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社会革命视域下的五四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张宗兰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从伟大社会革命视角探讨五四精神及其当代启示，这是研究五四运动的视角创新。
[摘 要] 从伟大社会革命视角探讨五四精神及其当代启示，这是研究五四运动的视角创新。在社会革命的观察视角下，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实践都是旨在实现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作为具有开创意义的社会革命，其文化变革、政治变革、价值变革蕴含了五四时期的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变革的成果，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仍需要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需要发扬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对当代青年的启示就是弘扬中国精神、提升以“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为核心的实践能力，增强法治精神、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事业。
[关键词] 伟大社会革命 五四精神 青年知识分子 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 D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4-0005-07
五四运动以降的百年，各界对于五四运动的纪念和叙事不绝如缕、历久弥新。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五四运动提升到伟大社会革命的高度，认为它“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今天应需“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1[2]，发扬和传承五四精神。百年流转，五四运动“纪念越久，叠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本相，反而是越纪念越迷糊。”2[3]一百年间，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环境更易，五四运动的场域已经深刻改变，在伟大社会革命
[1]*本文系2020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英雄情怀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意蕴研究”（项目号2020-ZZJH-275）；2018年河北农业大学党建理论研究重点课题“新形势下党组织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途径与方法研究”（课题号DJ20180101）的阶段性成果。
[2]1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第2版。
[3]2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视域下探讨作为社会革命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以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条件下青年应继承什么样的五四精神、如何践诺五四精神，仍然有言说的空间。本文以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时期为背景，对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作一历史考察，在伟大社会革命语境下探求五四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一、 伟大社会革命的科学内涵
（一）“伟大社会革命”论断的提出和内涵
2018年初, 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 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2]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伟大社会革命”这一概念，表明了党自成立97年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都属于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范畴，一以贯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并明确了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解“伟大社会革命”的论断必须明确其内涵。由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动力。社会革命的基本内涵是通过激烈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方式，或是平和的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的方式，打碎、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并不断完善新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进步的过程。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3],社会革命往往首先要求政治革命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社会革命不仅仅包括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政治革命，更是指包括了经济变革、社会变革、思想文化变革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革”[4]。从根本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旨在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古老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革命运动。
社会革命具有长期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改变表现为不同的主题和性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果和社会革命的继续，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完善和发展，要通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行伟大斗争。其理想远大，使命崇高，任务艰巨，风险与挑战并存，需要几代人接续奋斗，继续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发扬五四革命精神，需要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员凝心聚力、需要在社会主义事业基础上开拓创新、实现深刻变革。
（二）五四运动的革命况味
[1]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应包括广狭两种含义。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所发生的学生游行示威，及其后全国的爱国运动，时间是1919年5月4日至6月18日。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在此前后知识分子所倡导推行的新文化运动，时间是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3年科学和玄学的论战。五四的“主流”，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17年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五年时间。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第1～8页。
[2]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夜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第1版。
[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4]杨煌：《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虽然并未在任何政党的领导下进行，但是一场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就五四运动的初衷而言，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旨在救国图存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就其过程而言，青年知识分子以朴素赤诚的爱国情怀、以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以国际局势和中国的现实处境为前提进行考量，从知识精英创办《新青年》进行思想文化层面的呼吁，到深入群众引领群众罢工游行进行直接的政治参与；从启发觉悟改造个体到奉行各色的“主义”改造社会，最终走向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选择。他们发动了一场启发民智的文化运动、反帝又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以及实现价值革新的思想运动。其社会变革层面之广，卷入工、农、商、学界各阶层民众之多均是前所未有的，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就其结果来看，五四运动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唤起民众，走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走向了革命。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武器，青年革命骨干得到历练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儿子，其‘政统’和‘道统’均来自‘五四’”[1]。在五四运动过程中，青年知识分子因爱国而救国、因救国而启蒙，进而改造社会，成为革命的急先锋，展现了20世纪的青年精神风貌和责任担当。
