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期静态与结构动态看中国经济转型

作者：李 宁 唐 杰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的工作方向，对周期性和结构性等问题做了深刻论述。

[摘 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的工作方向，对周期性和结构性等问题做了深刻论述。本文重点研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这些问题，首先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反驳了中国经济会陷入更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观点；发现中国的储蓄率主要受收入的影响，储蓄率下降是规律。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了转型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储蓄率 经济转型 短期静态 结构动态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3-0039-08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中央提出的“五个坚持”和“六个稳”的要求，为今年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后，经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累积的深层次问题的释放，都使得新时期经济发展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挑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自2010年开始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换档期，换档期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步骤，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图1表明，当经济增速落入6%～7%区间时，就业率增长已经趋于0，这既标志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更高劳动生产率的质量型转变，也构成了短期经济增长亟待解决稳就业的困难。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发展的质和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属于赶超型经济和转型经济特有的问题，国际上可借鉴的经验有限，需要中国创造性解决。转型中遇到的新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全国各省市投资率普遍较高，平均投资额达到GDP的70%。显然，只有降低投资率才能真正提升投资质量。但在经济换档期，调降投资率会引发当年投资增长率以及短期经济增长下滑。此外，2012年至2017年，中国居民储蓄率明显下滑，短短5年时间下滑近半，企业的储蓄也大幅下滑，国民经济储蓄率综合下降五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的消费增长却很缓慢。除此之外，中美贸易冲突中的利率平价与汇率稳定、脆弱的房地产市场与金融体系、焦虑惶恐中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治理、出走的跨国公司和中国的产业升级、传统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面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新问题、长期和短期、周期和结构问题做深刻分析。

一、周期与结构因素：基于长期及国际比较的视角

（一）中国与其他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路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被国际上称为“超高速增长”，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达到1978年体量的12倍以上，2010年以来进入换档期，经济增速降至6%～7%区间，仍处于国际前列水平。目前，中国高速增长的趋势能不能持续，引起了各界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与亚洲四小龙比起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中国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大致可以归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加大投资支出以及国际贸易等因素。日本1950年到1973年之间的GDP增速大约为10.4%，这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增速相同，但1973年日本的增速降为5%，自此之后再没能超过6%。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在经济增速保持了25年左右的高水平后突然下降，尽管后来韩国的GDP增速高于日本，但也没摆脱增速骤然下降的命运，台湾等地区也与之相似。中国以及其它赶超型经济体维持高速增长都有共同点，如政府、外资、私企各部门在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投入都很高，汇率维持较低水平，一系列政策有利于出口；不同点是，各经济体有自己独特的体制和商业组织形式，在与外国商业和投资的合作上也有所不同。

对这些经济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以美国加州大学的巴里·诺顿教授为代表。他们认为，这些赶超型国家的经历可以套用到中国。在这些经济体由高速增长突然降速时，都伴随着外部因素导致的短期危机，比如，日本在1970年前后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则是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短期的外部冲击并不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完结的真正原因，这只是一种巧合。他们只是发现，当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有所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也会骤然下降，但找不出下降的原因。他们认为，与其他赶超型经济体一样，外部因素只是导致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终结的部分原因，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变化，使得企业的成本增加，经济在短期内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这才是中国经济由“超高速增长”阶段到“适度增长”模式平稳转变困难的重要原因。第二种观点以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为代表，认为结构性问题总体上被夸大。虽然日本在1973年经济增速的骤然大幅下滑令人费解，但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实现了经济增速的平稳过渡，而且这两个地区在经济增长下滑的同时，人均收入在向日本靠拢。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中国的投资效率和需求条件变化并不是很大，而且在两个阶段的衔接上，中国比日本有优势，因为中国的规模比日本大，结构更具多样化[1]。我们更认同第二种观点，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克服经济动态调整中的阻力，推进持续的经济改革，避免陷入日本的情形。

