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讲真话”的伦理意蕴

作者:杨竞业  2019-12-09 17:11  新传播    【字号:  

“讲真话”的人有正气,有底气,生和气。“讲真话”是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的实现方式。“讲真话”的伦理包括促进人格完善的德性伦理、和谐人际交往的文化伦理和繁荣国家事业的民族伦理。人们只有把“讲真话”看做是一种正当权利和合理义务,看做是良心体现、道义行为和不可推卸的发展使命,才能真正破解妨碍人们“讲真话”的伦理困境,创造一个人人敢讲真话、爱讲真话、善讲真话的良好环境。

[摘要]“讲真话”的人有正气,有底气,生和气。“讲真话”是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的实现方式。“讲真话”的伦理包括促进人格完善的德性伦理、和谐人际交往的文化伦理和繁荣国家事业的民族伦理。人们只有把“讲真话”看做是一种正当权利和合理义务,看做是良心体现、道义行为和不可推卸的发展使命,才能真正破解妨碍人们“讲真话”的伦理困境,创造一个人人敢讲真话、爱讲真话、善讲真话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讲真话 伦理意蕴 伦理困境 现实的人[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575(2019)02-0041-09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是否“讲真话”的问题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社会上“讲真话”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是自觉了还是迟钝了,直接影响求真务实精神的发扬,直接影响诚实守信品格的形成,直接影响政府部门公信力的提高,直接影响强基固本工程的建设。因此,深入探讨“讲真话”的伦理蕴含,揭示人们不敢讲真话、不愿讲真话和不会讲真话的社会背景、文化心理和人性本质,提出破解这些问题的可行之策,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讲真话”问题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在当代中国,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群众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讲真话的问题。不讲真话,而讲假话、空话,将会危害国家安全,制约民族事业发展,影响优秀社会精神风尚形成。因此,“讲真话”的问题成为一个亟须高度重视和深入批判的重大现实问题。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一般项目“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文化贡献研究”(项目号:GD17CMR06)、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文化贡献研究”(项目号:ZK20170228)的阶段性成果。

1.领导干部不讲真话危害国家利益 

一个人“讲假话”是缺德的表现,“讲真话”则是诚实的表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有德性的人,这样一个人“在无关紧要的时候都爱讲真话,在事情重大时就更会诚实。他会拒绝不诚实的行为,认为那是耻辱”1。在当下,从中国官媒公布的信息来看,被查办的领导干部在落马前后的讲话判若两人,落马前言之凿凿,落马后悔之戚戚,前后对比,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这些领导干部“不讲真话”或“假讲真话”,并且不觉得羞耻。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精英和财富,是党和国家制定政策、落实政策、执行决定的“干事人”,这些人“讲假话”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国家利益。首先,领导干部不讲真话,就会吐露谎言,遮蔽事实,这种不诚实的表现直接造成他们身心不安、精神失衡和人格分裂,以致丧失健康。其次,领导干部不讲真话,就会捏造事实,歪曲真相,模棱两可,躲避责任,这在政治伦理上是伪善堕落的表现,它危害国家安全,影响政治稳定。因为这些人讲假话、空话,既可能扭曲现行政策,悬搁现实制度,损害群众利益,也容易误导党委决策,欺骗上级领导,模糊政策执行,造成政策落实与问题解决的阻隔,组织领导与群众认识的阻隔,职能部门工作协调的阻隔,等等。正是这些“阻隔”,造成党群、干群、社群之间的不信任,造成政策空投、公文空转、公务空行,增加社会成本,抬高发展代价。再次,领导干部不讲真话,就会造成政风不正,民风难正,社会风气败坏。诚实清正、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政风对社会风气起到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贪污腐化的政风则对社会风气造成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如果领导干部不讲真话,而讲假话,讲脱离实际的话,讲无病呻吟的话,讲故作高深的话,讲照本宣科的话,甚至“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其所形成的不诚实、不真实、不严谨、不负责的坏作风,就会败坏党风,侵蚀民风,恶化社会风气。

