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转向与乡村振兴的机遇

作者：陈鹏  2019-12-09 17: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城镇化发展进程与乡村命运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城镇化进程就是人口和资本等要素不断从乡村空间向城镇空间流动的过程。城镇化初期，少数进城务工群体将务工获得的收入带回了乡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地区的发展。而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乡村地区出现了人口和资本等要素的持续性流出，乡村衰败开始凸显。随后，伴随城镇化高潮的褪去，逆城镇化阶段开始到来，资源和要素开始一定程度地向乡村地区回流，在城市对周边区域特别是乡村地区产生的扩散效益的带动下，乡村振兴的步伐悄然启动，假以时日，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也必将实现。

[摘要]城镇化发展进程与乡村命运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城镇化进程就是人口和资本等要素不断从乡村空间向城镇空间流动的过程。城镇化初期，少数进城务工群体将务工获得的收入带回了乡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地区的发展。而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乡村地区出现了人口和资本等要素的持续性流出，乡村衰败开始凸显。随后，伴随城镇化高潮的褪去，逆城镇化阶段开始到来，资源和要素开始一定程度地向乡村地区回流，在城市对周边区域特别是乡村地区产生的扩散效益的带动下，乡村振兴的步伐悄然启动，假以时日，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也必将实现。

[关键词]城镇化 逆城镇化 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F299.21；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575（2019）02-0087-09

工业化进程的开启，不仅拉开了人类城镇化进程的序幕，也将原本属于两个空间的城市与乡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延续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开始松动，人口、资源和要素开始不断地从乡村地区向城镇转移，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带来了城镇的繁荣和乡村地区物质生活的改善。但同时乡村地区的人口加速流失、村庄产业的空心化和越来越多村庄的自然消亡等现象也日渐凸显，乡村衰败问题如何化解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催生了乡村的衰败，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逆城镇化转向，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逆城镇化的出现，使得城乡间人口、资本等要素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开始出现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权利平衡及其实现途径研究”（项目号：14BZZ083）的阶段性成果。

转，城市对乡村、工业对农业开始由资源汲取转变为资源反哺。与此同时，国家启动了大规模的资金、项目和人员下乡；特色小镇建设也正在乡村地区不断推进，加上越来越多的乡村群体返乡就业或创业，乡村振兴的时机已经渐趋成熟，乡村振兴的前景也非常可期。考察城镇化进程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更好地认清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也有利于提升国家有关农村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通过将乡村发展的命运置于国家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视角下进行考察，运用人口、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阶段性流动的方向，来分析乡村衰败的原因，并探寻乡村振兴的合理时机。

一、研究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前后，理论层面的研究和现实层面的实践不断展开，特别是学术界围绕乡村衰败、乡村复兴和乡村振兴等展开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学术探讨，形成了一些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当前，学术界对于乡村振兴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乡村产业、乡村经济的振兴。有关分析认为，乡村衰败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乡村产业的空心化导致了乡村经济的衰败。要振兴乡村，首要的是要振兴乡村的产业和乡村的集体经济。党国英研究发现，“乡村财政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县乡公共管理体制本身，因此复兴乡村经济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具体包括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推动乡村民间组织发展、成立农民自愿参与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广泛实行委托服务制等。”¹“胡靖通过研究发现，当前导致村庄凋敝的直接原因是集体经济被强行瓦解，政府财政又长期不下村，这种双管齐下的错误政策，共同扼制了村庄财政和村庄公共品供给，因此，乡村经济的复兴需要依靠发展集体经济来实现。”²

二是乡村政治的振兴。张劲松认为，中西部地区乡村的衰败与“空心化”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问题，其根源在于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具有超越农业文明的发展优势。乡村文明是由人构建起来的，让乡愁生根，吸引资本、精英归根，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³。因此，乡村衰败的根源在于乡村精英的缺乏和精英的流失，而“乡村复兴的根本关键是实现对人的改造，通过培育优秀的村庄精英，使其主动、积极地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最终永续推动乡村的总体发展。”⁴

三是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是维持乡村秩序的基础，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消解使乡村秩序失去了理论基础，乡村文化公共性再造涉及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把乡村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发挥乡村知识分子的主力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文化公共性再造之中。⁵郑文堂等研究发现，当今乡村传统文化呈现碎片化，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等问题严重，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能使人们形成相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能通过增进彼此认同来提高诚信度和凝聚力，从而实现乡村复兴的目标。⁶