（二）中美等国潜在增长率、经济周期及储蓄率的比较

刘世锦发现，二战之后完成工业化的13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出现30%~40%的下降，从此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2]。按相同口径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如果此前多国的经验可以应用到中国，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的下滑，表明中国经济很可能正经历着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从图2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具有鲜明的周期特征及显著的阶段性增长趋势：（1）中国经济存在8年-10年的周期特征，周期下行对潜在增长率偏离约为70%，而且统计检验显著；（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潜在增长率改变，均值自5.6%提高至9.6%；（3）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换档期，经济增速降至6%～7%区间；（4）6%～7%是否构成新的潜在增长率仍待观察。近期也有一些文献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做了分析或预测，比如林建浩和王美今发现增速换挡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外部负向需求冲击长期化二者叠加的结果[3]。王少平和杨洋发现中国GDP长期趋势呈现出结构性下移，其平均增幅从2001年～2009年的9.88%，下降到2010年～2014年的7.85%[4]。这一结果揭示了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源头，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计量证据。我们可以看到，在2010年之前，经济增速基本上都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当偏离均值70%时几乎都会迅速反弹，但经济增速自2010年开始下滑，至今没有反弹，如果新的潜在增长率变化为7%左右，经济增速就有继续下滑并探底反弹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前面临的问题既有周期波动，也有潜在增长率的阶段性变化，对经济问题的分析要同时考虑结构变化和周期调整。

美国的情况从图3我们可以发现：（1）美国也存在8到10年的经济周期，经济调整迅速，周期下行对潜在增长率偏离约为50%，高于我国的偏离度，统计检验显著；（2）与中国不同的是，近60年来，美国长期增长只存在潜在增长率漂移，不存在赶超加速和在长期增长率不变时的阶段性差异，结构调整蕴含于周期调整之中；（3）与中国一样，美国宏观经济也有典型的逆周期特点，尤其是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而大量增加货币投放。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还伴随着储蓄率的下滑。中国内外部失衡的核心问题是国民储蓄率过高，这些高额储蓄用于国内，则可以为投资融资，也带来了投资率过高的问题；如果高额储蓄流向国外，则导致大规模的外部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缓慢上升期（1978年～1994年）、调整回落期（1995年～1999年）、快速上扬期（2000年～2010年）、持续下降期（2011年至今）。近20年国民储蓄年均增速在14%以上，并且与GDP增速保持同步变化，显示了二者高度相关。我们要注意到，在201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峰值51.2%，随后开始回落。对储蓄率的下降，我们可以至少从两个角度解释。首先，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变化是储蓄率变化的根本原因。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居民会平滑消费水平。因此，储蓄率与当期收入与预期的永久收入水平之差呈正相关。世界银行的研究也表明，储蓄率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负相关，人均GDP越高，储蓄率水平越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储蓄率下降或将成为长期趋

^[1]巴里·诺顿：《中国：调整以适应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张军：《中国经济再廿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37页。

^[2]刘世锦：《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博源基金会：《中国未来十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4～15页。

^[3]林建浩、王美今：《新常态下经济波动的强度与驱动因素识别研究》，《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4]王少平、杨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经济新常态的数量描述》，《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势。图4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人均收入提高与投资红利消失引发的投资收益下降同时发生，使得我国储蓄率出现倒U，这与美国的趋势一致。

其次，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除了以生产要素的方式直接影响经济产出之外，还能影响居民储蓄率，也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2018）表明，中国的高储蓄主要源于居民部门，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解释家庭储蓄50%以上的上升幅度。因此，人口结构是储蓄变化的第一推动力，他们预测未来中国的储蓄率将会随人口结构的变化而下降[1]。最近的一些研究也根据不同的模型，对中国过去的高储蓄率做了解释并对未来的储蓄率做了预测。如İmrohoroğlu和Zhao构建了符合中国特点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由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老人养老和家庭保险的恶化风险，可以解释1980年至2010年中国储蓄率的上升幅度；在这期间，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决定了储蓄率的波动。图5左展示了他们对中国未来总储蓄率的预测，模型显示，2010年储蓄率小幅下降，随后会有一段时间的小幅上升，但2020年左右会见顶[2]。Curtis等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模型来量化日本、中国和印度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图5右展示了三个国家居民储蓄率相对于2000年的变化，他们的模型预测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在2050年将比2015年下降14个百分点[3]。

