，深圳模式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又避免分利联盟左右公共利益，维持了社会总体稳定。这为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这是深圳模式对现代化发展的最大贡献。

[关键词]深圳模式 客观经济规律 世界潮流 中国特色[中图分类号]D619.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575（2019）01-0097-14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4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2%升至2015年的15%，创造了“中国奇迹”。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曾说“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¹。中国的发展吸引了许多政客和学者的目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用以描述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因素和路径。而深圳，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198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建立特区，在不到40年时间里，深圳由东南边陲一个不到3万人的小镇，发展成为人口和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城市前列，创新力和影响力卓著的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城市化的奇迹。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发展寄予厚望，希望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这既是对深圳的期望，也是对深圳发展成就的肯定。

1.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中国：龙的世纪》，《趋势》杂志网站。访问时间：2017年12月21日。

深圳的发展，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得益于制度创新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是一代代深圳劳动者干事创业奋斗的结果。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路径和模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面，解读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如尤建新等考察了深圳的创新模式¹，Donnell则认为深圳是资本化手段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经济自由化实践远超出新自由主义的城市发展模式²。也有一些研究，对深圳及至中国模式存在偏见乃至歪曲的解释。

“模式”是各种要素的规范组合以及与外界的关系规范，它标志着事物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概括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与演进过程。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发展模式”，意味着深圳模式中蕴含着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独特的发展规律。然而，放眼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界发展的大势，深圳乃至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中的一瞥，是世界经济繁荣和全球经贸联系日益密切的一个最具活力的典型。深圳乃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打破了哈耶克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而最终必然“通往奴役之路”的悲观论调，成为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要素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范例³，成功避免了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在由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社会主义派认为把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的做法是一种幻想的观点。许明达认为，深圳的发展道路是一条西方市场国家从未走过的线路，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发展之路，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实践，“深圳发展模式”已经初具雏形⁴。已有文献从深圳发展成就以及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其发展模式进行了刻画，但没有系统探究深圳模式何以成功的机制或者规律。笔者认为，讨论深圳模式，不仅要看到深圳的发展成就，分析深圳成就背后的经济、社会、治理原因，还要将深圳的现代化发展放在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的长时段和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更好地理解深圳模式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本文将对深圳现代化成就的原因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讨论。在此基础上，从现代化的长时段和大背景下，对深圳模式进行探讨，并对一些关于深圳和中国模式的错误认识进行辨析。

一、开放、分工与产业聚变

深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说尽占“天时、地利、人和”。中国适逢其时的开放，为深圳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国门重新开启，国家发展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改革开放的潮流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正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时代的潮流，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发展高附加值、低耗能的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将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国外转移。伴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丧失，并将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

1.尤建新、卢超、郑海鳌、陈震：《创新型城市建设模式分析—以上海和深圳为例》，《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7期。   2.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Learning from Shenzhen：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 P20.   3.黄蓉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   4.许明达：《“深圳发展模式”初探—深圳产业结构20年演化的实证考察》，《特区经济》，2000年第10期。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和国家发展大势，主动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

深圳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极大方便了香港、新加坡地区的产业转移，容易接受香港等现代化大都市的辐射带动作用。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汇报后，做出了设立经济特区的决定，深圳也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成为改革的试验田。来自香港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纺织、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投资深圳，为深圳的发展注入了原始的动力。地理位置的优越、优惠的政策、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在这一段对深圳吸引外资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80年代的深圳由此纳入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等相对优势，按照“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的方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出口创汇型经济。“三来一补”为深圳产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为深圳日后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金和先进管理经验。国内外投资者的集聚，逐步形成规模效应，随着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深化，电子信息产业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得以集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以加工装配为主的低附加值环节逐步向自主研发等高增值产业链环节延伸。时至今日，深圳已经具备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电子产业为例，目前，深圳及其周边地区已形成全球产业链最完整的计算机、通讯、微电子等产业配套市场，“高新技术产品制造所必需的零部件和材料完全实现本地采购和周边采购，基本实现电子产品部件的即时配套”²。产业集聚带来的潜在影响是创新和溢出效应的产生，目前，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具备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乃至售后服务这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华为、中兴等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在深圳成长壮大，大量的创意和创新在这里产生，深圳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在逐步提升，与香港“前店后厂”的格局向更高层次的合作迈进，深圳制造正向深圳智造转变，曾在深圳现代产业发展初期起重要作用的“山寨文化”趋于式微³，产业发展生态日趋完善，产业的集聚、溢出、裂变效应明显。