1.党国英：《振兴乡村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探讨》，2018年第1期。   2.沈费伟、刘祖云：《中国乡村复兴研究：学术进展与未来走向》，《领导科学》，2016年第23期。   3.张劲松：《乡愁生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实现》，《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4.沈费伟、刘祖云：《精英培育、秩序重构与乡村复兴》，《人文杂志》，2017年第3期。   5.张胜前：《转型期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与再造》，《商业时代》，2012年第27期。   6.郑文堂、邓蓉、华玉武、高建伟：《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现代化农业》，2015年第2期。

四是乡村社会网络振兴。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得乡村传统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发生解构，村集体干部从维护集体利益的保护者变成了代表上级治理乡村的代理者，乡村振兴需要重构正不断消解的传统乡村社会网络。要“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才能调动方方面面的资源和力量，投入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¹

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如何进行振兴的路径等方面，而对于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是什么、乡村为何出现衰败和现阶段乡村振兴的时机是否已经具备等问题涉及较少。乡村振兴，固然需要振兴乡村的产业、经济、文化以及培育乡村精英和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但这些都只是乡村振兴的表象，乡村衰败与乡村振兴，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人口、资本等要素是从乡村地区流出还是流入的问题。乡村振兴的根本是人口、资本等要素从乡村之外的空间往乡村地区的回归，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资本等要素的持续流入，将无法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因此，不分析人口和资本等要素流动的规模和趋向，就很难真正把握乡村发展的节奏，自然也就难以判断乡村未来的命运。

二、城镇化的推进与乡村的命运

人类生活的物理空间可分为城镇空间和乡村空间，城镇化进程就是人口和资本等要素不断从乡村空间向城镇空间流动的过程。城镇化进程所处的阶段不同，人口和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方向、规模和速度也表现出不一样的节奏，进而直接影响到乡村地区是由发展到繁荣还是走向衰败的命运走向。通过观察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人口和资本等要素流动展开的方向，可以清晰地看出乡村地区由城镇化初期的发展到衰败的变迁过程，城镇化初期，少数进城务工群体将务工获得的收入带回了乡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而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乡村地区出现了人口和资本等要素的持续性流出，乡村衰败开始凸显。随后，伴随城镇化高潮的褪去，逆城镇化阶段开始到来，资源和要素开始一定程度地向乡村地区回流，在城市对周边区域特别是乡村地区产生的扩散效益的带动下，乡村振兴悄然启动。纵观城镇化的推进与乡村命运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城市的繁荣，而逆城镇化的出现，也必将带来给乡村地区的振兴带来良机。

1.城镇化初期的城乡共进：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

城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包括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和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两个层面。城市和乡村属于不同的空间形态，从文化属性和生活状态来说没有什么优劣，只是不同主体的选择倾向和价值判断不同而已。但在生产效率高低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两个层面上，城市远远强于乡村地区。因此，人口、资本等要素从乡村流入城市是必然趋势。城镇化初期，少数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将务工所获得的工资带回乡村，在满足了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同时也改善了自身和原生家庭的生活状况，而留守在乡村的劳动力的收入也随着人均可耕土地等资源的增加而不断提高。这一时期在城镇化的推动下，城乡之间进入了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的城乡共进阶段，城乡关系比较和谐。例如，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城镇化刚刚开始启动的阶段，也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共同发展的时期。

首先，乡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带来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相比于乡村地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回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很容易吸引乡村地区人口的进城。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初期，城

1.苏林：《乡村振兴离不开组织振兴》，《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3月10日。

市劳动力的供给难以有效满足市场的需求。在政策层面的城乡二元空间阻隔松动之后，一部分乡村人口在个体的理性选择和市场的驱动下，开始不断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他们的到来，既有效缓解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不足，也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有力地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其次，乡村进城就业群体获得更多工资性收入，乡村居民生活改善。我国乡村地区的人多地少，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非常有限，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乡村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必将陷入持续性的贫困状态。一部分乡村群体进城后，获得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收入，既解决了自身的问题，带回乡村的资金也有利于推动乡村地区的发展，也就是所谓的“人出去、钱回来”。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留守乡村的群体，人均可以使用的生产资料增加了，通过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提升。