关于储蓄率的计量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上文提到的研究都是以现有的储蓄定义为出发点，预测未来中国的储蓄率变化。但是，如果储蓄的定义或构成发生变化的话，以上的储蓄率预测将不准确。2009年，联合国等组织制定了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引入了知识产权产品的概念，将知识产权产品列入固定资产。GDP的核算方法随之改变，将研发支出的费用列入固定资本。基于类似的思路，当研发支出的费用转化为资本统计时，非物质和创新能力投资（比如对教育的投资）也导致了储蓄，这部分统计口径上“新增”的储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以及未来的储蓄率将会如何变化，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经济转型过程的理论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体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必然要求。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引发了广泛讨论，观点形形色色，如将其归结为周期性波动和外部冲击等。刘世锦认为，很多观点缺少长期的分析框架，难以合理解释目前的经济变动。他认为，增长阶段转换框架中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依次转换[4]。我们认为，一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需要建立长期框架，二是在转型中结构问题会十分突出，需要政府适度干预，理由是：

现代经济学有关价格粘性的假设表明，技术条件不变时，短期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引起总需求围绕潜在总供给波动，这为政府实施短期总需求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在价格粘性导致市场失灵条件下，总需求管理是有效的，因此是必要的；从长期看，价格粘性在连续时间内将趋于消失，市场可以出清，不会出现结构性问题，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经济增长最终成为索洛或是罗默增长。以发达经济体为样本，新古典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分别侧重于长期和短期的经济分析，也因

^[1]Zhang M L，Brooks M R，Ding D，et al. China’s High Savings：Drivers，Prospects，and Polic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8.

^[2]İmrohoroğlu A，Zhao K. "The Chinese saving rate：Long-term care risks，family insurance，and demographic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8(96).

^[3]Curtis C C，Lugauer S，Mark N C. "Demographics and aggregate household saving in Japan，China，and India".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17(51).

^[4]刘世锦：《宏观经济走势与新增长动能》，《债券》，2019年第2期。

此产生了有关政府作用的理论争论。对于经济周期和波动，凯恩斯主义认为是短期价格粘性或刚性造成的，而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强调技术冲击，但现实中的情况更加复杂，这两个学派的假设都过于苛刻、理想，难以解释诸如多重均衡、金融崩溃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争论仍缺乏对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赶超型经济体的研究。在我们检索的文献中，运用新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走向停滞的论文比较多，但是引起广泛关注有份量的成果并不多。特别是类似于中国这样经历了40年高速增长的超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与结构转型的实证研究更少些。尤其是在转换的中期，市场粘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对结构性问题和政府所要发挥的作用分析不足。从实践角度看，追赶型经济转型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先行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率相对稳定，存在着阶段性甚至周期性的潜在增长率波动或漂移，但未经历过长期增长率提高与下降，因此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还需要寻找新的分析方法。中国目前的经济变化既有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有周期波动的叠加，需要短期静态与结构动态结合来考察中国的经济转型问题。对于短期经济波动，主要使用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就可以熨平，这里不再赘述，我们重点分析长期问题。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个方面是，在索罗模型的框架中，当有效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于0时，经济增长达到稳定态，这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假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恰恰等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则有长期增长率保持稳定，这是发达国家长期达到的均衡状态；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高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速度时，经济增速就提升，表现为赶超型经济体的高速增长的情况；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速度时，经济增速就下滑，表现为赶超型经济体的中速增长甚至停滞。长期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供给侧的因素，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在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地区，政府应进行供给侧改革，提高生产效率，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效果。另一个方面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发生经济部门的结构性变化，现有的文献强调需求和供给同时引起了这种变化。需求方面主要是收入的作用，认为是恩格尔效应引起了结构变迁；供给方面主要是各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和要素收入份额差异所引发的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结构变迁，这被称为价格效应[1]。各部门的生产率变化和收入变化等因素引起这些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出口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解释亚洲那些赶超型经济体“早熟的去工业化”现象[2]。因此，赶超型经济体为避免在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之前去工业化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应进行结构性改革，引导经济部门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生产率。综合来看，为完成转型并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不可少。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经之路