2.知识分子不讲真话制约民族事业

知识没有国界,但知识分子有民族归属和国家认同。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对民族事业和国家发展发生重要影响。古代社会的谋士、幕僚、资政、大学士无不对王朝执政治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在学术理论、文化艺术、教育传媒、商贸金融等领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这些人是否讲真话直接或间接制约着民族事业和国家基业的兴衰成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讲真话”是一个知识分子从事任何职业所应有的基本精神2。因为只有讲真话才有责任伦理。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也强调:“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对权力说真话,对任何社会的中心权威毫不虚伪地讲真话。”3讲假话的人就会丧失“话语权”这个“权力”,丧失话语权的人同时意味着丧失应有的道德能力。在封闭社会中,社会领域合一,其运行的是非市场经济秩序,独一无二的世袭权力或至高无上的政治独裁扮演着绝对权威的角色;在这种条件下,权力资本和人际资本主宰着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全部命运。但在开放社会,社会领域分离,其运行的是市场经济秩序,知识文化资本扮演着其他社会资本难于替代的重要角色,它甚至扮演着比经济金融资本更具有优势地位的角色;在这种条件下,知识文化资本与经济金融资本二者共同主宰着民族国家和个人的整体命运。在这两个类型社会中,封闭社会虽然存在一些知识分子、技术精英,但他们在绝对权力的支配下不能运用自身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来配置社会资源,影响政治决策,更准确地说,那些知识分子几乎没有机会发挥自身的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0、35页。   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38~140页。   3.[美]保罗·鲍威:《向权力说真话》,王丽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

的优势来参与政府决策或影响国家发展。与封闭社会所不同的是,开放社会奉行的是市场化原则,即尊崇公平公开、等价交换、民主协商的原则,知识和技术作为资本成为影响社会经济运行最为重要的结构要素,尽管经济金融资本对民族国家发展很重要,但它毕竟是在知识和技术所掌握的权力下发挥作用的。从根本上看,现代开放社会的“知本权力”和“技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日益紧密,前者对后者的渗透与影响越来越多且深入。由此看来,知识分子“讲什么话,怎样讲话”的问题对民族事业发展的影响就非常大。若知识分子“讲真话”,讲事关未来前途的话,就能促进民族事业顺利健康发展;若知识分子“讲假话”,或“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言壮语”1,就会制约甚至危害民族事业发展。对当代中国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3.基层群众不讲真话影响社会精神风尚

一个社会的精神风尚标示这个社会的健康状况。社会的精神风尚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政风,另一方面是民风。对政风问题,上文已做了分析,不再赘述。民风来自基层群众的生活习惯、生存方式和道德传统,正如勤俭节约、慷慨大方、诚实友善、知耻节制,就是良好民风的体现。一个地方的民风纯朴往往与基层群众普遍讲真话、树正气、做实事密切相关。与之相反,一个地方的基层群众不愿讲真话,假话就会盛行;基层群众不敢讲真话,托词就会流行;基层群众不会讲真话,冷漠就会风行。累于时日,虚伪和欺骗、造假和贩假、迷信和拜鬼等歪风邪气就会弥漫在群众生活中,以致“生活变得没有意味,没有快乐,没有信仰,没有真实感”2。对此,马克思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3显而易见,在民风败坏、政风不正的时代里,良好的社会精神风尚就难于形成。

总之,在社会生活诸个领域里,“讲真话”是一个真正的现实,“讲假话”则是非现实,非现实的东西是要批判和扬弃的东西。只要“讲假话”成为“潜规则”,“讲真话”就没有市场,“讲真话”的人就难于发展,甚至没有前途。为避免这种恶的后果,哲学就要出场,要以现实的批判去批判非现实的东西,即哲学要发挥“解释世界”的功能,阐明“讲真话”的伦理意蕴;哲学也要发挥“改变世界”的功能,为“讲真话”的人提供前进的正确理念。

