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伴人终生，既是一个人托身家族、传于家谱的显性记载，也是一个人融入社会网络，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有效节点，是一个融汇了家族元素、个体属性、文本呈现、命名权力、处理指令各项内核而生成的系统性工程。

■刘云生

姓名是一个人的社会标识，也是一种身份确证。其中，姓代表的是一种血嗣传递和家族传承，名字却是个体的特定符号。

名字伴人终生，既是一个人托身家族、传于家谱的显性记载，也是一个人融入社会网络，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有效节点，是一个融汇了家族元素、个体属性、文本呈现、命名权力、处理指令各项内核而生成的系统性工程。

古人对名字的界分是：“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和字看似分离，实则暗合：名代表了正规的身份标记，负载了父祖辈的命名权力和未来希望；字则是名的一种阐释、深化。

古人所谓“正体”之“体”，无非有四方面内涵：一是取名是一种严格的身份权力，是父祖辈的专属性人身权，非经委托他人不得擅取；二是名必须遵循家族世系中的辈分，不能乱辈，有伤人伦；三是取名有讳，不能僭越。对内不能僭越祖辈的名，对外为法律所禁止的名则不能取用。如宋明时期，都有禁止以“皇”“天”“帝”“王”之类字眼为子孙命名的规定。即便已经行用，也得改名。如明代正德年间有个参议叫“仉天民”，有个御史叫“刘天和”，只能改名叫“仉民”“刘和”；四是名必须具有特定的道德诉求或审美内涵，寄寓了长辈对后辈的殷切期望或美好祝愿。

古人为子孙取名字，一般遵循三种“道”。

第一，自然之道。曹魏时期的司空王昶，随时教导子侄辈遵循自然之道，不能逆天而行，惟其如此，才能尽到宝身、全行、显亲的“为子之道”。他在戒勉儿子和侄儿的时候特别谈到两个观点：一是富贵必以道，毋妄求，毋速成。德行不修，善心不发，妄求富贵只能招来无妄之灾。二是富贵必知足，毋贪恋，毋固守。凡是不知足，一味贪恋权位金钱的，没有哪一家有好下场。

王昶的思想，第一种属于典型的儒家；第二种属于典型的道家。为了让儿子、侄子遵从教诲，他专门给两个侄儿取名为黙，字处静——多做事，少说话；沉，字处道——隐藏不露，低调淡泊。为自己两个儿子分别取名浑，字符冲——胸襟开阔，返璞归真；深，字道冲——水深流缓，顺势而行。

名字取完，又专门写下书面戒条，要子侄们随时“顾名思义”，遵循儒家教义，体味道家真谛，明白沉默冲虚的真正含义，不得违背。只有这样，才能保家保身，永享福禄。

王昶的教诲成效如何？自他以后，连续七代子孙都能够冲虚自守，家道蕃殷。即便七世孙遭遇刘裕灭门之祸，王家子弟仍然被救出，血嗣绵绵不绝，晋阳王氏，终成世家大族。

第二，为人之道。唐代刘禹锡模仿王昶的做法，趁取名之际，喻志励志，要两个儿子明白为人之道的根本。他给长子取名允，字信臣；次子名廙，字敬臣，还写了一篇小文，叫《名子说》。刘禹锡认为，仁义道德，忠孝诚信，好比衣食，片刻不可离身，是人之成为人的根本。他要求大儿子公允诚信；二儿子忠义恭敬。要求他们对人，无论贤愚，对事，无论大小，都要以诚信、恭敬为本。

第三，应世之道。父祖辈通过取名字要求后代儿孙明白世情世道，以道统术，既要坚持操守，不随波逐流，又不能为时所忌，为人所鄙，这就是所谓的应世之道。

杜审言是唐代著名诗人、书法家，但恃才傲物，史称“矜誕”。他狂妄宣称：以他的聪明才智，只要愿意写文章，屈原宋玉就只配给他当助手；如果动笔挥毫，来点书法作品，王羲之就得跪下求教。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经典笑话“衙官屈宋”。

如此性情，自然没有好人缘。杜审言被同辈嫉妒、排挤，由洛阳县丞贬为吉州司户。但杜审言不仅没有吸取教训，收敛个性，又和当地的同僚势同水火。后来被当地官员联手罗织，陷身监狱，还要找理由杀掉他。

这时候，杜审言的儿子杜并出面了——这个十三岁的小男孩为了救父亲，持刀杀死了陷害父亲的地方官，自己也当场被乱刀砍死。

杜审言是著名诗人，这不可否认；但他是一个失败的儿子和父亲，这同样不可否认：他父亲为他取名“审言”，字“必简”，就是要他慎口慎言，可他狂誕肆傲，动辄以言得咎，算是有违父教；他自己不了解世情，更没教诲儿子如何辨察世道人心，一味任性，终生坎坷，还搭上了十三岁儿子的生命，有违父道。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