深圳通过加工贸易积累了“第一桶金”的同时，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也在悄然调整，深圳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自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产业集群，经济结构由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农业经济转型为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经济体系渐趋成型。成为发展速度较快、发展质量较高、经济规模总量在全球城市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线城市。

二、产权、制度与科技创新

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让投入者有合理回报，是一切产权制度的核心要义。如果说深圳的崛起源于独特的历史机遇、区位优势和宽松的政策环境，那么，让投入者得到合理的回报，则为深圳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健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利益诱因和动力源泉。如今深圳依然保持着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十二五期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9.6%，

1.2乐正主编：《深圳之路》，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6、146页。  3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Learning from Shenzhen：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2016年同比2015年增长11.4%¹，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这得益于深圳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和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也得益于深圳市委市政府积极作为，不断优化政府公共职能，对劳动、资本以及知识等产权的保护，通过制度保障投入者获得合理的回报，激发了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涌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动。

产权，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意指生产要素所有者对自身所有要素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等权益。合理的产权保护制度可以有效激发产权所有者的积极性。诺思等认为，“应当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否则，“如果私人成本超过了私人受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去从事活动”²。

产权保护一直是深圳市制定经济政策中的重要部分。目前，深圳各类要素市场的法规体系已比较健全，有效维护了各类要素市场的正常运行。无论是劳动、资本还是土地，凡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要素合法经营、诚信劳动都会获得与其投入相对应的收益。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例，当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地区还在吃“大锅饭”的时候，深圳已经开始鼓励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劳动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实现致富。深圳从制度层面不断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1983年8月26日，颁布《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以政府规章的形式打破固定工制，实行劳资双方双向选择，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用工制度，首开劳动力商品化先河，激发劳动者活力；1986年，在全市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对企业干部职工实行合同化管理，进一步确立了劳动者择业自主权和企业的用人自主权；1994年8月，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劳动合同条例》，劳动合同制成为深圳企业最主要的用工形式。一系列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不断优化了劳动者的收益结构，极大地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注重保障多数人利益，构建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这也是为什么能够吸引大量劳动力由全国各地涌入深圳的原因之一，给予劳动者与其劳动投入成比例、远高于内地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工资，在一定时间内为深圳创造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有利条件，这也促进了深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

深圳较早开展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在国内较早着手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建立“国有资产委员会—资产经营公司—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监管和运营新体制，实现了政企分离。同时，积极探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地位，首创国有出资人制度，实现了资产所有者职能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分离³；同时，重视培育民营企业，对外来投资者的利益予以保护。近年来，深圳市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通过设立深圳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中心，积极探索投资者权益救济新渠道；重点打击社会影响恶劣的非法证券活动；推动上市公司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维护投资者知情权、参与权与市场信心等措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深圳证监局大力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及时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组织对辖区上市公司的章程逐家进行审阅，对公司章程未明确现金分

1.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5页。  2.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3.乐正主编：《深圳之路》，第22页。

红规定以及未按照章程实施分红的公司，逐家实施约谈，引导、督促有关公司制订股东回报规划、完善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明确分红政策，并通过修改公司章程予以固化，通过公开披露增强透明度和约束力，切实让投资者得到公正合理的收益。

