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特征及机制演化* —兼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比较分析

作者：韩 靓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城市群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是我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已成为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摘 要] 通过梳理和分析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现状、特征和动力机制演化进程，并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进行对比，归纳了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呈现的特征和规律：（1）常住人口规模大幅度增加，但增速显著放缓，近年增幅在三大城市群中最低，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分布路径仍处于向大城市集聚阶段。（2）城市化水平远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居三大城市群之首；但城市化水平市际差异较大，最高值深圳和最低值肇庆城镇化率相差一倍，且城市化增速在2010年后逐渐放缓。（3）以跨省农村流动人口为主力的大规模人口流入是珠三角城市群迅速城市化的直接动因；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是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井喷式增长乃至推进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吸引外来人口、助推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动力，提升了广州、深圳超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

[关键词] 珠三角城市群 人口城市化 特征 机制演化

[中图分类号]  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4-0026-11

城市群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是我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已成为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动力。2016年，我国三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GDP合计26.15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35%2^[2]，是承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纲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等系列文件都提出珠三角城市群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

在我国城市群发展战略目标下，珠三角城市群虽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最发达、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但与世界五大城市群及长三角城市群相比，在城镇化质量、城市层级体系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广东省提出“建设以广州、深圳为双核的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及“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背景下，迫切需要研究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特征及机制演化规律，丰富城市群发展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为促进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为全国其他城市群培育和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由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现状特征和动力机制演化，探寻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规律。

一、文献述评、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作为区域经济和人口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群日趋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和趋势。国内外学者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人口学等多个角度对城市群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界定（Jean Gottmann，1961[3]；顾朝林，1991、2011[4]；方创琳，2014[5]；刘士林，2015[6])，认为城市群本质上是

^{[1]*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深圳市人口空间变动及其优化路径研究”（课题号SZ2019D028）的阶段性成果。}

^[2]1数据由2017年各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3]Jean Gottmann, Metr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New York, 1961.

^[4]顾朝林：《城市群研究进展与展望》，《地理研究》，2011年第5期。

^[5]方创琳：《中国城市群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地理学报》，2014年第8期。

^[6]刘士林：《关于我国城市群规划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

在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梳理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和海西地区等主要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发展状况。李建民通过三大城市群比较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内部结构差异较大、城市体系结构失衡，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京津核心地区不能有效辐射周边城市[1]。王桂新等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水平和速度均显著高于全国，且呈加快发展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人口迁移及经济增长的推动，城市化水平内部差异大，上海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江浙的其它城市[2]。李若建通过对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历程的分析，认为大规模人口迁移是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其动力源于工业化，并从主要依靠工业转为工业与第三产业并重[3]。吕艳华等通过对海西城市群人口发展及城市化状况的分析，发现海西城市群存在人口集聚能力不足，城镇化进程乏力，缺乏核心大城市带动等问题[4]。

在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方面，国外学者认为城市群发展经历了大都市圈—超级城市区域—廊道式阶段—超级城市群区域几个阶段（Lang, R., Knox, K.，2009[5]；Henderson, J. Vernon et al.，2009[6]），国内学者总结了世界级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或者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毛新雅，2013[7]），说明城市群人口集聚由大城市逐渐转变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在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发现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源于存在大量的人口城乡流迁，这提升了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城市化水平（王桂新等，2005[8]）。学者们考察了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因素，如产业的集聚与扩散、经济技术条件等（Richard Florida et al，2008[9]）；也有学者从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人口与产业协调程度（魏乐霞，2008[10]）、人口与空间协调程度（向云波、赵严，2015[11]），以及人口、产业与空间三者协调程度（徐小钦等，2014[12]），认为城市群人口城市化

^[1]李建民：《京津冀城镇化及其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1期。

^[2]王桂新、陆燕秋：《长三角都市群地区城市化发展动向考察》，《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1期。

^[3]李若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得失探讨—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1期。

^[4]吕艳华、熊柴、王俊沣等：《海西城市群人口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建议—兼与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7期。

^[5]Lang, R., Knox, K., "the New Metropolis; Rethinking Metropolis," Regional Study，2009,43(6):789-802.