2.城镇化进程中后期的乡村衰退：

人口和资本流失的乡村城镇化是改变乡村和城市之间人口、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流动的大事件。经历了初期阶段的启动之后，城镇化进程开始不断加速，人口和资本等要素从乡村地区向城市空间流动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资源和要素在城市空间的加速集聚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衰退。面对人口和资本的不断流失，乡村发展的停滞和衰落成为必然。

（1）人口和资本的不断集聚，推动了城市持续繁荣。城镇化进程进入中期以后，乡村劳动力持续地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城市对资源和人口的集聚能力不断增强，大都市区发展逐渐成形。在乡村人口持续流入城镇的同时，城镇体系内部的人口也呈现出从小城镇、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的特征，城镇化发展进入大都市区化和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阶段，城市群经济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参与城市群分工与协作的各城市之间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人口和资源的不断集聚下逐步走向繁荣。

（2）人口和资源持续流出，导致乡村地区渐趋衰退。2001年以后，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加速向城市流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对劳动力将持续产生较大需求，同时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形成巨大推力；而都市文化也对农民进城就业具有巨大引力。根据统计局数据，2004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1390万人，到2011年外出数量发展到15863万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如候鸟般奔波于乡土和城市之间。”¹

1.徐庆红：《变迁与分化（2004-2011）—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群体》，零点研究咨询报告。   2.这一阶段也是我国城镇化率迅速提升、乡村衰败迹象开始出现到加速衰退时期。数据来源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徐庆红：《变迁与分化（2004-2011）—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群体》。

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城市因较好的收入条件、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完备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对于人口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在资本和要素集聚上也拥有良好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使得乡村地区的人口在加速推进的城镇化浪潮中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对乡村地区产生的人口、资本等要素的巨大虹吸效益，使得乡村地区的人口和资源面临持续流出的尴尬困境，诱发了持续性的乡村衰退，人口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乡村治理失序等问题凸显。同时，伴随大量乡村群体进入城市居住，失去了人群集聚的乡村地区，社会组织结构和内生治理秩序不断瓦解，乡村正逐渐走向衰败。这一时期，乡村地区的衰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乡村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乡村地区就业机会缺乏、工资收入有限、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教育和文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大量乡村原生居民选择进城务工，而后常住于城市地区，导致乡村地区的常住人口规模大幅度减少，只有在清明节、春节等重要节日时才会出现乡村人口集聚的热闹景象。在原生居民离开乡村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大多出生于或者生长在其父母打工的城市，从小接受的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缺乏对乡村的认同，即使在城市处于飘零也不愿意返乡。原生村民的进城和新生代村民的不愿返乡，导致乡村人口空心化现象严重。

没有了新生代人口的注入，使得乡村地区人口在空心化的同时，出现了少数留村人口的老龄化较为严重的问题。与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绝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除少数在城市定居外，大多数在结束打工生涯后选择了返回乡村，和未外出务工的老年人构成了现有乡村常住人口中的主体。近些年来，乡村中青年女性外出务工比例越来越高，小孩也主要随父母进入打工城市生活和学习，除了春节和寒暑假时会回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主持的一项大规模调查表明，在农村外出人口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数的86.3%，且外出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未出者。由于农村精英流出太多，以至于在家乡务农的人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由于缺乏知识、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注入只能维持原有水平的简单再生产。”¹

其次，乡村产业空心化。乡村群体进入城市工作后，务工收入远远高于在家耕种土地的收入，也无需再担心天气状况和自然灾害影响庄稼收成，加上粮食价格起伏波动较大和近些来的价格一直维持在低位，导致农民种地积极性大幅降低，农村土地的抛荒现象比较严重，家庭农业经营遭遇挫折。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在培育农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主体，但由于资金、种植结构、销售渠道、土地流转成本和流转时间的稳定性等问题，制约了新型农业生产主体的种植效果，如果扣除了国家给予的各类财政资金的奖励和补贴，农业规模化种植的利润很难保障，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程度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的空心化问题正不断凸显。

