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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术当作一种志业

2020-05-12 15:37 来源:深圳特区报
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仅在某一方面学有所长,优于他人,能引导后学,即所谓的“经师”;而且在人格方面也达到很高的境界,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即所谓“人师”。

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仅在某一方面学有所长,优于他人,能引导后学,即所谓的“经师”;而且在人格方面也达到很高的境界,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即所谓“人师”。

“经师”与“人师”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但是对于时下的学术界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视学术与人格的关系。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为己”与“为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境界。在曾国藩看来,“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以转化个人的人格。”因此所谓“为己”之学,就是学者从学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外在什么原因,而在于内在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宋代哲学家张载说:“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国学大师梁启超对顾炎武的人格极为赞赏:“我平生最敬慕亭林(即顾炎武)先生为人,想用一篇短传写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写不出来。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因此,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仅在某一方面学有所长,优于他人,能引导后学,即所谓的“经师”;而且在人格方面也达到很高的境界,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即所谓“人师”。史学大家司马迁对孔子的人格十分景仰,并因此感叹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把“人师”作为学者追求的境界,这是中国学术的一个传统。顾炎武把“士”的本质规定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经师”问题,“行己有耻”是“人师”问题。而梁启超则提出既要把国学当作“文献的学问”,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又要视之为“德性”的学问,以内省和躬行去感觉和体察。前者讲的是“经师”问题,后者讲的是“人师”问题。梁启超还认为,在研究学术史时,对历史上的学者不仅要论述其学术观点,而且要研究其人格。梁启超曾经明确地指出:“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壹。”西方学者也非常注重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就是如此。他认为,学者应该把学术当作一种志业,而不是职业,更不要把学术当作敲门砖,当作炫耀自己才能的工具。只有那种全心全意追求真理的人、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才具有学者的人格。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格低劣的学人虽然也有可能做出有学术价值的著述,但是其学术影响力会大打折扣,这些人本身也很难说是值得后人尊崇的学者。中国书画史上也不乏这样的案例。正如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所说的那样:“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可见,如果没有高尚的人格,没有高度的境界,一个学者不可能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可能为其国家和民族带来光明的未来。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学者不但在学术上开辟了新的天地,而且在人格上也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人格与其学术一样,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彪炳千秋,光照人间。罗素曾对斯宾诺莎评价说:“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和可亲的。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

当代学者陈平原在谈到北大老一辈学者时说:“老一辈学者除了学问以外,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才情是学生们阅读、欣赏的对象。”这里说的就是学者的人品和人格。陈平原认为这是北大的一道风景线,陈氏感叹道,这道风景线即将消逝。不仅北大如此,整个学术界的这道风景线,也越来越模糊,正在人们的视野中远去。

(作者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 新闻中心-实习生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