从五四运动掀起的社会变革、对共产党的孕育，到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一系列的伟大社会革命始终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本质都是通过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血雨腥风的年代，帝国主义价值链条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已经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基于先生存后发展的逻辑，必然首先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后方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天远离了黑暗动荡的社会环境，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语境下，无须谈“革命”色变，无须“告别革命”，仍然需要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发扬和继承五四先驱的革命精神，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二、作为社会革命意义的五四运动及五四精神
作为内忧外患的被动回应，近代中国开启了学习西方器物、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渐次深入的现代化道路探索。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实践失败，专制独裁和军阀混战的镜像，使青年知识分子深感国民性的不觉悟与西方民主政体之不契合，实现救亡图存非进行一番变革不可。作为意在实现古老中国现代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青年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向封建文化猛烈开炮、在五四游行中奔走呼号、在国内外局势交织中渐次实现了价值的选择和嬗变。正如学者指出，“五四运动作为历史事件、作为文化符号、作为价值标识，已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和精神深处。”[2]五四精神因此变得具体可感，有着穿越时空的伟力，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有借鉴意义。
（一）五四运动的多重革命面相
1. 文化变革的五四运动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封面印制法文而效仿法国大革命，因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汇聚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陈独秀以战斗之姿对于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与《东方杂志》展开一系列中西文化论战；在民国时期已成为共识的“民主”和“科学”理念的影响下，作为《青年杂志》副刊的《每周评论》直接以“谈政治”为宗旨；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意味着“学生辈正式以群体的形式加入到 ‘运动’中来。”[3]当时知识青年通过阅读报刊、街头讲演、
[1]欧阳军喜：《历史与思想：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2]杨凤城：《五四运动专题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3]5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页，第53页。
参与各样的改造社会的实践，就是在个体和社会层面实现东西方文化扬弃、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过程。旨在实现文化变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李泽厚认为是救亡压倒了启蒙[1]，毋宁说，是首先有了文化的启迪，唤醒了更多民众对于国家出路的探索，是启蒙启发了救国意识。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陈独秀定义为“德先生”“赛先生”；陈启天指出，“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2]
2. 政治变革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因其广泛的群众参与、斗争的目标彻底性而成为一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爱国主义集体记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为表达国民外交的呼声，爱国学生以写血书、挂条幅、发传单、游行示威的方式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直接对话，要求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再到后来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首先发力的青年学生得到工界、商界、学界的声援，从五四事件到六三事件，从北京到上海，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群众政治运动震惊了世界。“学生罢课惟独不理，工人罢工不出三日，卖国贼俱去”，青年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个体国民性的改造离不开对社会环境的根本改造，要救亡图存、改变任人宰割的局面，必须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进行一场政治变革。因此，社会改造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最终走向了革命。在此过程中，青年学生充当了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其不怕牺牲、直接行动的精神起到了巨大的群众动员作用，引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从群众的不觉悟和对革命的隔膜，到“三罢”斗争的奋起，“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3]中国革命由此具有了和以往不同的历史特点，翻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一页。
3. 价值变革的五四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到转而目光向东，学习苏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五四运动的推动和基于国际观察、中国国际地位的考量而做出的价值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的危机，引起了世界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思。在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观念中，“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即是‘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社会主义则与互助、平等画上了等号。”[4]因而放弃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苏俄宣布放弃沙俄时代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权益，适时的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更加确认了“不侵掠”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对不同“主义”的选择，其基本出发点还是青年知识分子对救国图存的考量。五四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主流。
（二）历史场景中的五四精神
后人对五四运动的纪念，赋予了五四运动新的话语，意义得到延伸，其本来面目却因此变得模糊。本文回到五四运动的“当下”，通过时人对五四的评价和认识来总结历史场景中的五四精神。五四事件之后不久，即引发了五四亲历者对五四精神的思考。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傅斯年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学生领袖罗家伦在5月4日游行之后的22天发表文章，把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也认为五四运动有其独特的精神，乃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5]。从当时事件、当时知识界的评价来看，五四运动作为具有开创意义的社会革命，其文化变革、政治变革、价值变革蕴含了五四时期的勇于革新、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9～20页。
[2]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1920年第2期。
[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以上转引自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读书》，2009年第5期。
敢于实践、爱国主义精神。
1. 勇于革新精神 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变革，其精神实质在于找到体察人生、改造社会的新方法，在于勇于革新，“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1]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隐形存在，深层次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封建专制思想不去，民主共和体制不容于中国土壤；民众缺乏对科学的认知，便会阻碍社会变革的步伐。作为文化启蒙的五四运动，提倡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使得知识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不再为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文化启蒙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仍然在路上，仍然需要勇于革新的精神，与时俱进，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性文化转化、向马克思主义文化创造性转化。
