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战略背景下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构建路径*

作者：李阳琇 邓伟琦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离不开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合理的国际流动是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的前提。具有战略性、均衡性、激励性和常态性的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对世界、国家、高校、教师、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 要]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离不开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合理的国际流动是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的前提。具有战略性、均衡性、激励性和常态性的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对世界、国家、高校、教师、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由规范系统、运行系统和评估系统组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构建的五大路径是定方向、建制度、造环境、抓重点、促融合，并对其分别进行了分析与论述。

[关键词] 双一流 教师国际流动 合理化体系 构建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3-0114-09

一、研究背景

“双一流”战略作为国家顶层设计战略，对我国高等教育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方向，为打造我国优质高校品牌，把握世界教育话语权提供了美好的蓝图。但长期以来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1^[2]等问题成为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要打破僵局，成为世界认可的“一流”，首先依靠的是“世界一流”的师资，而国际化水平无疑是“世界一流”师资的关键指标之一。“世界一流”师资队伍的建设离不开高校教师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大环境中得到历练和提高。因此，在“双一流”战略背景下，分析高校教师国际流动现状，为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的建设给出实质性建议，对于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高校教师国际流动领域，国外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较为充分。Bunt-Kokhuis(1996)在其著作及后续研究中分析了诸如全球化等大背景及个人背景如性别等影响因素对教师国际流动的影响[3]。Appleton等（2006）则通过对几所大学的数据进行分析，总结了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对财政以及教育系统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4]。Larsen（2016）对大量文献进行梳理，探讨了教师国际流动的概念、人才外流、回流、环流、不流动等主题[5]。国外学者的研究为笔者在教师国际流动领域的把握上提供了理

^[1]*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基于空间网络流动视角的教师国际流动研究”（项目号17YJA880048）的阶段性成果。

^[2]1《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5-11/05/ content_2960898.htm，2015年11月5日。

^[3]Bunt-Kokhuis V D, Sylvia G M,“Going Places: Social and Leg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Faculty Mobility,”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000(1).

^[4]Appleton S M, Morgan W J, Sives A,“Should teachers stay at home?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eacher mobi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6(6).

^[5]7Larsen, M. A.,“Transnational Academics: Mobilities, Immobilities, and Plac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US: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论基础和经验启发。

回首国内，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大部分研究都是从高校国际化和学生国际化的视角出发进行分析，针对教师国际化以及教师国际流动的成果十分匮乏。潘奇、顾明远（2016）在《知识世界的漫游者：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历史》著作中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1100年～1970年间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历史[1]。王迪钊（2017）则采用生态位理论视角，为我国高校教师流动提出建议[2]。吴娴（2017）使用2011年～2012年的亚洲学术职业调查的中日两国数据对大学教师的国际流动性作了相关分析，并得出拥有国际流动经历不一定能提升学术产出等结论[3]。

总的来说，我国针对高校教师国际流动的研究极少，大多只是对国外教师国际化经验的总结，所提对策也较为浅层，尚未形成系统理论。本文以“双一流”战略实施为背景，阐述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的构建策略，从理论上弥补我国在教师国际流动领域的研究不足，同时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夯实基础。

二、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构建原则及意义

（一）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的组成部分

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是面向全球高校教师，通过协调政府、学校、社会等各方主体，运用资金、信息、制度等各种资源来实现教师及其教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合理流动的体系。本文所指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并不包括学者在本国以外的国家担任长期职位，永远不回国的现象，这种情况属于学术移民或人才流失，而不是教师流动[4]。

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以规范系统、运行系统和评估系统为支撑。规范系统是基础。它包括教师国际流动的各种法律、制度、标准。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规范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为教师国际流动设置底线和提供范式。运行系统是关键。它是各方主体运用各种资源使教师及其教学、研究合理流动的整个过程，具体包括资源投入、流动实施和成果产出三个部分。流动资源是指为了让教师国际流动更加有序、合理而利用的人、财、物、信息资源。流动实施是教师流动前的准备及实际流动的过程。成果产出是教师因流动而实现的成果转化，包括无形的如理念、思想的升华和有形的论文、著作成果等。评估系统是保证。评估系统是对整个流动过程的监督反馈。适时的跟踪评估有助于及时调整不足，为将来的教师国际流动改革提供依据。三大系统密不可分，动态适应，共同构成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