再次，乡村传统社会组织结构面临瓦解。“在典型的传统社会阶段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农村支配着城市，而在农村里，则是由少数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贵族集团支配着大群被动的农民。……城市很可能是政府所在地，但政府本身并不需要多少专业性官员，它被那些依仗对土地的控制而得到财富和权力的乡绅们所把持着。在这种社会里，乡村占统治地位，城乡都太平无事。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²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之下，我国建国以来构建的以返乡退伍军人、老党员、村干部、乡村教师和宗族领袖等乡村精英群体为主体的乡村

1.杨春：《警惕城镇化软肋：乡村“空心化”》，《南方日报》，2012年8月24日。   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社会组织结构，正在因乡村精英群体的老化、出走和权威下降而面临瓦解风险。与之同时，乡村产业经纪人、乡村企业家等经济能人在乡村地区开始赢得村民仰慕；村委会的角色也悄然发生着改变，村干部正从维护村民利益的保护者逐渐演变成了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代理人，干群关系僵化和对立现象严重。

最后，乡村传统文化式微，内生治理秩序开始消解。乡村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文化传统的存续，是维持和延续乡村内生动力的根本。“在近代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城市文明最终与西方工业文明结合，形成了一种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体系，它虽然仍有中华文明的影子，但毕竟属于工业化、现代化体系，所以它区别于中华传统文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城市逐步融入现代化体系之中，原有作为乡村重要组成部分的集镇脱离乡村体系，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也即城镇，乡村逐步退缩到原始的村落中”¹，乡村社会治理依然由其内生的结构和秩序来主导，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改变了乡村地区既有的内生治理秩序。城镇化既是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也是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乡村地区不断传播的过程。在城镇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异质性的城市生活特征和以利益交换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开始不断影响乡村地区，传统的乡村文化和传统开始式微，乡规民约对村民的约束力不断减弱，乡村文明不断遭受挫折。

三、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人口、资本等要素逐渐回归乡村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历程，城镇化经过高速发展之后，特别是城镇化率达到70%-80%区间时，高速扩展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城镇化速度会逐渐放缓。此后，便是已高度城镇化的地区在经历短暂或者较长一段时期的稳定之后，会开始出现人口、资本等要素部分地向近郊和周边乡村地区流动的趋势，城镇化率也随之出现下降，即逆城镇化进程开始出现。“逆城镇化”（Counter Urbanization）作为和“城镇化”相对的概念，由Berry²最先提出，用以描述大城市人口向小城市和农村回流的现象。此后，部分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更加具体地将逆城镇化描述为人口由城市向农村迁移的过程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先生认为，“‘逆城镇化’可以说有三个属性：一是乡村人口的外流出现逆转，但农耕者人数可能继续减少；二是乡村居住人口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绝大多数居民成为非农从业人员；三是乡村生活复兴，改变了凋敝和衰落。”⁴与城镇化一样，逆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西方国家的逆城镇化一般是城镇化率达到70%时开始出现。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以我国2017年58.52%的城镇化率来说，我国离逆城镇化的出现尚有10年左右的时间。⁵因此，“如果单从这一情况来看，我国还没有完成人口向城市集中和郊区化的城镇化阶段，还根本谈不上‘逆城镇

1.张劲松：《乡愁生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振兴的实现》，《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2.BERRY B L．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M］．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76．   3.PANEBIANCO S，KIEHL M． Counter urbanisation， reurbanis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cent employmentand population trends in western Europe［C］．ERSA2003 Conference，2003；CHAMPION A G． State of theEnglish cities: the changing urban scene: demographics and the big picture［M］． London: Communities and LocalGovernment Publications，2006；DELGO M． The economic of rural municipalities in Israel［D］．Jerusalem: TheHebrew University，2006.   4.李培林：《“逆城镇化”大潮来了吗？》，《人民论坛》，2017年1月。   5.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增长约1个百分点来计算，到70%的城镇化率至少需要10年时间。

化’。多数学者根据国际城镇化的经验也推论，我国城镇化会达到75%才稳定下来。然而，判断我国的城镇化实际过程，又要考虑到我国的一些特殊因素，比如户籍因素、小农因素和农村土地产权、农民住宅产权因素等……从这些因素的综合分析来看，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可能会出现叠加的特征，即在城镇化总体上尚未完成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和郊区化阶段的时候，‘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开始大量产生，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潮流。”¹

