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新华

制度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轻税制度。轻税制度下，企业发展得好，税源广，税收才会多，政府才能有更多的钱提供公共品。

最近，有经济学者说：“减税是不是好，要看税收怎么征收怎么用。”这位经济学者说，美国在减税，但是美国政府的债务越来越重，并且美国可以用多印美元征收全球羊毛税。也就是说，美国减税，不还得靠借债和印钞来补上吗？日本还在“为了财政平衡”加税。例如，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消费税税率从８％上调至１０％。日本加税也没事，反正老百姓很快就会适应。“日本加税也不笨，是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趁机扭转一下日本的债务危机。”

这位经济学者搞错了。无论是美国的例子，还是日本的例子，都无法用来质疑减税。的确，美国减税的同时，政府债务上升，可是这不能证明减税不好，而只能证明美国政府做得不够。美国应该大力削减政府开支，控制债务规模。同时，美元也应该保持稳健，以维护美元的信用。

而以加强基建、平衡财政来论证日本加税的合理性，更是太过于缺乏逻辑。如果加强基建能重振日本经济，那么，这种论述还有一定逻辑。但实际情况却是，日本化身“基建狂魔”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基建从来没有重振日本经济。《犬与鬼》这本书记述，日本连人迹罕至的深山都修建高规格的公路桥梁。通过加税来加强基建、实现财政平衡，只会让日本继续维持错误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扭转危机。日本要实现财政平衡，应该减少政府开支，让企业恢复活力才对。

还有一些专家质疑减税，就说拉弗曲线是错的。所谓拉弗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拉弗提出的，意思是说，税率太高，企业倒闭，税源萎缩，反倒收不到多少税；政府不如降低税率，让企业发展，税源扩大，反倒能多收到税。一些学者认为，有些税率高的国家，反倒经济发展得好。全世界税率最高的北欧地区，恰恰是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区域之一。

这样说也没有逻辑。北欧地区税率高，并不能证明税率高有好处。实际上，北欧地区早年并不是靠高税率发展起来的，而是它们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搞高福利，才把税率搞高的。高税率抑制了北欧的经济活力。例如，北欧经济本来居于先进地位，但在互联网时代，高税率的北欧却完美错过了发展机遇。北欧没有任何互联网方面大的创新，也没有著名的互联网企业。

很奇怪，明明现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亟须减税，为何却有一帮学者说“减税不一定好”呢？

不谈论他们的动机，只从学理上看，他们对公共品有一种迷信。他们认为，税率高，政府就可以多提供公共品，例如基建，这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有学者认为非洲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非洲各国政府没有搞好基础设施。他认为，非洲各国政府应该更加有为。

他们没有明白，决定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始终是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非洲不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好而贫困，而是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太有为，人们普遍贫困，才没钱搞基础设施。即便外力帮非洲国家修好宽阔的高速公路、铁路，只要非洲的市场化程度没有提高，那些公路、铁路也只会落个闲置的命运。

曾经有一位记者问一名经济学者，如果人口越来越多地涌向大城市，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就会不足，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这位学者回答说，城市从来就不是搞好基础设施等着人来，而是吸引人来，才多搞基础设施。这种观点包含的经济学智慧，足以反驳那些质疑减税的论说。

基础设施只能根据经济发展预期来，如果脱离经济发展预期大搞基础设施，那只会造成资源的双重浪费——一方面企业赖以发展的资源减少，浪费了企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建成的基础设施也闲置、浪费。

制度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轻税制度。轻税制度下，企业发展得好，税源广，税收才会多，政府才能有更多的钱提供公共品。

（作者系财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