二、“讲真话”体现多维健康发展伦理

“讲真话”蕴含着丰富的生活、交往与发展的伦理意蕴。“讲真话”的人是一个“求真道”、“务实事”、“致中和”、“促发展”的存在者,这样的人所讲之话对自我、他者和社会都发生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一)“讲真话”是成为好人的伦理品格

“讲真话”是求真务实的表现。惟其“求真”,才能“务实”;惟其“务实”,才能求真。求真务实的人往往具有直率、阳光的个性,也具有真诚、信任的品格。这样的人是一个有德性精神的好人。

1.“讲真话”体现求真爱智的伦理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8、463页。   2.[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王大庆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7年,第290页。

“讲真话”是讲真实的、正确的话。它是讲话者求真爱智的实际表现。“求真”是一种理性方法,它是人们从事生产和交往所需把握的权力,这个权力作为人们处理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前提条件。“求真”必然“爱智”。“爱智”是一种生活智慧,它反映人们渴望发现生活意义,追望本真生活状态,仰望终极至善的事物。

首先,“真话”是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真实确切的意义。“讲真话”的人有正气、爱求真。“正气”即是正人之气,带有振奋民心、提振信心的阳刚气息。“求真”即是追问事物的实质与存在的本源。“爱求真”和“爱智”是相联系、相一致的。“求真”之人必然反对虚假,“爱智”之人必然唾弃伪劣。一个求真、爱智之人是正派公道之人,是反对歪风邪气,嫉恶如仇的人。因此,“讲真话”是讲话者真实确切表示其自由意志的表现。

其次,“真话”向来切近事物发生的始源,“讲真话”往往逼近事件真相。“讲真话”即是“讲事实”、“摆道理”。唯有“讲事实”、“摆道理”,才能把问题引向深入的讨论或引起理性的争鸣。显然,这种讨论和争鸣对人们澄明事件原像,促进价值认同,是大有帮助的。要是参与争鸣、辩论的人都讲真话,那么讲话者所陈述的事实、道理与其意欲达到的目的将会趋于一致。

再次,“真话”居于思想题旨的中心,“讲真话”反映事物发展的真实过程。“真话”讲出来不掩盖人们的真实所想,其所包含的知识、信息和经验易于被人理解和接受。“讲真话”的人不必压抑自己的真情实感,免于人的“抑制力所强加的焦虑和精神冲突的压力”1。因此,“讲真话”能够给人带来良好期待和真实希望。

由此可见,“真话”联结人的真实思想、自由意愿和朴实情感,而“讲真话”能够还原事实原像,呈现真实的客观世界,使人际的心灵世界互相靠近,也使人们能够更好把握外部世界。

2.“讲真话”体现务实进取的伦理

由于“真话”是真实、正确的话,是联结现实事物,呈现内在矛盾,直指问题症结的客观反映,因而人们“讲真话”就是务实精进的表现。作为一种态度,“务实”反映主体客观对待现实生活的道德能力。作为一种能力,“务实”能够合理调节个人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因此,敢讲真话、爱讲真话的人就具有务实进取的伦理精神。

首先,“讲真话”是踏实做人的基本品质。“讲真话”反映主体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感,也表明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交往关系。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是难于或不会讲真话的,讲假话倒是其生活常态。一个对他人不讲真话的人也难于与他人维系良好而长久的交往关系,因为讲假话会增加交往成本,加剧人际摩擦,消解信任关系。

其次,“讲真话”是务实做事的基本表现。“讲真话”说明一个人有底气,有底气的人能务实做事。“有底气”说明一个人具有理论能力、丰富经验和宽广视野,具有处理社会矛盾的科学思维方法,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较高实践水平。在交往实践中,“有底气”的人能讲与其能够处理的现实问题相关联的“真话”、“实话”,而一个人在讲真话、实话过程中也能提升其处理现实问题的“底气”。反之,“讲假话”是一个人缺乏自信、勇气和底气的表现,这样的人很难让人相信其能做实事、好事。