^[6]Henderson, J. Vernon, and Anthony J. Venables, "The Dynamics of City Form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9(12):233-254.

^[7]毛新雅、翟振武：《伦敦都市区与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及其启示》，《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8]王桂新、戴贤晖：《外来人口与上海市的发展：影响、趋势与对策》，《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6期。

^[9]Richard Florida et al. "the Rise of the Megaregion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08,1(3):459-476.

^[10]魏乐霞：《长三角地区人口与产业空间布局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1]向云波、赵严：《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关系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

^[12]徐小钦、袁凯华：《我国人口、经济、空间的城市化及其互动》，《城市问题》，2014年第3期。

要受到产业布局和土地城市化等影响。因此，人口迁移流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空间布局是影响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对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研究尚不够深入，当前研究较少关注人口流迁对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影响，以及从城市群角度考察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而这却是促进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二，现有研究多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对发展相对成熟的珠三角城市群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关注了珠三角城市群空间形成。本文将聚焦在深入研究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现状特征、空间路径和动力机制演化，并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对比分析，试图把握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等特征，发现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机制演化规律。

本文研究对象为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州、东莞、中山9个城市。分析过程中涉及与其他两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对比分析，界定如下：京津冀城市群涉及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等10个城市；长三角城市群涉及上海、江苏省和浙江省，包括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等16个城市。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1）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等七个省份的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2000～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等七个省份的统计年鉴；（3）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及京津冀城市群35个城市2016年统计公报；（4）2000～2017年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统计公报及统计年鉴。流动人口口径沿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界定标准，将“居住在本地，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界定为流动人口，其中不包含市内人户分离人口。

二、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处于向大城市集聚阶段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90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规模为2559.82万人，2000年增长到4287.91万人，2010年达到5612.69万人。截止到2017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规模达到了6150.54万人，是1990年的2.4倍。

（一）1990～2010年，常住人口规模增长集中在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和惠州等城市

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制造业的崛起使外来人口快速集聚，带来了珠三角城市群年均173万的常住人口增量。1990～2000年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加了1728万，增长了67.5%，是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图1）。其中，深圳、东莞、广州和佛山人口增量占总人口增量比重分别为30.91%、27.22%、21.08%和13.5%，即该阶段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量近93%都是由深圳、东莞、广州和佛山四地常住人口增加造成（图2）。在珠三角城市群中只有肇庆常住人口是负增长，十年间减少了188.86万人，下降了11%。

2000～2010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口规模继续较快增长，但增速有所下降。此期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加1324.78万，增长了31%，增速虽比上个十年有所下降，但常住人口增量仍能达到年均132万人。深圳和广州常住人口增量仍然领跑九市，占总人口增量分别为25%和21%，但与前十年相比，增量均有所减少，深圳由1990～2000年增加534.14万人下降到2000～2010年增加334.96万人，广州由1990～2000年增加364.21万人下降到2000～2010年增加275.95万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莞出口制造业受

到较大冲击，由此带来以制造业工人为主的东莞人口增量下降明显，由1990～2000年常住人口增加470.41万人下降到2000～2010年增加177.44万人，增量减少了300万；惠州常住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增量占珠三角总人口增量的比重由5.36%提高到10.43%。该阶段，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和惠州是外来人口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五地常住人口增量占珠三角总人口增量的84%；惠州有赶超东莞之势（图2）。

（二）2010年后，常住人口呈聚焦式增长，主要积聚于深圳和广州

2010年后，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增速放缓，增量下降明显。2010～2017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加537.85万，增长了9.58%，常住人口增量降至年均76万人。此阶段，深圳和广州的人口增长在珠三角城市群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两地常住人口增量占总人口增量分别为40%和33%，即珠三角人口增量的3/4都集中在深圳和广州（图2）。佛山常住人口增量占总人口增量的比重下降至8.54%；东莞人口增量下降幅度最大，2010～2017年的7年间，东莞常住人口仅增加了12.23万人，常住人口增量占珠三角总人口增量的比重下降至2.27%。