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逆城镇化进程不同，我国的逆城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叠加。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加速城镇化的同时，东部地区已率先出现逆城镇化的端倪，部分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开始出现减少的趋势。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虽然只有58.52%，但这是全国的平均数据，我国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逆城镇化现象开始出现。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底，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省市的城镇化率分别为87.6%、86.5%、82.93%、69.2%、67.7%和67%。二是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开始显现。近年来，原本一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开始选择返回乡村创业和居住，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返回农村就业或创业的人数正逐年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截至2015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77亿，同比增长1.3%，增速比2014年继续回落0.6个百分点，这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虽然“我国的许多特殊的‘逆城镇化’现象，可能从严格的学术定义上看并不典型，即并非长期居住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而是在特有制度约束下形成的一些‘走入乡村’、‘走向小城’的人口活动趋势。这些趋势可能还仅仅是一些先兆，预示着未来某种发展大潮的涌现。”²因此，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同时，要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乡村人口逐步回流的逆城镇化现象高度关注。

徐勇认为，城市的发展不能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中国的发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还必须有“绿色的崛起”，即乡村的发展和稳定，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³。城镇化带来的就是人口和资本等要素向乡村地区的回归，同时城市通过发挥自身的扩散效益加速推动资源和要素回流到乡村的速度和进程，进而有效地推动乡村振兴。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生产成本不断攀升，使得企业开始向乡村地区迁移，带来资本下乡。城镇化推动着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聚，等资源和要素集聚到一定规模后，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随之开始显现，不断加速周边要素和资源向城市集聚的数量和力度。但是，城市集聚的资源和要素不是越多越好，如果超过了规模经济的临界点后，进一步的资源和要素集聚带来的便是规模不经济，这时企业的边际产量会下降、边际成本会上升。在利润最大化的趋势下，企业开始陆续从城市核心地带向郊区、乡村地区迁移即出现资本下乡。资本下乡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考察海南时专门强调，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当前，部分地区鼓励资本下乡，但是资本是逐利的，如果无利可图，资本是不会进入乡村地区的，而逆城镇化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下乡的态度，原来的被动下乡变成了现在的主动下乡，为乡村的产业振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城市资本对于市场判断比较准确、信息获取能力强，资本下乡的同时推动了乡村地区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既为乡村居

1.2李培林：《“逆城镇化”大潮来了吗？》，《人民论坛》，2017年1月。   3徐勇：《“绿色崛起”与“都市突破”—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比较》，《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4期。

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帮助乡村发展找到了更好的、有特色的产业支撑。例如，以浙江“云栖小镇”为代表的特色小镇，以优势和特色产业作为支撑，实现了兼具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集聚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利支点。目前，我国很多省份正积极地“将乡村振兴战略和特色小镇战略结合起来，共同推进，让后者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以企带政。”

2.企业向乡村地区的迁移，带来就业人口向乡村地区的流动，大量进城务工群体选择返乡就业或创业，带来村民返乡。与西方国家城镇化进程进入高潮后再步入逆城镇化不同，我国的“逆城镇化并非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回流，而是指现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农业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外出务工农民的流向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数量逐年下降，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数量逐年上升，返乡就业或创业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以农民工返乡为主要特征的逆城镇化，给乡村地区的振兴提供了强大的原生人口动力，有了乡村人口的不断回流，乡村地区的社会组织结构正不断复苏，内生的乡村治理秩序也处在修复或重生的过程之中，乡村的外在生机和内生动力也随之不断强盛起来。

3.城市居住成本上升和乡村优质的生态环境，推动部分城市居民开始向乡村地区暂时或者永久迁移，带来人口进乡。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空间迅速蔓延，城市地价和房价不断攀升，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集中凸显，城市的生活成本随之上升、生活质量随之下降。为了寻求更低价格、更加舒适的居住空间，城市核心区的市民也开始陆续离开城市，选择到乡村地区短暂居住或者永久性的迁移至乡村。比如，城市居民在乡村地区租房养老；短期内入住农家乐、乡村民宿等。“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2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4400亿元，从业人员790万，其中农村从业人员630万，带动550万户农民受益。”城市部分人口向乡村地区的进入，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有利于乡村地区文化的振兴，随之而来的部分资本的进入，也推动了乡村经济和产业的振兴。“近年来，城市老年人结伙搭伴到农村养老，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大城市人满为患、物价高昂，异地养老成为老年人改善生活品质自发选择。在我国云南、贵州、四川、海南、广西等省区，乡村中都出现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形形色色人的聚居点，这些城里人的到来，使乡村生活重新活跃起来。”