再次,“讲真话”诠释讲话者与他者的真实的实践关系。对讲话者而言,“讲真话”既展现其纯真、正直的心灵,也增强主体干劲,形成发展后劲。对他者而言,“讲真话”提供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感,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使人放心。习近平执政以来,始终讲真话、讲实话、讲管用的话,也就是讲“接地气”、“贴民心”、“合实际”的话,讲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正是在“讲真话”的过程中,讲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实践关系才真实地显露出来。


1.[英]乔治·弗兰格尔:《道德的基础》,王雪梅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7年,第68页。

3.“讲真话”体现和谐发展的伦理

对普通群众“讲真话”,是一种生产和气的人文关怀;对国际社会“讲真话”,是滋育仁爱的理性作为。“生产和气”意味着人们在家庭里创造和睦气氛,在社会中创造和谐环境。“滋育仁爱”意味着在国际社会反对强权霸权,反对不公正的政治经济秩序,为和平发展创造条件。“生产和气”和“滋育仁爱”都需要面对现实“讲真话”。

首先,在家庭成员之间,“讲真话”是真心关爱的表现。和家庭成员讲真话,就是讲知心话,做到促膝交谈,传递信息,肯定成绩,指明缺点,提示注意事项,促使成员平安生活、健康成长、顺利发展。从家庭生活的本真意义来看,“讲真话”就是烹制“心灵鸡汤”,真心关爱亲人,生产丰富情感,消除疑虑困惑,强健生活意志,教诲成长经验,造就幸福家园。

其次,在社会公共领域,“讲真话”是真诚做人的表现。在社会成员之间,敢讲真话,不讲假话,实际上是选择符合公众目的的有效方法,是协调或减弱个人利益冲动与他人利益冲动之间的冲突的理性方式。因为“讲真话”能够使人们理解自身与他者的真实处境,使人们懂得即便在个人处于优势的条件下仍会“限制自己”,根据他者的实际需要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来,就有利于增进人际信任,促进社会团结,实现多极主体的和谐发展。

再次,在国际交往领域,“讲真话”是捍卫全球正义的表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讲真话,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赢得最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重要原则基础上,强调“共建、共商、共享”的理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一带一路’等一系列中国理念和中国倡议广获世界积极回响。”1这些事实表明,“讲真话”的“中国声音”、“中国方案”能够形成中国魅力,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中国作用,促进世界和平。

(二)“讲真话”是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的实现方式

在一定社会境遇下,人们仍会在不同程度上“讲假话”。这就说明,“讲假话”存在一定的因果性,探明其成因,不仅有利于洞悉人们“讲假话”的发生机制,也有利于阐明“讲真话”的文化本质。人们“讲假话”的发生机制存在于心理、精神、物质利益、制度环境和干部作风等层面。

从心理层面看。首先,一个人“讲假话”有可能是出于保护隐私。“隐私”是个人心灵的私密,它与个人的精神生活紧密关联在一起,保护隐私即是保卫尊严,保护自我与他者的生活自由。但“讲真话”并不意味着必然泄露隐私,伤害人格尊严,相反,它是人们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的实现方式。其次,一个人“讲假话”有可能是为了掩盖真相,以避免他者触及真相而伤害自己。“真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本质的呈现,即排除了人为添加因素或外来干扰的原始状况。还原真相即是回归现实,但一个人“讲假话”很可能是为了掩盖真相,回避现实。回避现实即是回避矛盾,不敢正视问题,其后果是不敢担当,不负责任。在社会实践中,一个人不敢“讲真话”的心理机理有三个层次:“一怕得罪领导,影响个人升迁;二怕得罪群众,影响人际关系;三怕捅娄子,影响正常工作。”2

从精神层面看。在一定条件下,一个人在心理层面的积弊会向精神层面转移和堆积。正如一个人经常“讲假话”,并形成“讲假话”的习惯和经验,这就说明,“讲假话”的心理意识在这个人的精神结构中植入了积习的经验,即“讲假话”的


