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美国史学：从客观性到后现代主义挑战

作者：彭艳艳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客观性”自19世纪末在美国史学界被奉为圭臬以来，对20世纪初美国史学专业化的建设以及美国史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

[摘 要]“客观性”自19世纪末在美国史学界被奉为圭臬以来，对20世纪初美国史学专业化的建设以及美国史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本文围绕“客观性”这一中心问题，试图从其形成和衍变、受到挑战和修正及其如何得到捍卫的历程中，梳理美国历史学从诞生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的发展脉络，进而彰显百年来美国史学发展的常与变、博大与深广。

[关键词] 客观性 相对主义 后现代主义 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 K09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3-0087-06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历史学作为专门学科的建立仅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由于美国历史学家们热衷辩论、回顾、借鉴与反省，美国史学在短短百年里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史学流派之多、研究方法之精细、研究的范围之广泛以及研究成员队伍之庞大都是其他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美国专业史学建立之初就移植了兰克史学模式，即“科学历史学”或“客观历史学”。“客观性”不仅是史学的根基与核心规范，亦是美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议题。围绕“客观性”问题，美国史学界在其发展历程中展开了绵延一个多世纪的激烈攻防，本文尝试梳理美国史学自19世纪后期诞生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的发展脉络，即：史学客观性的加冕—相对主义的围困—突围重建—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回应挑战，进而彰显百年来美国史学发展的常与变、博大与深广。

一、从兰克史学到客观性的加冕

1830年，德国史学家兰克开始在大学教授学生如何使用档案，重建历史的真相。讲求证据、强调客观性的现代史学从此确立，兰克最终成了19世纪专业化史学研究的典范。[1]兰克在《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历史，1494～1514》的序言中写出了反映其史学特征的宣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认识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2]他承认存在着真实的历史，并且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历史。他主张“让史料说话”“如实直书”，倡导史学家回到档案馆去，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保持客观的不偏不倚的立场，摒弃史学家自身的主观色彩，不要让自身的政治立场、自己的好恶影响历史史料的选择和解释，只要保持这种态度，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可以还原的。除此之外历史学家也就没有什么任务要做了。兰克式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原文分析批判来寻找事实）为其赢得了“科学历史之父”的美名。

美国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成形于19世纪最后30年。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安德鲁·怀特、西奥多·史密斯、亨利·亚当斯、乔治·亚当斯等人，极力在美国建立科学史学，他们热情地采用了兰克史料考证和研究班的方法，相信历史学家的研究可以展示历史真相，写成的历史与历史本身能够完全等同，历史学可以是客观公正和确实可靠的。在美国历史学家的心目中，兰克这位神话式的英雄是客观科学性的化身。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德国的美国学生，他们把兰克的“性格和著作视为偶像”[3]。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就选出了“历史科学之父”的兰克作为它的第一位荣誉会员。“科学的客观性”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界内部公认的规范。然而，伊格尔斯认为19世纪大部分留学德国的历史学家都没有真正读过兰克的专著，他们也没有真正了解兰克，美国的兰克形象和德国的兰克形象存在很大的差别[4]。

二、从相对主义的围困到客观性的重建

“客观性”自19世纪末在美国史学界加冕以来，对20世纪初美国史学专业化的建设以及美国史学的发展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然而，在兰克模式指导下的客观历史学蓬勃发展的同时，美国历史学界内部也出现了一些相对主义思潮的苗头，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思潮相继出现，知识界普遍持失望情绪，意识形态争论激烈等等，使得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放弃了客观性的正统思想，世界进入了一个消极和怀疑的时期，在这种气氛之下，相对主义者的批判之风盛行起来。兰克所谓“让史料说话”“如实直书”的雄心壮志，成了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相对主义者强调，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不可重演的，史学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直接面对研究对象，而仅仅是通过历史流传物去研究历史。同时由于史学家的知识背景、受教育的程度、时代的大背景、学术的氛围，甚至史学家个人经

^[1]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2]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78页。

