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斐

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话，在城市交往中的个人、组织或是团体，打破了性别、身份、阶层、职业和种族的物理空间上的聚集，还可能出于自身某些方面的共同性而聚合，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与聚合，即一种“精神共同体”，对内加强着城市的身份认同，对外扩散着所在城市的影响力量。

“城市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意义中心。”段义孚先生的这番话，几乎成为所有城市研究者的共识——现代城市不仅是一种物质场所和建筑堆积，更是一种信息流通和意义养成的生产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渠道的拓宽、新式媒体的出现、信息流通的频繁，不仅建构了实在的城市空间，而且建构了虚拟的城市空间，成为城市双重空间格局的基础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学者吴予敏指出，“媒介的生产方式在关键的意义上决定了城市的经济生活、社会管治和文化样态。城市的形象和影响力必须通过媒介来传播扩散，因此，媒介成为继战争、贸易和行政三大造城动力之后的第四个动力之源。”

这样的论断，是中西方有关城市与传播关系的一种逻辑延续和现实发展。１９６２年，美国城市规划学家迈耶《城市发展的通讯理论》一书，已经初步揭示了城市和交通、通讯等广义的传播系统互为作用的关系。他认为，城市作为人们交往、交易的空间，高度依赖交通和通讯网络。交通作为交往的网络，将会受制于物理空间的局限，而人们可以用通讯交往方式替代交通，从实体性交往走向实质性交往。在这样的条件下，城市的主要聚集效益就不是物理空间的聚合，而是作为信息枢纽的虚拟空间的聚合。此时，城市发展和信息交换率将会同步提升。

中国的学者有着类似的表述。新闻学者戈公振在１９２７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就一直强调“交通”的价值。“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见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据统计，“交通”一词在全书中反复出现了３７次。在这里，“交通”基本上就是现代“传播”的含义，这也是戈公振对报刊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所作的重要论断，也是他的传播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东西方学者在近１００年来保持着共同认知。

这种认知，弥散着一种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和强调交流对话的要求。在城市的语境和空间中，人文主义与交流对话推动着城市传播的主要思考命题——传播如何让现代城市得以不断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２０世纪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是这方面的权威。他在对历代城市发展及城市规划进行系统批评的过程中，强调了人文主义以及交流对话的重要性，芒福德在分析早期城市居民用水时，认为饮用水进入私人家庭后，导致了社会交流功能的弱化。原因很简单，最初人们围绕着村子水井，在唧筒旁边等待轮班取水时，可以闲聊，这是当时居民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但是，自来水管接入每家每户后，这样的交流就消失掉了。在此基础上，芒福德探究了早期报纸和社区交往、大众传媒与城市生活塑造、公共空间、社会控制、群体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传播与集体记忆、社会交往、文明生活之间的关系。

其中，对话是芒福德认定的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他为此写下了一大段的论述，“若把城市生活的戏剧性场面都去掉，诸如竞技场、法庭、审判、议会、运动场、市政会议、辩论会等，城市中有意义活动的半数都将消失，城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半数以上都将减损，如果不是化为乌有的话。从各种形式的仪典和戏剧活动中，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对话，若从较高的形式上给城市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最好莫过于说城市是一个专门用来进行有意义的谈话的最广泛的场所。”这样的论述，与段义孚的一致，但更为强调对话或交流在城市理论中表现出的重要地位。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话，在城市交往中的个人、组织或是团体，打破了性别、身份、阶层、职业和种族的物理空间上的聚集，还可能出于自身某些方面的共同性而聚合，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与聚合，即一种“精神共同体”，对内加强着城市的身份认同，对外扩散着所在城市的影响力量。那种价值，在芒福德眼里，犹如“长长青藤上的一朵鲜花”，并能够超越“专制城市”。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