1.2014年习近平治国理政干成的“十件大事”,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225/c1001-26273622.html,2014年12月25日。    2.尹闻杰:《讲真话是坚持公道正派的武器》,《党建研究》,2004年第2期。

“心理意识”转变为“讲假话”的“精神经验”。讲假话者以为自己掌握了“讲假话”的秘笈,足于应对复杂局面。但是,他仅仅懂得从经验中,“从外在和内心的当前经验中去把握真理”1,而不是“从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2,去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法。这就是“讲假话”何以会遮蔽和扭曲现实的深层原因。只要讲假话者把遮蔽和扭曲现实看做是“自然的现象”或“合理的存在”,他就会不讲原则,不要规则,麻木不仁,放弃责任。

从物质层面看。“讲假话”有其物质根源,即讲假话者存在寻求私利的意欲。一个人无论是为了保护隐私和维护尊严而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讲假话”,还是为了遮蔽和扭曲现实而惯常性“讲假话”,从根本上看,讲假话者都有根源于某种物质利益的取向。正如“甜蜜的谎言”尽管是“甜蜜”的,但它毕竟是“谎言”,是假话,在“谎言”的底层,涌动的是现实的人的某种私欲或私利取向。

从制度环境看。“讲假话”有其制度和历史根源。制度好可以使坏人不敢讲假话,不会讲假话;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不敢讲真话,不愿讲真话。所谓“好制度”,即是协助人、成就人、拯救人、完善人的制度,是使人自觉接受合理强制的制度,是使人能够看到未来希望,通过诚实劳动能够获得公正分配的制度。就像芬兰这个国家,它不但有完备的司法体系、透明的行政程序,也有“讲真话”、“守信诺”、“反贪腐”的社会氛围。芬兰人自幼就被告知,有不义之举的人将为其行为付出巨大的法律成本和社会成本,以至不敢也不会讲假话、失信诺、违法纪。

从干部作风看。领导干部作风是坏是好直接影响下级和群众是否“讲真话”。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及其对待群众的态度对下层干部是否“讲真话”影响极大。要是领导干部愿意倾听“真话”,鲜明反对“假话”,正确对待“真话”,多种多样的“假话”就难于流行,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发展的真话、实话就会多起来。

从总体上考察,现实的人“讲假话”的发生机制有心理机制、精神机制、利益机制、制度环境机制、干部作风机制等,透过这些机制能更深入把握“讲真话”的文化本质。

“讲真话”是有文化的表现。有文化、有修养是人性的真正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反映在其社会交往和感性活动的过程之中。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都是在现实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发展的。“讲真话”是现实的人开展生产和交往的重要基础,也是其自觉求真、自主行善、自性赏美的前提。事实上,任何人要开展生产、建立交往和实现发展都离不开“讲真话”这个基础。不讲真话的“生产”、“交往”必然不安全、不顺利,不讲真话的“行善”和“赏美”难于走向尽善尽美。因此,唯有“讲真话”,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与发展,才能臻于至善,优美且好。

“讲真话”是人格独立的表现。“讲真话”既能助人更好地认识其优长与缺点,也能促进个性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有学者早已指出:“所谓个性解放,除了取消各种不利于文学和学术发展的条条框框,打破多年因袭而来的思想桎梏以外,对作家和学者自己来说,关键还在诚实的劳动:尊重自己,尊重客观规律,不要讲假话。”4显而易见,“讲假话”、“出虚招”释放的是负能量,这是不唯实、不诚实的表现,也是人格不独立的表现。


1.[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4.裴斐:《个性化是精神生产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文学评论》,1981年第2期。

总之,“讲真话”合乎人际社会健康发展伦理,它是人们实现自我理解、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的方式,是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充实与回归。“讲真话”的伦理包括促进人格完善的德性伦理,和谐人际交往的文化伦理和繁荣国家事业的民族伦理。“讲真话”必然否定“讲假话”,以及一切假字当头做假的话。对于“讲假话”的发生机制应当区别不同情况严肃批判。在批判检视之后,现实的人应当走出“讲真话”所面临的困境,为创造“好生活”讲真话。