^[3]3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34页，第155～159页。

^[4]4彼得·诺维克认为，历史相对主义者这个名称是他们的对手强加给他们的，相对主义者自己从不承认自己的相对主义。

历、社会阅历以及个人性格等差异，一切历史著作或者历史研究都只不过是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建立起来的。在美国，历史相对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有特纳、比尔德和贝克尔等[1]。

（一）贝克尔：“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贝克尔是美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早在1910年，贝克尔就开始了对历史知识相对性的研究，其著作《论不偏不倚的历史写作》，矛头直指乔治·亚当斯等历史学者的观点。1926年，贝克尔在其论文《什么是历史事实？》指出了历史事实具有相对性的特点。1931年，当贝克尔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他发表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论文演讲，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的论述推向了顶点[2]。

贝克尔区分了两种历史，一种是作为过去存在过的历史，另一种是作为记录的历史，前者是客观的和绝对的，后者是相对的，是“思想的历史，它只是可以使人们想象地再现过去事件的一个象征，并不是过去的事实，它本身只是一个概括，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因而是人们所处的现在的一部分，是那些僵死地躺在文字资料里不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文字记载而已，不能称为历史事实。”[3]贝克尔也承认，辨别史料真伪、确定事实是否可信，固然是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但相信事实能为其本身说话，则是一种幻想[4]。

贝克尔试图肯定历史研究的主体，这一主体曾是科学历史学所极力否定的，他提到，“历史是一种想象的产物，是属于个人所有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每个人的个人经验中塑成，以适应他实际的或情绪上的需要”[5]，但贝克尔否定历史认识的客观性[6]，他所揭示的历史主体是悲观的历史主体，他总是受到他所处现实的来历不明的势力的愚弄，面对势力的压力，主体总是无可奈何、无法自拔。他说过，“每个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都受到了种种限制，如果超越这种限制，就可能受到惩罚”[7]。

（二）比尔德：“写作历史是一种出于信仰行动的行为”

美国史坛另一名最负声望的相对主义者是比尔德。比尔德不仅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还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富有热情，是狂热的行为主义者。1933年，比尔德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作《历史写作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的就职演说，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比尔德主张抛弃历史的客观性这一信念，将它“放入古代文物的博物馆”。他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做到客观公正的分析，“历史写作行为都是信仰的行为，历史学家通过这样的信仰去遵守他对自己的需要所产生的看法”[8]。他极力突出认识历史的主体，表明历史知识的相对性。他认为，“每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包括他对事实的选择，强调的重点，所做的删减，如何加以组织，以及他的表达方法，都与他的个性有关，与他生活的那个环境和时代有关……”[9]

^[2]2于沛：《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9、200页。

^[3]3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55页。

^[4]4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73页。

^[5]5彼得·诺维克认为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有很大区别，相对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存在客观事实，相对主义只是强调历史认识的多元性，而怀疑主义者却否认存在客观历史事实。

^[6]6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73页。

^[7]78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杨豫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51、359页。

比尔德的思想里蕴藏着实用主义观点，他极力倡导历史要为现实服务，要为当前的需要提供对国过去的叙述，他极力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做法；在他看来，历史为人类而存在，而不是人类为历史而存在。比尔德强调研究主体的行动、重视研究者的思想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固然值得肯定，但是，这种强烈的主观性往往过于绝对，从而使得他又成了主观性的绝对主义者。

总的来说，比尔德和贝克尔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许多共同的观念。他们都认为全面、准确、客观地重现过去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历史的客观性仅仅是一个高贵的梦想。

（三）在批判与反思中重建客观性规范

相对主义者的论点从一开始就遇到各种责难和批评。亚瑟·洛夫乔伊认为，贝克尔和比尔德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历史学家的直接社会目标，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职业所关注的范围以及把他们的价值观和愿望表达出来的那种复杂渠道。他还谴责时代错乱的表达方式是依据相对主义原理而造成的结果。尤金·巴尔克为“探索客观真实”做了辩护，他指责相对主义者“为了预想的社会目标而提出半真半假的事实，进行巧妙的掩盖……”查尔斯·安德鲁斯则认为，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就会损害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过去”是可以通过“过去”的眼光来审视的，不必把“现在”拖进“过去”之中[1]。