（三）近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幅在三大城市群中最小

从常住人口规模变动来看（图3），2015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规模为5874万人，比2010年、2000年分别增加262万人和1586万人；长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规模为11037万人，比2010年、2000年分别增加274万人和2293万人；京津冀城市群常住人口为8975万人，比2010年、2000年分别增加596万人和1883万人。三大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均表现为持续增长态势，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增幅最大；珠三角城市群近年常住人口增长明显放缓，增幅最小，2010-2015年间增幅不到京津冀城市群的一半。说明近年来，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增强，常住人口增长主要集聚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长乏力。

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规模大幅度增加，但增速明显放缓,特别是近年来增幅在三大城市群中最低。从空间路径来看，常住人口规模增长从集中在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和惠州等城市，到近年来的人口聚焦式增长，主要集聚于深圳和广州两个超大城市，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分布路径仍处于向大城市集聚阶段。  

三、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现状特征

（一）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水平居三大城市群之首

本世纪以来，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水平一直明显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三大城市群中，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水平最高，其次是长三角城市群，最低的是京津冀城市群（图4）。

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水平(平均城镇化率高达84.88%)居三大城市群之首，长三角城市群16市平均城镇化率为74.18%，京津冀城市群10市平均城镇化率只有67.13%，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水平高出长三角城市群10个百分点，高出京津冀城市群近18个百分点（表1）。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也分布在珠三角城市群，深圳城镇化率高达100%，居全国首位；佛山的城镇化率接近95%，排在全国第三位；东莞、珠海和中山的城镇化率均超过了88%，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率最高值上海（87.6%）和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率最高值北京（86.5%）。

（二）2010年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增速逐渐放缓

由于城镇化率数据缺失，本文只统计了2000年后珠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率变化情况。由表2可见，珠三角城市群平均城市化水平2000年已经高达69.49%，超过了京津冀城市群2016年的平均水平，2005年上升到77.24%，2010年达到82.72%，即2000～2010的十年间，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1%，此后，城镇化率增速放缓，2010～2017年，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水平从82.72%增长到85.3%，7年间仅增长了不足3个百分点。其中，佛山、东莞和中山在2000～2010年间城镇化率增长幅度最大，在15～30个百分点之间；深圳、佛山、东莞、珠海和中山在2010年后城镇化率几乎没有变化或上涨幅度非常小，

广州、惠州、江门和肇庆2010年后城镇化率增幅稍高，约3～7个百分点。

表2 2000～2017年珠三角各市城镇化水平

数据来源：珠三角各城市历年统计公报及统计年鉴。

（三）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水平市际差异较大

珠三角城市群中城市化水平居于第一梯队的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中山和广州，其城镇化率均在85%以上。深圳在2000年城镇化率就达到了92.46%，2004年起，深圳全面实现农村城市化，城镇化率率先达到100%，居全国第一。紧随其后的是佛山，2010年前，佛山城镇化率还低于80%，2010年迅速增加到94.09%，此后缓慢增长到2017年的94.96%，居全国第三。珠三角城镇化率排在第三名的是东莞，东莞也是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率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尤其是2000～2010年间，东莞的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60%猛增至2005年的73%，2010年达到88%，十年间增长了28个百分点，2010年后城镇化速度减缓，2017年东莞的城镇化率接近90%。中山的城市化发展轨迹与东莞高度重合，只是城镇化率略低于东莞近一个百分点。珠海城市化水平起点较高，发展平稳，2000年珠海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了85.48%，仅次于深圳，此后一直平稳增长，2017年达到89.37%。广州的城市化水平一直略低于珠海（图5）。

惠州和江门的城市化水平在珠三角城市群中属于第二梯队，城镇化率不足70%，分别从2000年的51.66%和47.08%缓慢增长到2017年的69.05%和65.81%。

珠三角城市群中城市化水平最低的是肇庆，2017年城镇化率不足50%，只有第一梯队诸城市城市化水平的一半；而且城镇化率增长速度较慢，2000～2017年的17年间，肇庆的城镇化率只增长了14个百分点。