为保护劳动者的智力成果，近年来，深圳市严格贯彻落实《国家专利法》，2008年4月1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教育、培训、宣传和执法工作，促进自主创新，维护全市市场经济秩序。2017年，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目前，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共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近10.7万件，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PCT国际专利占全国的43.1%¹；仅2016年，深圳全市共申请专利145294项，其中发明专利56336项，PCT国际专利申请19648项²，在专利数量上深圳较国内其他城市具有较大优势。当然，深圳的创新孵化能力目前也得到了世界认可，到2016年，全市拥有不同级别的创新平台1493个；2017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题为《深圳已成为创新温室》的长篇报道指出，深圳通过加大创新投入，降低创新成本，采取开放式创新等策略，吸引了许多热衷于开发新制作方法的企业家，正在改写世界创新规则，形成创新型企业集群。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创新驱动是深圳在越过重工业发展阶段弯道超车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动力。罗斯托在解释欧洲“起飞”的问题时，将科学革命作为分水岭³。乔尔·莫基尔认为，技术演变处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⁴。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知识和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源泉⁵。从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史来看，科技进步的确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熊彼特指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最终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创新者能否得到金融上的支持，有效的资本市场背后，是一整套有效的金融制度⁶。也就是说，使新想法、新理念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生产力，还需要一系列经济、金融制度的支持。与熊彼特不同，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创新对社会的影响，有赖于产权制度的界定，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提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兴起，其根本原因不是技术进步，而是能够激励技术进步的制度框架，尤其是关于产权的制度框架。西方社会崛起的真正动力是产权保护，特别是对企业产权、知识产权以及继承权的保护。

这些对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极具洞察力的分析，给深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20世纪80年代起，良好的市场环境建设和产权制度改革便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全过程。与内地一些地区“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方式不同，深圳市政府部门一开始就扮演着“有限政府”的角色，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引导，而不过多的涉足企业经营问题，无论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还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政府更多的时候是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运行搭建一个制度框架，而具体的表演则交给经济舞台上的主体，甚至有时会提供税收等政策方面的优惠。

1.龚霏菲、王珩：《今年深圳继续实施最严知识产权保护》，《深圳商报》，2018年05月25日。  2.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365页。   3.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  4.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华夏出版社，2008年。  5.Paul 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1986.   6.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3～74页。

深圳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等多种形式对劳动者的权益、科技人才智力成果以及民营企业的资本投入等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营造了一个鼓励创新行为、支持创新活动、保护创新成果的良好创新环境，有效吸引、集聚了全国甚至全球的创新资源，形成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模式和创新环境。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深圳不断推动金融创新，减少创新创意落地环节，减少从科技研发到生产力转化距离，尤其重视对产权的保护，尽可能激发各种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创新的积极性。

为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深圳积极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科技企业发展和科技人才利益以制度保障，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贡献率。1987年，深圳在国内率先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提出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个人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投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获得对其智力产品的红利收益；1998年，颁布《深圳经济特区技术成果入股管理办法》，成为国内最早制定技术成果可以出资入股的城市之一；1993年5月，颁布《深圳市企业奖励技术开发人员暂行办法》，以资金及政策优惠等形式鼓励企业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当年6月，再次颁布《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对内地科技人员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优惠政策；1994年，专门涉及知识产权的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出台；2000年10月，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成立，主要交易对象为高新技术成果、项目以及成长型企业产权，为深圳及全国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提供了平台，实现以市场化机制为科技成果定价；2009年10月，深圳率先成立全国区域性非公开科技企业柜台交易市场—深柜市场，为中小企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包括私募融资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在研究开发、投资担保、人才引进、技术入股等方面为科技创新和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尊重智力成果，发挥人才作用，提升了各类人才来深就业、创业的积极性，促进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

与此同时，深圳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为鼓励金融业发展，2003年颁布《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2007年又出台《深圳市金融产业布局规划》和《深圳市金融产业服务基地规划》，不断加大对金融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提供最优惠的政策、最优化的环境和最优质的服务，目前金融业已经成为深圳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¹。资本市场的形成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扩展了融资渠道、优化了资源配置，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创新产品从研发到上市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综观深圳发展模式的成功，最基本的经验在于尊重产权，尊重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为此，政府与市场环境和社会力量形成了良性互动，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下，成功实现推动经济发展由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等原始因素，逐渐转变为依靠创新力驱动。仅2016年，深圳市科技经费支出占当年GDP的6.3%，同年，深圳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7847.72亿元，比2015年同比增长10.6%，占GDP比重40.3%²，由此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在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尊重产权、尊重市场，也塑造了深圳的企业家精神，给知识、资本和劳动以合理的价值回报，成为深圳企业家的重要经营理念和原则，以华为、万科等为代表的公司，在股份化过程中推行的员工持股计划（劳动雇佣资本），为公司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与活力，也为深圳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最佳的注脚。