（二）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的构建原则

合理指合乎常理、道理和情理。一个合理化的高校教师国际流动体系应满足以下几个要求：

1.战略性。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富强的重要体现。教师队伍的建设水平代表着高等教育的建设质量。因而，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必须符合国家、社会、高校、教师各主体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客观要求和发展需要，通过教师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序流动，实现资源均衡配置和利用，

^[1]潘奇：《知识世界的漫游者：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21页。

^[2]王迪钊：《“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教师合理流动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生态位的视角》，《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21期。

^[3]吴娴：《中日大学教师国际流动性的比较研究—基于亚洲学术职业调查的分析》，《苏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实现教师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以促进教育事业的繁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1]。

2.均衡性。虽然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受政府、院校的影响较大，市场自主调节力度不足，属于不完全学术劳动力市场。但高校教师资源是社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遵循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的一般规律：实现供求均衡，人力资源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本文所指的均衡是高校教师资源在国际流动的过程中达到数量、质量、结构上的供求均衡，具体表现为国际流动教师研究领域的均衡，“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均衡等。

3.激励性。一个合理的教师国际流动体系应能充分调动教师的流动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是迫使教师被动地流动。首先，公平是有效激励的前提。一方面，流动体系必须一视同仁。这体现在不论教师的背景、级别、岗位，都应获得公平的流动机会，接受公平的监督评估。另一方面，公平的流动系统又体现在因人而异，即尽可能满足不同教师的国际交流需求。只有公平的体系才能激发教师竞争意识、充分发挥教师潜能。其次，根据奥尔德佛的ERG理论，成长需要是个体对于自我实现等方面的追求和需要，这种需要通过发展个人的潜力得到满足。个人潜力的发展与持续的学习密不可分[2]。而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群体，其学习发展需要相对于其他社会劳动者而言更为强烈。因此，满足教师学习发展需求的国际流动能有效激发教师的国际流动需求。

4.常态性。美国学者库克（Kuck）提出，为激发研究人员的创造力，应及时变换工作部门和研究课题，即进行人才流动。卡兹（Karz）的组织寿命理论则表明，一个科研组织的成员共同工作的时间在1.5～5年这个期间内，信息交流的水平是最高的，获得的成果也最多[3]。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同理，一个合理的教师国际流动体系应保持流动常态化，才能保证流动效益最大化。

（三）构建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的意义

1.有利于攻克学术问题和人类发展问题。随着信息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许多学科领域不断拓宽和加深，另一方面，人类世界正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靠单一国家孤军作战难以解决，只有各国科研学者加强合作，才能更好更快地冲破壁垒，找出解决办法。

2.有利于巩固我国国际地位。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人瞩目，但在高端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高校是科研创新的重要研究基地，拥有一批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对于加快国家科技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有巨大的帮助。此外，教师流动是文化流动的一部分。通过教师国际流动可以把中国优秀传统带到世界各地，从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3.有利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拥有国际交流经验的教师，能更好地参与到高校国际课程的开发和建设当中，也能站在更新的理论高度开展课题研究，同时为学校管理带来新观念和方法，推动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

4.有利于促进教师个人发展。合理化的国际交流体系能有效激励高校教师参与到国际教育工作当中。对于青年教师而言，更多的国际流动有利于开拓国际视野，吸收别国优秀教育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为其日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能为经验丰富的教师带来新的理念和目标，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平台施展个人才华。

5.有利于培养学生成为国际人才。具有国际化水平的教师拥有更好的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资源，可以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内容和方法带入课堂，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也能带给学生更多的学习机会，便于培养通晓国际交流语言、文化、规则的优秀人才，让学生毕业后能在国际平台施展才能。

^[1]周险峰、谭长富：《教师流动问题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2]宋志鹏、张兆同：《ERG理论研究》，《现代商业》，2009年第3期。

^[3]袁曦临、曹春和：《基于知识转移的国内高校人才流动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三、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的构建路径

合理的教师国际流动是提升高校教师国际化水平的前提，是“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笔者围绕高校教师国际流动合理化体系的构建提出“定方向、建制度、造环境、抓重点、促融合”五大路径。