（一）经济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识别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前文所述，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开始发生转折，增速持续低于两位数，这引发了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和对当前经济问题根本原因的争论。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会议还强调，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通过经济增长动能的结构调整，加快技术创新、制度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有效

^[1]Herrendorf B，Herrington C，Valentinyi A. "Sectoral 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5(4).

  Herrendorf B，Rogerson R，Valentinyi A. "Two perspectives on preference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7).

^[2]Rodrik D.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6，21(1).

供给，着眼于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问题，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保持合理水平。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注意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并驾齐驱，确保经济平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这意味着，供给侧和需求侧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翼，它们相互影响、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缺一不可。

对经济增速下滑原因的判断很重要。学术界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有一些争论。林建浩和王美今将其概括为“长期派”和“周期派”[1]。“长期派”认为资本积累、人口红利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因此，目前的经济增长减速属于结构性的，而且目前的制度结构限制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配资，使得生产效率无法快速提高；“周期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不在内部结构，而是外部的周期性因素所致。对增速下滑的波动强度、驱动因素的识别是目前经济政策设计的基础。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近几年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供给侧的驱动力不足。如林建浩和王美今综合了以往对经济波动识别的方法，使用时变VAR模型研究了新常态下经济波动的强度及其驱动因素，发现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下滑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外部需求冲击的共同作用[2]。进一步发现，供给方面的冲击是经济增长长期趋势下滑的主要原因，2012年的加快改革使得这种下降趋势放缓，但并未完全逆转这种趋势；需求方面的冲击属于周期波动，且近几年为负向冲击，微刺激政策效果不是很显著。欧阳志刚和彭方平从共同趋势和相依周期的角度辨析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发现在新常态下，对趋势增长率的贡献上，需求侧低于供给侧，但供给侧驱动力下降的幅度更大，对当前经济下滑的影响更大[3]。以上的这类研究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实证方面的支持。在找出经济增速下滑的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之后，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高效完成转型，确保经济平稳均衡发展。

（二）经济转型中的结构调整和失业问题

为了判断经济发展趋势阶段性转换首先需要新的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依据周期观点，我国经济下行已经达到70%的历史均值。依据三大红利消失后的增长趋势变化，6～7%是未来的长期趋势，再向下偏离70%左右的经济下行是建立新均衡的条件，这意味着越过6%快速向下应当是正常的周期调整。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就业是结构调整最大的障碍。我们要认识两点：（1）结构调整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业和落后企业，这会引起结构性失业。要正确认识结构性失业与总需求不足失业的政策差异。（2）结构性失业政策的核心是适应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变化，实现再就业。我国自2010年进入了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为零的时期，这也是三去一降一补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志。基于洛伦斯曲线的估计，经济增长率降低一个点，结构性就业影响约为500万人，未来经济下行低于6%引发的结构性失业是可以承受的。因此，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就业培训和再就业教育的能力，对加快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三）转型趋势将从数量型向创新型增长转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重要方向，这也是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方面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驱动是国策”，“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创新不只是物质投入，创新首先是激发非物质的思想理念创新；创新不只是新产品新技术，创新来源于激励创新的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人，一流人才来自于一流的教育和人才制度体系；创新

^[1]4林建浩、王美今：《新常态下经济波动的强度与驱动因素识别研究》，《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3]欧阳志刚、彭方平：《双轮驱动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共同趋势与相依周期》，《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制度构成国家创新体系，巴斯德象限中看得见的手，高度依赖于看不见的手，竞争生存是形成高效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

作者简介：李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55； 唐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广东深圳 518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