1.乐正主编：《深圳之路》，第522页。   2.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第5、369、46页。

三、移民文化、契约精神与交易成本

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契约精神。现代契约精神起源于16世纪至17世纪市场经济和商品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由于这些地区人口流动性较高，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扩大“社会信任”的范围，建立更稳定的交易关系，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交易实践中，逐渐建立了“契约关系”。契约精神是公民德行的一种表现，通过对彼此权利义务的尊重，逐步建立起陌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由此可以降低为达成交易而进行反复谈判的成本和交易产生后进行事后监督的成本。

交易成本是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中，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于信任关系和契约精神的培养。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通过比较美法德意日韩以及中国文化中蕴含的特质及其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大企业发展的影响，提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经济繁荣是由该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即信任程度决定的¹。与福山对社会信任程度的重视相似，普特南提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并将其定义为社会资本²，具有相互信任关系的人倾向于相互合作，降低了违约的可能性，促进了市场交易的繁荣和发展。诚信是契约精神的一种体现，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

深圳由一个以熟人社会、宗族社会为基础的沿海小镇转化为一个移民占主体、人口快速流动为特征的生人社会，深圳移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对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十分有益。移民社会与其他本土人口占主体的社会不同，社会个体之间缺乏持久且浓厚的宗族、血缘和乡土地缘等纽带，缺乏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社会基础，也缺乏传统的聚落或社区舆论或团体压力机制，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多依靠陌生人社会之间的信任机制，而非熟人之间的裙带关系，这体现在深圳对契约和法治观念的重视，契约精神也因此深深的熔铸在深圳企业家的骨子里。万科创始人王石指出，深圳商人靠的是契约，契约精神是深圳商人内在的基因，而这种精神更多的是建立在平等、自由而非特权基础之上，这也是深商区别于传统的徽商、晋商、浙商和潮汕商人等四大商帮的重要特征，其结构构成上真正地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特征³。

除了契约精神，移民文化因为其独特的人口结构与特殊的生存压力，还产生了其他一些特质，如移民文化更具开放包容、开拓创新精神等，这些特质与深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息息相关，这一点众多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⁴。深圳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形成了以创新、开放、包容、公共精神、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市场意识以及科技、效率和务实精神等为特质，与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相对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⁵。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一种适合现代性精神的文化，对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深圳移民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具有很强的优势。深圳文化原属于岭南文化的一个分支，特区成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数量迅速超过了原住居民，加之

1.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   2.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3.范京蓉、曾洁：《深商成功体现契约精神》，《深圳特区报》，2013年12月27日。   4.王京生：《深圳十大观念》，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年。   5.谢志岿、李卓：《移民文化精神与新兴城市发展：基于深圳经验》，《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海外其他国家人口的流入，深圳人口逐渐多元化，形成了文化的色拉盘，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¹，各种文化群体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因此“来了就是深圳人”，一句话道出了深圳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博大情怀，也降低了外来人口在深圳就业、创业的心理门槛，这对吸引资金、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深圳城市建设的主体是外来流动人口，而那些离开家乡到深圳创业和工作的移民，大都怀抱梦想，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不远千里，离开家乡来深圳打拼，陌生的地域、陌生的环境造就了这些人敢打敢拼、吃苦耐劳的精神，唯有如此，才可能生存下去。他们不满足于原生活地区的生活，具有追求新的生活的激情和梦想，也更愿意为了生存而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些流动到深圳的“淘金者”要比普通的劳动力更具开拓精神，这为他们在深圳干事创业塑造了优质的个人品质。创新精神是深圳移民文化的另一个特质，也是深圳经济社会得以发展的精神和灵魂，上一节对此已经进行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包容、进取、重视诚信和契约精神的城市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与降低营商成本、产权保护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力量共同为深圳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由于没有占垄断地位的社会圈子和地域文化，没有排外的社会气质，重产品、重能力、重契约而不是重社会关系，使得市场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这也是国内许多企业成立在外地但最终选择将公司总部设立在深圳的原因之一。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为深圳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市场、顾客与服务文化