如图2所示，“定方向”处于整个构建路径的中心，属于思想层面的范畴，旨在指明和统一流动体系的战略性方向。“建制度”与“造环境”处于构建路径的第二层，属于中观层面的策略，是整个合理化体系有效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制度”是从流动前、流动中至流动后整个过程的规范制度。“环境”则囊括了线上和线下、国内和国外的流动环境。因此，中观层面路径是以时空结合的方式来为流动体系服务的。“抓重点”和“促融合”处于构建路径的第三层，属于微观层面的更为具体、直接的方法。下文就五大路径的实际运用展开阐述。

（一）定方向：加强实质性合作，注重深层化国际流动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国际交流主要以短期访学、被动承接项目为主，并不利于交流合作深度扩展。要改变现状，既要适当下放权力，激励教师和学校主动参与国际流动，又应拉长交流期限，通过项目合作方式推动深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

1. 要主动，不要被动。给予教师更大的学术自主权。人们总是对自己主动选择的事物投入更高的热情，而对被迫选择的事物抱有一定的抵抗情绪。国家和高校应高度重视教师主体地位和自主参与意识，鼓励教师自主申报国际科研项目，并在如科研题目、合作对象、研究区域、调研方法等方面给予教师尽可能大的自主选择权，让教师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激发教师积极性，充分发挥教师潜能，达到学校和教师的双赢发展。鼓励高校组织国际学术活动。高校可根据自身特点和时下国际热点积极主动地策划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如校长高峰论坛，高端学术研讨会等，吸引多方人才齐聚一堂，实现信息资源互联互享，激发新观点、新方法，为教师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机会，也可借此机会提高学校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利于一流大学建设。

2. 要交流，更要合作。长短期交流相结合。一项针对北京高校教师国际流动状况的调查显示，在具有国际流动经历的教师中，具有“国外短期访学”经历的教师占37％，所占比例最高[1]。虽然短期流动有利于教师加强海外学术关系，逐步建立广泛的个人国际学术网络[2]，也有利于迅速引进新知识新技术，形成有来有往、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但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往往需要短则数月，长则数年的时间才能取得较大的成果。显然，短期、浅层的交流难以让教师之间形成高度信任和认可的关系，并进行成果转化。因此，学校应激励教师在短期流动常态化的基础上，结合较长时间的国际学术合作方式，如共同开发国际课程和教材，互派教师志愿者进行教学活动，参加境外、海外培训学习项目等，使交流合作不单单停留在简单的会议、座谈、参观、访问等形式上。教师还可以利用长期项目交流的机会，到不同地区的政府部门、优质海外企业进行调研、探究，吸收国际优秀管理理念和高端科技成果，让研究更贴近实际，更具前沿性，而不是停留在“空中楼阁”阶段。项目引领，以点带面。为了加强对第三方国家的了解，由美国发起的富布莱特项目推动了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学术人员的流动。至今，该项目在中美双方教育交流合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首先，积极创立与不同国家的教育交流项目，有意识地加强与其他友好国家的联系。其次，通过开发国别比较研

^[1]韩亚菲：《北京高校教师国际流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国成人教育》，2015年第13期。

^[2]向丹、李华星：《教师国际流动现状及其对高校创新能力提升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究、跨文化背景研究、全球性或区域性研究等国家级科研课题，引导高校教师开展国际学术研究。并鼓励不同国别的教师联合申报参与，共同研究项目，联合发表论文，为教师提供更多深入交流学习的机会。再次，高校结合自身优势建立国际区域性研究中心，汇集优秀师资，聚焦热点问题，创新合作模式。例如，华南师范大学于2017年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并与新纪元大学（马来西亚）、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印尼）、曼谷大学（泰国）三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为提高东南亚地区汉语教育水平和汉语教育人才质量、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民心相通做贡献。