与以上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库欣·斯特劳斯在批判相对主义者的同时也作了自身的反思，斯特劳斯首先肯定了相对主义的某些作用：“贝克尔对‘冷冰儿硬性的事实’和‘客观超然’的态度这样一些公认的偶像发动了一场致命的攻击，尽管贝克尔的理论还远远没有构成一种历史哲学。”[2]诚然，相对主义者看到了历史认识的局限，打破了前人盲目的自信，使历史学家在面对丰富多彩而又无法确知的历史时，多一点谨慎和谦逊。与此同时，斯特劳斯也批评了贝克尔和比尔德“夸大”的实用主义价值和怀疑主义，认为怀疑主义不能建设性地提供可以取代的东西，却产生了威胁，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一些不自信的历史学家甚至还认为贝克尔和比尔德就是历史学界的“马丁路德”。

事实上，相对主义所带来的冲击并没有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所设想的那么大，相对主义者带来更多的是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破坏性的后果。相对主义者的批判尽管有力，但也漏洞百出。贝克尔和比尔德都算不上系统的思想家，他们的叙述往往十分松散，且前后矛盾。他们都过分拘泥于科学家所谓直接观察与历史学家所戴着的有色眼镜所看到的东西之间的差别，事实上，自然科学家所标榜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从来都只是一个神话，自然科学家在研究和观察过程中也常常戴着有色眼镜，尤其是二战以后，科学家的“法官形象”也倒下了，相对主义者唯科学是瞻的论点也失去了根基；此外，相对主义者对历史学家探求历史真相的努力，持过于悲观的看法，贬低历史学的求真价值，他们虽然倡导主体的能动性，但也极易使得历史主体为了党派、个人利益而歪曲历史事实，他们“沉溺于主观随意性，接踵而至的不是固步自封，顽固执拗，便是看风使舵，曲意编织”[3]。

尽管相对主义史学思想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对历史学的客观性的批评所带来的功绩不容置疑，它提醒人们对历史研究主体的重视值得我们思考，它推动了历史客观性规范的重建，在对相对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过程中，信仰历史客观性的历史学家开始修正让“史料自己说话”的信念，他们对“客观性”一词的使用也变得更加谨慎，“客观性”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历史学家对他们学术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价值观念的支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也有了新的理解和更为温和的态度：“重

^[1]2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第357～364、556页。

^[2]3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第248页。

^[3]4二战爆发后，在美国学术界对纳粹和苏俄一边倒的批判氛围中，美国史学又回到了一个趋同的轨道之上，这就是反专制的、重申美国式自由理想的“冷战共识”，历史学家们纷纷加入对伦理相对主义的批判。

大的历史真相”在共识的范围内属于不证自明的，因而也是客观的。1945年后，随着美国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1]，相对主义逐渐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所抛弃，重建后的史学“客观性”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到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

相对主义者虽然打破了过去主流史学中的绝对主义，但他们并未在理论上根本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正对历史客观性提出最大挑战的，是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的狂潮。从20世纪60现代后，美国历史学界对客观性的怀疑气氛越来越浓，借助“语言学之父”费迪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揭竿而起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以及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开始了致命的冲击，他们把历史学放入文学领域，和诗歌、小说并列，从而把它归为一种文学样式。

（一）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作为文学复制品的历史文本”

海登·怀特是美国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他视历史学在本质上无异于文学，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之间也不存在严格的界线。在他看来，“历史叙述都是话语的虚构，他们的内容之被发明正犹如其被发现是一样地多，而且它们的形式与它们在文学上的对应部分的共同之处更有甚于与它们在科学上的对应部分”[2]。在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眼中，被传统历史学家视为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都不过是“文本”。历史学家可以像文学批评家评论诗歌或小说那样去分析、注释和阐释这些历史文本。历史文本也像文学文本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矛盾和反讽，因而历史学家可以随意对之进行“文本化”“语境化”“再文本化”和“互文本化”[3]。这样一来，历史真实与客观历史也就不存在了，历史只不过是史学家在史料基础上想象重建并用语言表达出来而已，即它是以文本的形式被史学家制造和表述，然后被读者消费而已。