率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进行探索，是深圳经济特区对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使命和贡献²。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内地仿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企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深圳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赋予一定区域的国土实行“例外主义”，探索发展商品经济的路子³。市场和计划是配置资源的两种不同的手段，且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意志对资源的配置影响较大，因此，“找市长”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关系社会中，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宝。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当市场供需关系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时，企业的生存发展则更需“找市场”。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并通过这一机制配置资源，是深圳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制度基础。

企业赢得市场的两个基本手段即产品质量和价格，但是，随着科技创新的扩散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价格逐步接近时，企业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服务—显得尤为重要，其内涵也更加丰富，不同企业间也难以完全复制和趋同。服务逐渐成为企业竞争的焦点，关乎企业的生存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服务文化是深圳城市文化特质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另一

1.马敏、谢志岿：《移民社会与深圳城市文化特质》，《特区实践与理论》，2017年第3期。   2.方映灵：《深圳经济特区发展体制改革初探》，《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庆出版社，2018年，第173～180页。   3.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Learning from Shenzhen：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个重要体现。国营企业因为其经营模式僵化，对经济绩效重视程度不够，“铁饭碗”“大锅饭”对员工的有效激励不足，员工依然作风散漫，不仅效率低下，服务态度更是令人难以接受。深圳的经济结构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具有明显差别，国有经济、中外合资经济、股份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多种成分并存，不同的经济派生出多元的亚文化，服务文化便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文化元素¹。

与传统的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市场、在顾客，对效率和市场的依赖性更强。作为内地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深圳企业家和员工都具有浓厚的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形成了一种企业要生存、要发展，需要“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的理念和行为方式，这是民营企业在市场化生存竞争压力下形成的一种突出的思维观念。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体现在深圳的绝大多数企业文化之中，成为企业吸引和留住顾客、争取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著名通讯企业华为一直以来都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旨在为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品质，推出了24℃服务理念，力争在任何一家华为专卖店，顾客都能享受购买无忧体验和产品享乐体验，以及热情、专业、高效的服务²。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提高顾客对产品和企业的认可度。当然，深圳企业的服务理念也体现在众多日常的细节之中，比如，如果一名顾客在就餐时手机临时需要充电，深圳几乎每一家餐馆，都可以满足顾客的这一需求，而相形之下，上海、北京等全国著名的商业中心城市，很多餐馆包括知名连锁餐饮企业都不为顾客提供这一服务。

这种以顾客导向的企业价值理念，是深圳众多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也是目前深圳城市竞争力的源泉。今天，国内众多的省份和城市，不惜出台较大力度的政策优惠加入人才争夺大战，据《2016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当年深圳年轻人口净增率达22.53%，仍居全国城市首位，而同期北京、上海为7%左右，广州则为负10%³。在深圳，尽管现状大学规模偏小，但是，全国其他地区重点大学培养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会流向深圳，为深圳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智力支持。这一方面取决于深圳高端企业云集、个人职业发展前景广阔这一经济诱因，同时也得益于深圳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公共服务氛围，城市移民文化等软实力，正在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五、法治、共治与社会变迁的秩序供给

经济发展，离不开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关于变迁社会中的秩序形成，以往的学者曾经有过经典的论述。社会学鼻祖孔德和迪尔凯姆都曾对此进行了讨论。迪尔凯姆提出“失范”一词来刻画变迁社会中容易出现混乱问题的现象。他认为，当社会变迁时，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行为规范尚未形成，在这一空档期，社会容易出现混乱。著名政治学学家亨廷顿分析了变化社会中政治秩序形成的机制。通过比较世界不同国家发展历程，发现国家间（政治稳定状况）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统治形式而是统治的有效程度。为此，他运用政治动员程度和社会组织程度两个概念来分析一个国家现代化历程中政治秩序稳定与否。在他看来，政治秩序的形成不仅在于民主化程度的高低，而且也在于将民众有效组织起