（二）建制度：构建系统、规范的人才流动机制

有研究发现，超过40%的研究者认为消极的财政影响是限制他们流动的原因之一；40%的研究者抱怨跨国流动缺乏有效的行政服务支持[1]。纵观我国高校教师国际流动的相关制度，程序繁杂、资金不足、后勤乏力，是阻碍教师国际流动的现存壁垒；长效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完善是教师国际流动积极性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1. 程序高效，落实保障。规范流动制度。相关政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设置专责部门和专职责任人负责教师国际流动工作，避免多头领导、重复工作的现象出现；下放权力，让高校自主负责人员选调、费用配置、形式管理等工作，使国际流动程序弹性化、便捷化。各高校制定明确、细化的出国申请审批规范，积极推进校内国际交流合作处、财务部、人事部等与教师国际流动相关的部门紧密合作，尽量采用无纸化办公，减少盖章、签名次数与出国、出境检查评审流程，减轻流动教师程序负担，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加大资金投入。教师国际流动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有调查指出，国家部委相关项目支持是我国教师国际流动的主要经费来源，比例高达 43.1％[2]。加大资金投入、丰富经费来源，迫在眉睫。必须加快订立不同学科、不同层次国际交流项目的经费标准，增加教师国际交流专项经费，单独列支。推动校企合作，由企业出资支持教师出国深造，回国后为企业的研发工作提供智力支撑。建立教师国际流动专项基金，鼓励民间资金流入高等教育领域。完善社会保障。做好与接收院校的对接工作，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组织关怀，尽量保障教师在国外、境外的基本生活费，减少教师花费在项目以外的时间成本。建立学术休假制度，保留教师出境学习期间的有关福利待遇，为教师购买国际医疗保险。做好家属管理工作，允许教师子女、配偶陪同出国，帮助解决子女随同就读问题。让教师无后顾之忧地潜心学术研究。

2．跟踪评估，及时反馈。适时评估反馈不仅利于学校对教师国际交流活动的监督，也利于教师对自己的科研工作进行总结。根据著名的柯氏四级评估模型(Donald.L.Kirkpatrick，1959)，一个完整的评估系统应包含反应评估、学习评估、行为评估和成果评估，即教师对国际流动的满意度，教师通过国际流动的学习获得程度和知识运用程度，以及教师国际流动为学校、国家所创造的效益。一方面，学校要做好教师出国过程的联系工作。出国前，要求教师把学习计划及时上报备案。出国后，定期以邮件形式与教师沟通研究或学习进度；同时获悉教师在生活上的需求，及时给予帮助和支持。回国后校方应派专人主动联系教师，了解其在国际流动期间遇到的问题，对国际流动的满意度以及通过本次流动所得的收获。也可组织教师国际流动经验分享会，并对积极参与国际流动、在国际领域有突出成绩的教师给予一定的物质、精神激励，提高教师对国际流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学校应对引进的国际教师和从本校“走出去”的教师进行跟踪研究，建立教师国际流动数据库，分析不同的教师国际流动对教师教学、科研以及对学校整体办学质量的影响，为未来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提供数据支撑。

（三）造环境：打造教师流动联合开放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学术环境

作为世界学术中心的美国在促进人才流动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从约翰逊总统的11375号令

^[1]刘进：《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劳动力市场》，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24页。

^[2]韩亚菲：《北京高校教师国际流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国成人教育》，2015年第13期。

规定任何学院如果没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雇员都被认为是违法；到《1964年民权法案》的第七款规定在1972年进一步延伸到禁止公、私立教育机构在招聘人员时出现种族、宗教、性别或国籍歧视性行为[1]。哪怕如今，美国逐步控制外来移民的数量，但对知识分子的流入依然保持欢迎态度。可见，开放的国家政策，自由、竞争的学术劳动力市场是凝聚国际人才的重要力量。

1. 渠道畅通。国家层面上，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人才国际流动。加快与更多国家形成学术互联互通协议，把管理入选国际交流项目的教师团队流动工作列为专项任务，为教师国际交流设立绿色通道，简化签证办理程序，方便其在一定时期内往来不同国家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同时，向欧美国家的人才选拔机制靠拢，建立可进可退、不进则退的激励机制，倒逼教师通过国际流动实现学术创新。高校层面上，为教师流动提供良好的平台支持。定期举办交流会议、座谈，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共同选派教师组队进行国际交流；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打造以项目为契合点的校际联盟。确保教师招聘、选派工作公正、公平、公开化。避免近亲繁殖现象。激发学术创新思维。让教师及时了解项目情况和进度，也便于公众对交流项目进行监督。