三、破解“讲真话”面临的伦理困境

“讲真话”并不难,难的是现实的人在陷入某种伦理困境之中回避问题或转嫁矛盾而讲假话,这样或那样的伦理困境不同程度制约着人们“讲真话”。只有深入剖析并切实破解现实的人“讲真话”面临的伦理困境,才能形成人人敢讲真话、爱讲真话、善讲真话的良好环境。

1.现实的人“讲真话”面临权利和义务的双重胁迫

现实的人是否“讲真话”的问题与人的权利和义务问题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每一个人都是被赋予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存在者。一方面,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即一个人拥有多少项权利,相应就负有多少项义务。另一方面,一个人享有的权利与其应尽的义务是对等的,即人们在享有一定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去履行一定的义务,人们在履行一定义务的同时也必然分享某项权利。这意味着,在交往实践过程中,人们不能只强调享有自由发言的权利而不承担自觉约束言语的义务,也不能只强调承担遵守言语规范的义务而限制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由此可见,现实的人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涵盖了对他者讲真话和实话这样的诚实要求,一个人即便是在做职份外的事情而发表的讲话也不能以假话误导他者。对此,英国政治哲学家拉兹认为,包括讲话、处事和做人在内的“诚实”,它是“一种与不行骗的义务紧密连结在一起的美德”1。其次,在现实生活世界,“讲真话”既是人的一种正当权利,也是人的一种合理义务。迄今,在人类历史上并没有一种普遍而抽象的法律对人们只能讲真话不能讲假话的问题做出明文规定,但是,无论是在非日常生活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领域,现代文明国家都要求人们面对“事件”反映事实,面对“问题”具象真相。前者如法庭审判,要求证人如实证言,不能做伪证;后者如政策宣传,要求宣传者忠实讲传,不能添油加醋或随意删节。因为“讲真话”是一个人有德性的体现,是人之成为人的重要条件。一个懂得自己的权利并自觉去履行义务的人是一个具有智性和德性的人,但“讲假话”却不是人的正当权利和合理义务,因为“讲假话”是不诚实和自欺欺人的表现,它背离人所应有的诚实品质,亵渎对他者负责的义务,还潜存对他人权益的伤害。如果一个国家及其社会制度允许人们“讲假话”,那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塑造一个完整的人所应有的“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2就没有学习、研究和提高的必要了。应当说,“讲真话”是人称得上为“人”的重要评价尺度,现实的人应当始源性地把“讲真话”贯通到与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行动中去。

2.现实的人“讲真话”受到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双重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是否“讲真话”难免受到追求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和安顿精神家园的道德主义的双重影响。首先,现实的人是物质媒介存在。人们的生存活动和发展实践都需要依凭一定的物质媒介,都与一定的物质利益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不但人们的交往行动之所欲是在一定功利意识诱导下形成的,而且人们在交往行动中之所言所语也与一定的利益意识相


1.[英]约瑟夫·拉兹:《自由的道德》,孙晓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0、35页。

关联。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非但“思想”本身是这样,人们的交往行动也概莫如此。现实的人所以“讲真话”与其做实事一样,莫不是为了追求合法利益,维护合理权益,获得最大效益。但是,如果“讲真话”不能给现实的人带来可以预期的物质利益,那么他就很可能通过“讲假话”来避免或减少个人的损失,尤其是在某种物质利益对现实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刺激作用的条件下,“讲假话”往往会成为其惯常性行为。其次,现实的人是精神媒介存在。现实的人的生活及其发展,既需要获得物质媒介以满足其生理需要,也需要获得情感、信仰和爱等精神媒介以满足其精神心理需要。“讲真话”本身就包含着人的某种生产性情感、坚定性信仰和真诚性爱恋,它符合人的发展特性。人的发展特性表现为面向未来的巨大开放性、多种可能性和非特定性。这种发展特性决定了现实的人需要依凭一定的理想、道德、信仰、传统和规范来实现、维持或推进自我的良性发展。“讲真话”为人们获得良性发展奠定一个道德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现实的人在面对特定的“事件”和“问题”之时是否“讲真话”与其对获得或失去一定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之间做出的选择密切相关。如若“讲真话”对现实的人能够产生或获得其所意欲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或者它们二者之时,他多数会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如若“讲真话”不能对现实的人产生或获得其所意欲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或者它们二者之时,他很可能会发出虚假的声音,做出非理性的选择,即讲假话。因此,人们面对现实问题是否“讲真话”,取决于其是否懂得“讲真话”在未来一定时间里能够“产生某种善的事物”,能够为别人“产生某种快乐”或“防止某种痛苦”2,甚至能够为社会减少发展代价。