1.马敏、谢志岿：《移民社会与深圳城市文化特质》，《特区实践与理论》，2017年第3期。   2.《华为24℃服务理念 用脉脉温情感动用户》，http://tech.ifeng.com/a/20180410/44944076_0.shtml，2018年4月10日。   3. 《2016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http://tech.qq.com/a/20160504/028122.htm#p=33，2016年5月4日。

来，如此才能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混乱和无序¹。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在二战后纷纷走上现代化进程，但是却遇到了诸如军事政变、寡头政治等问题，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不能自拔，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简单地套用英、美等成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在类似现代“民主”的制度下，民众要么被广泛动员起来，缺乏一个有效组织的政党；要么在某些政党夺取政权后，过分压制民众的政治参与，从而导致社会出现混乱、腐败和动荡。

那么，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良性的社会秩序呢？与孔德将社会秩序的建立寄托于神道教哲学的宣扬和迪尔凯姆将重建社会团结的纽带寄托于职业团体的发展不同，亨廷顿将政治秩序寄托在一个既能吸纳民众广泛参与，又能将民众有效组织起来的有效政府，因此一个强大的政党或者政府对于有效治理必不可少。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型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是一个独特的优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保持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和主动性，也是必须注意的问题。

深圳信奉“有限有为政府、有效有序市场”这一信条，尊重市场、重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尽量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注意通过法治来维持市场秩序，规范政商关系；又充当看得见的手，通过必要的规划、财政和金融干预手段，依靠市场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深圳获得立法权之后，积极推进依法治市，在经济立法、社会立法和行政立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为规范市场价格，应对价格失灵，1995年11月深圳制定特区第一部地方性价格管理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价格管理条例》；1999年1月，深圳市委做出《关于加强依法治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的决定》，提出从九个方面实现行政机构和行为法定化，规范政府行为，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廉政建设，建立“高效、务实、廉洁”的服务型政府；2000年10月，发布《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对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各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实行统一审查、统一要求、统一公布，凡不按“三统一原则”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执行效力。深圳还建立了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通过前移审查关口将政府行为导入法制轨道，为政府重大决策、行政行为及重大合同行为提供法律意见，有效避免了决策错误和行政违法。为规范行政审批权，完善商事登记制度，健全市场监管体制，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放宽登记条件，降低准入门槛，推行注册资本登记改革，变“实缴”为“认缴”，企业注册程序更加便捷，注册成本大大降低。

在通过法律手段规范行政部门的审批手续的同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及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商事制度改革。2001年上半年，深圳宣布推行“政府提速”运动，目标是进一步革除一些政府部门懒散和僵化的作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2003年，市政府颁布《关于为我市大企业提供便利直通车服务的若干措施》，要求“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设立大企业‘直通车’服务窗口，为大企业提供业务申请、咨询、指导、督办及投诉受理等服务。近年来，深圳紧紧依托互联网给社会治理带来的便利和契机，大力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2015年7月，深圳即在全国率先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经过几年的实践，深圳商事改革不断走向完善，2018年7月3日，深圳出台《深圳市2018年推进“多证合一”信息共享改革工作方案》，逐步将包括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等在内的涉及40多个部门的30多个证照“合一”，通过行政审批部门间的数据共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3～86页。

享，基本实现企业“一表申请、一次登记、一码通行”¹。深圳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打造智慧城市新动力”、营造更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等改革任务。深圳市政府积极推动各行政部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重构审批业务规则，通过全程网上办理，实现申请人和审批窗口工作人员不需要见面就能审批办结的“不见面审批”模式，在市场监管、人力资源保障、公安、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等领域推出11类100个“不见面审批”服务事项“100%网上申报、100%网上审批”，极大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降低了各市场主体办事成本²。政府的高效服务，降低了营商成本，极大地促进了营商便利化，政府对市场较少的直接干预，也使得深圳成为中国内地市场经济发展最成熟的地区³。