此外，还有后现代主义者如此认为：兰克主张的走进档案室、寻找一手材料也不存在必要，因为不论是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与过去的真实关联度都不大，两者同样都是一种文本，文本绝对不是过去本身。后现代主义者的这种极端的观点使其自身走向了彻底的虚无主义。不过，后现代主义语言学理论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使历史学家们“远比以往更为小心谨慎的态度去检视文本，使用新式的工具去揭发藏匿于公开信息之下的秘密，并解读一些微妙的语法转变之意涵等类似情形。”[4]

（二）应对挑战，在挑战中成长

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美国史学界不少历史学家纷纷著文立说讨论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与影响，代表性著作有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以及阿普尔比等三位女性合著的《历史的真相》等书。他们都谦虚地接受了后现代语言学的合理成分，同时也有力地反击了后现代主义，有保留地捍卫了历史学的“客观性”根基。

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观点做出了肯定，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很正确地提出了这一论点，即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并不包含任何内在的统一性或一贯性，每一种历史概念都是通过语言而构成的一项建构，人作为主体并不具有任何脱离矛盾与模棱两可之外的完整的人格，而且每一种文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和解说，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毫不含混的意图……这些渗透在全部人生之中的

^[2]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23页。

^[3]董立河：《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求是学刊》，2008年第3期。

^[4]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矛盾，就迫使观察者去‘解构’每一种文本，以便揭示出其意识形态的成分。每一种现实都不仅仅是通过言谈的话语去与人交流，并且也以一种极其根本的方式就由它们所构成”[1]但伊格尔斯绝不赞同“现实并不存在，唯有语言才存在”这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伊格尔斯立言，“确实，每一份历史叙述都是一种构造，但它是从历史学家与过去之间的对话之中所产生的一种构造。它并不是在真空之中出现的，而是出现在一个对‘说得通’具有共同标准的许多探索者的心灵之中。”[2]也就是说，语言虽有其隐晦模糊的部分，但要透过语言文本来了解历史事实，仍是可能实现的目标。

阿尔普比等人也积极回应了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挑战。她们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极端怀疑主义，提出用务实的实在论重建历史学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以求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条件下伸张历史学的求真价值。虽然她们也接受后现代主义者某些观点，如承认文本与语言的模糊部分，撰史过程中后设叙述存在“主观性”等问题，但她们更为主张的是语言与文本公共理解的可能性，强调了历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以及研究者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这既肯定了史学研究的实证基础，也确认了史学研究广阔的开拓前景。  

总之，在应对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的过程中，史学的“客观性”根基得以保留，但其亦作了些改变。历史家不再强调可能做到完全客观或是全然令人满意的因果解释，但必须要竭尽所能对历史作最客观之解释，“客观性”这一高贵的梦想永远值得职业历史学家为之奋斗。

四、结语

一战前，历史学的“客观性”自19世纪末在美国一直受到职业历史学家们的一致推崇，“客观性”就好比美国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上帝”，历史学家普遍相信探寻客观真相的可能性；一战后，“客观性”开始遭遇相对主义的围困，对此，美国职业历史学家积极与相对主义对话，于四五十年代又重建了“客观性”的规范；60年代伊始，史学危机再度来临，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的狂潮又借助语言学理论，再度侵蚀历史学的“客观性”，历史学家们再度以开放潜修学习的心态应对，寻求并建立了更富时代性的“史学客观性”，美国史学家们所追求的“客观性”这一史学根基的内涵也因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更具深度广度、更为博大。

作者简介：彭艳艳，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历史学馆员。广东深圳 518102

^[1]2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34页，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