3.现实的人“讲真话”面临良心道义和人的使命的双重考量

在现代开放社会,面对种种现实问题,人们是否“讲真话”并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私事,而是关涉到由个人的良心意志所导向的作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使命的紧要问题。首先,“讲真话”关涉人的良心道义。“讲真话”是对现实生活及其本质的客观反映,是回到事情本身并助力问题解决的良心体现与道义行为,是内在善与外在善相统一的行为。“讲真话”是对他者讲“真话”、“实话”、“管用的话”,即便“讲真话”会伴随善行而对他者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它本身仍然是善的,是值得赞许和弘扬的,因为它对多数人产生现实价值和道德价值。对前者而言,“讲真话”对人们过上好生活有良好助益。一种有意义的好生活,需要正心、诚意、忠实的态度,需要人们“讲真话”去表白与阐明。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在人生的任何情况、事件和变故中,人为了确立与自身恰当的、完满的关系,都需要真话”,都需要“把真理变成他自己的”,使他自己成为说真话的主体3。英国伦理学家斯密也指出,在社会一切场合中,人们都需要良心、道义这样一个“内心的那个人”来做“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法官和仲裁人”4。对后者而言,“讲真话”对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具有导向作用。儒家教诲人们“非法不言”、“口无择言”,佛家教诫人们为人要“正语”,不妄语、不谤语,都是强调一个人讲真话、实话,对事物真相做确证的重要性,这是人的良心和德性的彰显。其次,“讲真话”关涉人的发展使命。在人生中,“讲真话”是对他人和社会负责的真实表现,它与人们信守诺言、敢于担当、务实勤干的品质是相适应的。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看来,“力求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2.[英]戴维·罗斯:《正当与善》,林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3.[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346~347页。   4.[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5页

使别人变得更加完善,力求把别人提高到他自己所具有的那种关于人的理想的程度”,从而实现“社会的所有可能的成员完全一致和同心同德”,这是人的发展使命。相反,“讲假话”是一个人违背良知,离散良心,弱化良能的表现,它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对人际和社会造成恶的影响。发明家诺贝尔对“讲假话”深恶痛绝,他说过:“撒谎是万恶之首。”革命家列宁把不负责任的吹牛撒谎提高到影响政党兴亡的高度来批判:“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起政治上的灭亡。”这些论证说明,“讲真话”才能真正把自己的力量和别人的力量联合起来,促进彼此之间的透彻的了解,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养,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健全发展。由此可见,“讲真话”,反对妄言戏论,摒除言不由衷,既是人们弃恶扬善的修行方式,也是人们共同完善的发展使命。

总之,“讲真话”蕴含着促进人格完善的德性伦理、和谐人际交往的文化伦理和繁荣国家事业的民族伦理。“讲真话”是人们实现自我理解、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的方式,是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充实与回归。人们只有把“讲真话”看做是一种正当权利和合理义务,看做是良心体现、道义行为和不可推卸的发展使命,才能真正破解妨碍人们“讲真话”的伦理困境,创造一个人人敢讲真话、爱讲真话、善讲真话的良好环境,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

作者简介:杨竞业,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400

【责任编辑杨中】

编辑:实习生何露茜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复制地址

往期回顾

深圳新闻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 BY WWW.SZ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