2.资源共享。为了让教师资源在国际舞台上更高效、高质地流动，中国可携手友好地区城市，利用信息化工具，构建大学教师资源共享平台，打造世界学术共同体。此平台至少应具备两大功能，第一是教师流动信息共享。世界各地高校均可把本校教师的个人资料、研究领域、科研成果、学术动态等上存到该平台并随时进行更新。学校、政府、企业都可在平台上寻找所需的专家学者或科研团队成员，向其发出教育流动邀请，可以是前往当地举办一个讲座，进行一些短期的志愿活动，共同研究一个课题，或者为机构提供咨询帮助等。教师根据实际的情况决定是否接受邀请。第二是教师知识、智识共享。这个功能更像是一个世界高校教师学习化社区，为广大教师群体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教师们在平台上写文章、提观点、找帮助，大家可以相互讨论，迸发思维火花，让教师资源的流动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

（四）抓重点：立足国情、校情、师情，开展特色化国际项目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的指导思想[2]。诚然，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教育的发展必须是立足于国情的发展，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

1. 区域特色化。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我国比较注重强强联合[3]。但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加强与周边友好地区的教育交流合作，对我国把握全球事务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良好品牌形象起着关键性作用。拉力与推力并举，引导教师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流动。一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力度。在教育设施完善、教学大纲制定、教材与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提供经济和经验上尽可能大的帮助，提升整体教育质量，增强发展中国家/地区对我国高校教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完善教师流动激励机制。设立更多与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合作项目并在资金支持上有一定的倾斜。对前往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参加学习、教学、学术研究的大学教师给予物质、制度支持并作为教师职称评定、职位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高校根据学校和教师的实际情况，寻求差异化国际发展道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的西部新疆地区可利用其历史、民族、宗教、语言等优势，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契机，加强与欧洲国家教师的互派

^[1]亚瑟·科恩：《美国高等教育通史》，李子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6～167页，第188～189页。

^[2]《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5-11/05/ content_2960898.htm，2015年11月5日。

^[3]李阳琇：《密歇根大学全面国际化及其对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启示》，《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互访，发挥文化桥头堡的作用。以云南、广西为首的南部城市应注重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合作，发挥孔子学院平台和汉语热的作用，输送汉语国际教师进行志愿者活动。内蒙古地区加紧与俄罗斯在国防生培养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华北、华中等地积极与日韩国家紧密联系，加大影视、动漫等艺术文化产业领域的人才引进与输出。广东地区加快冲破体制机制壁垒，以教师流动带动教育整体发展，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媲美东京、纽约、旧金山等湾区的世界一流湾区。

2. 学科特色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步伐加快，很多专业型大学逐步转变为综合型大学。这样虽有利于提升高等学历人才比例，却使高校同质化问题严重，很多高校甚至顾此失彼，丢失了竞争优势。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学通常以某些研究领域闻名世界。牛津、剑桥大学以神学研究在中世纪独步欧洲，博洛尼大学拥有先进的法学研究，萨勒诺大学则专供医学领域[1]。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国应紧抓“一流学科”建设的机遇，加强优势学科的建设力度，让学科建设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吸收养分，通过积累、融合而渐变。在生物、电子、航天、能源等我国急需的核心技术学科领域加大投入，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加盟的同时，输送教师出国进行培训。积极推动铁路技术、电子商务等优势学科领域的国际合作，取优弃劣，取长补短，力争出大成果、出高成绩，以优势带动劣势。鼓励创新学科、交叉学科之间的教师国际联盟。此外，师范、外语、艺术、工业等专业型大学应合理定位，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师国际流动，汲取世界知识之精华，唤醒本土学科的生机与活力。