对产权的尊重保护以及一系列制度创新，也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业活动，截至2018年6月，全市商事主体达319.7万户，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是全国商事主体规模和密度最大的地区。除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市场要素流动和法治手段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深圳还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完善收入分配，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为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积极动员和组织深圳市民和社会组织加入改革发展的洪流中去，不断转变执政理念，让权于民，让权于社会组织。率先在全国探索实行社区居民民主选举、推进业主委员会依法自治管理，建立起社会听证制度、民生民主、人大代表工作室制度以及社区居民自治等多种形式的民主机制，保证社情民意充分反映给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从而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政府在动员基层民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同时，还不断加强对民众的组织引导。深圳通过购买服务，实现“费随事转”，以项目性资助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式合作伙伴关系。为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社会组织发展规范实施方案（2010－2012年）》和《推进政府职能和工作事项转移委托工作实施方案》，从体制机制上拓展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凡是能够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积极移交社会组织承担；凡是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要切实履行好。深圳市民政局在2010年公共服务白皮书中，提出“加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的能力建设……提升社会组织运营能力和社会公信力，将社会组织培育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深圳市实行行业协会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推动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探索行业协会及其他组织直接登记，为社会组织发展让渡空间。通过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引导，将公民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关注和意愿表达纳入法制化、有序化的轨道，使社会组织成为深圳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初步形成多元治理的新格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秩序提供者，也不再是惟一的社会治理者，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构建起了多层次、多主体的多种主体共治格局。

六、深圳模式：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中国发展缩影

本文回顾了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成功的一些主要因素和这些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分析了深圳经济崛起的条件、从加工出口贸易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调整，分析了一个有为但有限的政府在深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深圳移民社会

1.李佳佳：《“三十证合一”，深圳商事制度改革继续领跑全国》，《深圳商报》，2018年7月13日，A02版。   2.深圳市人民政府：《审批不见面，办事零跑腿》，htt p://w w w. s z.g ov.c n /c n /x x g k /zf x x g j/zwdt/201806/t20180628_12295019.htm，2018年6月28日。   3.何泳：《深圳新登记外资企业大幅增长》，《深圳特区报》，2018年7月18日，A01版。

文化特质和服务文化理念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深圳政府部门如何在实现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发现，深圳的发展成就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个引擎”共同驱动的结果。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深圳经济腾飞的核心机制，政府因势利导不断制度创新是实现这一成功的重要保证，各个市场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禀赋艰苦创业的执着，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深圳无疑已经具备了道格拉斯·诺思所言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亨廷顿提出的“有效的统治”的特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界定产权，并为产权提供制度保障等激励机制，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形成民营经济比例较高的经济格局；通过市场杠杆和科学规划的引导，成功实现由加工出口贸易到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通过契约精神和城市文化的培育、制度法规的制定完善，为深圳经济社会营造了鼓励创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社会环境。

回顾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离不开各项制度创新。从经济特区的创立，到各类产权保护制度和法治环境的形成，到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都与改革开放的制度创制有关。这赋予了深圳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就是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中央通过为深圳提供宽松政策环境的支持，使得深圳获得了内地其他省市发展所不具有的制度环境，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社会各种活力和创新动力竞相迸发，新的想法可以快速落地实践，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在这里得到了生动实践。有为但有限的政府管理，是深圳模式的一大特色。

深圳的崛起源于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国际贸易体系逐步建立，深圳积极主动切入国际分工体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中国的发展符合世界的需要，一个发展的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远比一个落后的中国要大。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为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空间。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香港一水之隔的地理优势，为深圳承接劳动密集型以及部分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奠定了先天优势。深圳对于国际环境的判断与历史发展机遇的把握是其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发展动力和发展结果上来看，创新型驱动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及深圳社会有意识引导的重要方向。目前，在适当的政策引导和创新驱动下，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且，与一些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不同，深圳在发展过程中，成功避开了奥尔森所描述的分利联盟¹。尽管深圳经济总量很大，国际国内知名企业云集，但是这些企业并未形成利益联盟来对公众以及政府机构施加影响，从而谋求个人的私利，也由此避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政治格局为利益集团所左右而引发的乱象。由于有效的治理、充分的民众动员、共建共治共享体制的建立，也避免了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移民社会所具备的契约精神和法治理念，使得深圳人形成了较强的公共精神，深圳的志愿服务精神远近闻名，被称为“志愿者之城”；市民积极参与各项公共领域，成为深圳社会真正的主人，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主体作用。