2. 敢于实践精神 五四运动爆发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是一次没有党派组织动员、由青年学生首先发起、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运动，是一场勇于实践的运动。张东荪指出，学生运动的目标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2]，学生敢于直接行动，不怕关押拘禁乃至流血牺牲。在五四运动结束后，青年学生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民众的伟大力量，把组织民众和联合民众作为改造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一时间，“到民间去”成为一种潮流。五四时期的青年以“五不”精神闻名于世：“不计较个人经济得失，不惜与家族决裂，不怕被学校开除，不怕坐牢，不怕牺牲。”[3]在民族危难之际，这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和敢为人先的斗争精神，就是以不怕牺牲、直接行动、深入民众、唤醒民众、动员民众为核心的敢于实践精神的体现，特别是动员民众的实践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3. 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的发生，即以爱国救亡为前提对国家出路进行的探索，其本质在于“使古老的中国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是爱国主义，是民族复兴的初心和使命。”[4]五四时期的爱国和今天的爱国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当时的爱国，爱的是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而不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这个爱国便与爱党、爱民族实现了统一。需要指出的是，“五四”不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其背后有更宏大的理想支撑着爱国的信念，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世界主义。“五四”知识分子胸怀博大，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不以一国一族的利益为沟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主义的国家”和以普世性的全球价值为依归的民族崛起。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度，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国家将长期存在，这种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不可避免染上浪漫和空想色彩，却表明了“五四”知识分子的人类关怀。这就是“五四”的爱国运动，不仅爱民族国家、更是有世界主义理想的爱国主义。
三、五四精神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5]探讨伟大社会革命视域下的五四运动对于当今的现实启示，在于明晰当代青年在新时代
[1]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商金林：《“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人民政协报》，2017年5月4日，第11版。
[3]张治银：《觉醒与分化:五四时期青年人生抉择及启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4]杨凤城：《五四运动专题研究“主持人语”》，《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5]习近平：《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4月21日，第1版。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地位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方向和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继续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承继五四运动中的革命精神，践诺新时代的青年使命。
历史上的五四运动，青年知识分子发挥了急先锋作用。什么是先锋？毛泽东指出，“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2]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屹立时代潮头引领五四运动，其动力根本来自于青年自觉，也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性情和传统儒家文化的潜在影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传统的科举取士、“学而优则仕”观念促使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同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涵养，体现了个人理想和国家政治理想的统一。因此，在国家内忧外患时知识分子内心潜藏的部分中华“元典精神”[3]最容易被唤醒，“如忧患意识、变易—自强观念、‘汤武革命, 顺应天人’思想、华夷之辨, 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主义等, 其主体性被唤醒, 具体表现为担当救国大任的民族情怀和责任感。”[4]而少年书生的真性情又最容易被时局激发，“越是血气方刚，越是关心社会大众的境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就越会多一份良心的驱使和救国救民的沉重责任。”这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忍不住的‘关怀’”[5]。
在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今天，五四精神救国图存的场域已经改变，但青年仍然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正如学者指出：“青年成为一种方法，透过青年群体，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未来。透过青年党员这个群体，看到我们政党的未来。对社会、国家来说，青年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的存在。”[6]在和平年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没有了革命战争年代对青年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倒逼和刺激，欲发挥青年的民族先锋作用，尤其需要发扬五四革命精神、赋予青年以使命和责任承担当意识。
1. 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7]具体来说，就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种爱国还需继续传承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价值取向，充满人文关怀和人类关怀，扎实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对五四时期勇于革新精神的继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是敲敲打打就能实现的，固然需要以工匠精神在工作岗位上的扎实求精，更需要攻坚克难、推陈出新，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方式之新和发展境界之新。
[1]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5页。
[3]冯天瑜用“元典精神”来指代中华民族传统精神, 即一个民族进入“轴心时代”后, 哲人对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作深层思索而形成的重要典籍—“文化元典”所集中体现的原创性精神。参见冯天瑜：《元典精神的近代转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邢云文、韩晓芳：《召唤、动员与五四知识分子主体的觉醒》，《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6]徐光寿、俞敏、刘宏森等：《让理想终止流浪，我们选择希望—“五四”百年再思考》，《青年学报》，2019年第2期。
[7]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不断提升以“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为核心的实践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全部政治生活的主题，习总书记对广大青年寄予厚望，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终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奋力实践中变为现实。然而少数当代青年奉行佛系文化、丧文化等消极文化，消极逃避应有的时代责任；更有甚者，丧失应有的民族国家认知，有意识地推卸甚至抗拒责任。因此，必须明确广大青年的时代使命和责任意识，发扬五四时期“不怕牺牲、直接行动、深入民众”为核心的敢于实践精神，既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又要有过硬的本领，努力抓住学习的大好时光，增长文化知识、敢于实践、善于实践，增强创新实践能力。
3. 增强法治精神、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关于五四运动的叙述和讨论不胜枚举，但是鲜有法律层面的论及。军阀专制、社会黑暗的时代环境之下，青年学生对于救国图存的激进表达就是直接的政治参与，火杀赵家楼的行动甚至轶出法律规约。当时的蒋梦麟和胡适并不反对学生直接参与政治，但是反对以暴力的方式参与，“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及思想的基础上”[2]，“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用不着他们来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不可长期存在的。”[3]这些主张表明作为黑暗社会之下，学生运动需要在理性引导、遵守规则秩序，学生的政治参与需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通过民主的程序加以实现和完成。社会动荡之下有非常之事，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行稳方能致远，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不是要打乱社会秩序，而是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尤其需要当代青年学生增强规约意识和法律精神。增强法治精神和法制建设，并不意味着青年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淡化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新时代的伟大社会变革，是社会稳定条件下的社会变革，不再是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相应的，青年的政治参与方式也悄然改变。青年学生需要提高依法表达诉求的守法用法意识，在现代法治理性引导之下做出合乎秩序的爱国行动表达，以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为基本依据，作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后备力量，有组织有秩序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事业。
作者简介：张宗兰，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河北保定 071000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
[2]胡适：《五四运动廿九周年 胡适指出青年之路》，《申报》，1948年5月5日。
[3]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五四纪念增刊）》，1920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