3.主体特色化。有研究表明，有较高级别和技术背景的教师或是高级工作人员，以男性群体居多，他们拥有更多的国际流动机会[2]。但教育的公平性不仅体现在受教者上，也要体现在施教者上。教育国际流动的经历对不同年龄、性别、资历、学科的师都是有必要的。高校必须均衡配置每年每个学院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国际流动名额。本文特别强调对青年教师和女教师的关注。青年教师的创造力和接受能力巨大，本应成为国际流动的中坚力量，但他们教学任务繁重、评定职称压力较大，对国际流动重视程度不足。而且他们手上国际资源较少，在申请国际项目上往往容易碰壁。女教师相对于男教师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大，在长时间长距离的国际流动面前往往望而却步。学校需定期进行教师需求分析，尽量满足不同教师的流动需求。开展针对青年教师的国际训练营，输送青年教师到海外进行培训和志愿者活动，积累教学经验、拓展国际视野。设立面向青年教师的国际科研项目申报计划，鼓励老教师与青年教师共同研究课题，协助青年教师走上国际平台。增加女教师国际流动名额，鼓励其走出国门，踏上国际舞台，提高工作成就感。对于长期在海外进行研究学习的女教师，协助其完成配偶多次往返签证的办理以及子女随迁教育的问题。

（五）促融合：自主培养国际化与引进吸收本土化相结合

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二元悖论。闭关自守无法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敞开大门则畏惧人才外流。笔者认为，“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是单纯数量上的增加，也绝不能把二者置于对立面来看待。优化师资、相互融合才是决胜之道。

1. 本土教师国际化。机会总是青睐于有所准备的人。教师国际流动体系的构建除了要“有方向、抓重点、建制度、造环境”外，还需要教师自身具备过硬的本领，才能有“走出去”的资本和勇气。首先，教师的国际化最重要的是理念的国际化[3]。高校可定期邀请国际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本校教师进行培训，举办讲座。帮助教师形成国际化的教学和科研理念。其次，要想踏上国际化舞台，国际语言能力是不可或缺的。首尔大学教育学院为了提高教师教育的质量，从全球招聘优质教师和名誉

^[1]潘奇：《知识世界的漫游者：西方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的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21页。

^[2]Kim D, Twombly S, Wolf-Wendel L,“International Faculty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Experiences of Academic Life, Productivity, and Career Mobility”,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2012(155).

^[3]郑宏：《试论“双一流”背景下大学教师的国际化—以复旦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为例》，《高教探索》，2017年第10期。

教授来保障英语课程教学质量；还为韩语教师提供密集型培训，内容涉及在韩国国内韩语教育顶级机构和海外语言教育机构的课堂观察和教学实习等。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英语水平的提高，但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我们更应注重师生们小语种交流能力的培养。这里所说的交流能力，不是指单纯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包括对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理解和认同。只有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才能保证教师在交流合作的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最后，高校在进行校本培训的时候要适当加入国际通识内容，如世界历史、国际贸易、国际法律等的基本知识教师应该有一定的涉猎。

2. 国际教师本土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对外籍教师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海归人才也逐渐回流。根据《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人，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达58.48%。

世界一流大学都秉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原则。如香港大学的1000多名教授中，约40％来自香港，20％来自中国大陆，40％来自世界各地[1]。2015年，美国学者Dongbin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比起美国本土教员，国际教员师作效率更高[2]。虽然研究中没有具体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发挥国际教员的才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笔者认为，要运用好国际教师的作用，必须实现国际教师本土化。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不是对国际教师进行文化侵蚀，而是让其教学、研究更贴近我国具体实际，更好地为我所用。

高校进行师资引进时，要结合自身高校发展要求，从不同层面和需求领域实现人才的精准引进。引进之后，要注重外籍教师、海归教师与本土教师的有机契合，合理利用不同教师资源。对教师进行有关中国文化的培训，使其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国际元素之余不脱离中国实际。也可通过定期组织学校间、教师间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高峰论坛等形式，使本土教师迅速了解和掌握世界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国际教师的治学理念、教学经验也有助于本土教师国际化素养的提高。同时，要大力促进本土教师与外籍教师、海归教师的科研合作、课程合作，优势互补、信息互享，实现本土国际化和国际本土化的结合。

作者简介：李阳琇，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广东广州 510006；邓伟琦，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 510006

^[1]香港大学2018年官方网站数据, https：//www.hku.hk/research/our-researchers.html.

^[2]Dongbin Kim，Susan Twombly，and Lisa Wolf-Wendel, "International Faculty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Experiences of Academic Life，Productivity，and Career Mobility,"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201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