4.城市对乡村地区的扩散效益，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一定区域内，城市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前期的集聚效益和后期的扩散效益来体现。城市对特定区域内的人口和资本等要素的吸附所产生的集聚效益，在推动城市发展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的衰退。在逆城镇化阶段，城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从集聚效益开始向扩散效益转变，城市由集聚效益所产生的收益开始不断向周边乡村地区外溢，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的步伐和成效。如果说城镇化是人口和资本等要素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度的迁移，带来的是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衰退的话，那么，逆城镇化就是人口和资本等要素开始部分地从城市空间向乡村地区的回流，在实现城市持续繁荣发展的同时推动了乡村地区的振兴，通过城镇化和逆城镇化的共同推进，最终将会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

1.张一鸣、孙天琪：《特色小镇助力地方乡村振兴》，《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4月2日第7版。   2.齐红倩、席旭文、刘岩：《福利约束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1期。   3.4李培林：《“逆城镇化”大潮来了吗？》，《人民论坛》，2017年第1期。

结论

通过对城镇化不同阶段中我国乡村地区发展命运的考察和分析，可以找到城镇化与乡村发展、衰败、振兴之间的内在关联，也给旨在推动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制度设计和具体路径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

首先，城镇化进程与乡村地区发展命运内在关联密切，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地区衰败，是特定时期内的正常现象，无需过分悲观。乡村地区的发展，依赖于人口和资本等要素的不断投入。通过观察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人口和资本等要素流动展开的方向，可以清晰地看出乡村地区由城镇化初期的发展到衰败的变迁过程，城镇化初期，少数进城务工群体将务工获得的收入带回了乡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而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乡村地区出现了人口和资本等要素的持续性流出，失去了人口和资本的乡村地区，遭遇衰败的命运将是必然的结果。

其次，城镇化和逆城镇化的叠加，为乡村地区的全面振兴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机遇。城镇化推进与乡村振兴呈现出的是两个不同的要素流动方向，同一时期内要同时实现两个目标难度很大。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区出现的一定程度上的衰败现象是正常的，无需悲天悯人，也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我国逆城镇化是城镇化尚在继续推进过程中发生的，逆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和资本等要素从乡村地区向城市空间的单向度流动格局，城市的资源和要素开始向乡村地区扩散和回流。人口的注入、资本下乡、城市扩散效益的发挥等因素共同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机遇。同时，我国逆城镇化进程是与城镇化呈现叠加态势，持续的城镇化过程中城镇的发展和繁荣，会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推动乡村地区的振兴。

再次，乡村振兴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构建城乡间自由、平等的要素市场，推动资源和要素向乡村地区的回流。政府要做的是破除横亘在城乡间阻碍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障碍，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并不会带来好的效果。一些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推动的乡村振兴个案，短期内效果显著，但不可持续。当前，政府在乡村振兴上可以下述几个方面来助力乡村振兴：改变与户籍制度挂钩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允许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跨地区的自由转接，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进程，实现城乡社会保障标准均等化；构建城乡一体的空间规划体系，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的统一；在不变更宅基地权属关系的前提下，允许城市居民进入农村短期或长期租用农村自建住房；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业，推动乡村农家乐和乡村民宿建设和发展；在不变

更承包地权属关系的前提下，允许村集体将集体经营性用地租赁给企业从事办公和生产等活动，推动生产性资本下乡的步伐。最后，乡村振兴是一个资源和要素从城市向乡村地区逐步回流的过程，是城市对乡村扩散效益逐渐显现的过程，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能操之过急，揠苗助长。资源和要素的流动、在特定空间内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遵循一定规律的自然现象。正如乡村衰败是伴随乡村资源和人口的持续流出而缓慢发生的现象一样，由资源、人口等要素的回流推动的乡村地区的振兴也必将是个渐进的过程，既不能消极等待、无所作为，也不能操之过急、揠苗助长。

作者简介：陈鹏，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安徽芜湖 2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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