从对深圳发展原因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成功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政府管理创新和社会文化创新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创新是深圳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深圳经济上的成功，符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现代宏微观经济学的

1.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涨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3年。

基本规律，是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一座城市从落后的农业区域成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转型的典型案例。因此，深圳的成功，并不是违背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内在规律的“非典型”成功，而且她的成功具有世界范围的可学习性和可复制性。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还是从促使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些关键因素来分析，均没有突破以往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发展理论所包含的因素，只是对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府影响最小化”主张进行否定的一个典型案例¹。首先，从发展经济学来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走过一个从模仿学习到逐步创新的过程，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从“三来一补”的出口加工模式，到成为国家创新创意之都的过程，走的就是一条后发现代化地区典型道路；其次，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强势政府的影响和推动，在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力量同样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是政府到位而不越位的角色，恰恰为深圳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在政策空间，无论从中央的政策优惠到深圳本土的社会治理都体现了这一点；第三，从交易成本经济学或者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交易费用的降低以及要素所有者的有效激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深圳在发展过程中，明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政商关系，以及移民社会缺乏传统惯性思维束缚，而具备强烈的契约精神、法治意识等条件，都对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积极意义。产权的保护和配套金融市场改革、融资渠道的拓宽，劳动力、原料和资金的配套能力，使得深圳成为全球创新的温室，并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创意、技术和大量资金的涌入，强大的创新能力与配套制度的完美结合，刺激了深圳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总之，深圳经济的发展是一种符合经济学规律和世界发展潮流的发展实践，有为但有限的政府（干预）、对创新的宽容与鼓励、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对经济发展长远的规划，都是深圳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当然，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也有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不一样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发展资源的集中动员、产业规划和对诸如分利联盟的限制等。作为一种国家能力，这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防止出现发展陷阱。正是合规律性与合国情性，构成了以深圳为代表的发展模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也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一些西方国家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低人权、低自由、大政府的发展模式，这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实践，体现了深圳社会、政策环境对人的要素的保护和重视，无论是人的劳动权、智力权以及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都得到了制度化保障；不断创新发展，为市场经济要素的交易、流动创设平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精神理念，无不体现出整个社会对自由的尊重和热爱；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科学规划，更体现了一个大国政府在谋求治理的现代化与有效性的努力，到位而不越位的政府管理体制，更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特色之一。

1.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Learning from Shenzhen：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当然，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是照搬西方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而是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具有自身的特色。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使中国成功地从世界欠发达地区变成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这种转变及其背后成功的原因，值得各国研究和借鉴。诚然，深圳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并非十全十美，也走过一些弯路、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仍存在一些偏差和不足，但也并非如一些意识形态偏见者所歪曲的那样，是一种异端。恰恰相反，中国道路在目的、手段上符合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中国国情，在发展效果上也有益于世界现代化进程。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发展道路与世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基本规律的契合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宜过分强调特殊，更不是异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可学习可复制的基础。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在一些核心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体制方面，如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体制，是符合世界潮流的，符合现代化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一些学者片面以政治制度的差异解释中国发展，忽视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世界现代化发展在上述基本政治价值和基本经济理论、经济规律的契合性，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容易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世界发展潮流相对立。另一方面，我们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要坚持基于中国国情所发展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制度优势、理论优势。苏联、东欧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表明，单纯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并没有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持续稳定地获得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许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确保中国区别于东欧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繁荣稳定发展的X因素。

作者简介：谢志岿，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所所长、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广东深圳 518028；李卓，河北省公安厅公务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河北石家庄 05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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