四、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演化

（一）工业化带来了流动人口井喷式增长，跨省流动和乡城流动是目前主要迁移模式

改革开放后，在外资的推动下，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迅速崛起，需要规模庞大的产业工人，吸引了广东省内外大量流动人口向珠三角城市群聚集。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珠三角城市群在1990年流动人口仅316.98万人，到2000年突增到1947.98万人，增长了5倍多，此后增速放缓，至2010年，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总量为2871.25万人，比2000年增长了47%。在珠三角城市群中，深圳、广州、东莞和佛山一直是流迁人口规模较多的城市，1990～2010年间，四个城市流动人口占据了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总量的80%左右。其中，深圳流动人口占比最高，20年间保持在30%左右，说明在珠三角城市

群中深圳的人口吸引力最强；广州流动人口占比略有下降，从1990年的20%下降到2010年的18.87%；东莞后来居上，1990年流动人口占比仅为13.8%，2000年上升到25%，超过了广州，2010年保持在22%，仍然高于广州（图6）。结合前面珠三角各市常住人口增量在总人口增量中的占比分析，与东莞常住人口增量占比急剧下降相伴随的是，东莞的外来流动人口占比却持续上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东莞作为制造工厂，低端制造业比重大，吸引的外来农民工群体只是将东莞作为打工地，定居落户的少。

20世纪90年代，珠三角各城市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入为主，除了东莞和中山由省内、省外流入的各占一半以外，其他城市由省内流入的人口均占流动人口总量的七成左右。时隔十年后的2000年，珠三角九市流动人口中由省外流入的比重大大提高，东莞和中山的省外流入人口占比超过了八成；深圳、佛山、惠州、江门的省外流入人口占比在七成左右；广州和珠海的省外流入人口占比也超过了六成；只有肇庆该比重较低，但是省外流入人口规模也超过了省内流入人口。2010年，除了广州省外流入人口比重略有降低之外，其他城市流动人口来源于省内和省外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000年的水平（图7）。可见，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内部的劳动力资源基本能满足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需要，只需从省外吸纳20%～30%的劳动力即可；随着产业发展壮大，广东省内劳动力资源已不能满足需求，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十年，珠三角城市群主要以吸纳省外流动人口补充劳动力缺口，该趋势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

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城乡类型来看（图8），珠三角城市群乡城流动人口比重最高，达到79%，即珠三角城市群跨省流动人口中有近八成流入人口来源于乡村；其次是城际流动人口，比重为13%。与其他两大城市群相比，珠三角城市群的城乡流动人口比重也是最高的，分别高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12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说明珠三角城市群对农民工的吸引力最强。

（二）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提升了广州、深圳超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图9），务工经商是广东省流迁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动因，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58.66%上升到2000年的67.92%，2010年增至近70%。迁移原因位居第二的是随迁家属，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7.7%提高到2010年的11.15%。因工作调动和婚姻迁入的迁移人口所占比重下降较快，均由1990年的7%下降到2010年的2%。1990～2010年间，学习培训在迁移原因中所占比重基本保持在5%左右，投亲靠友所占比重保持在3%左右。2000年后，增加了拆迁搬家的因素，在迁移原因中占比4～7%之间。可见，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广东省吸引外来人口迁移流入的主要因素还是经济因素，务工经商是珠三角流迁人口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动了流动人口职业分布的变化。横向比较来看，珠三角城市群中经济越发达、产业结构越高级化的城市，其流动人口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就越高。如广州和深圳两个龙头城市从事第二产业中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跨省流动人口比例明显低于东莞、佛山等特大城市，也低于惠州、中山等大城市；而广州和深圳从事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和专业技术岗位的流动人口比例则普遍高于其他城市（表3）。纵向比较来看，与2000年相比，珠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从事生产运输设备行业的跨省流动人口比例明显下降，而从事商业、服务业和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明显上升，只有江门、肇庆和珠海从事生产运输设备行业的跨省流动人口比例略有上升。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经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逐渐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换，带动了流动人口职业分布随之向商业、服务业转换。由于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因此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代表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愈加强化，这也揭示了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处于向大城市集聚阶段的原因所在。

表3 珠三角城市群跨省流动人口职业分布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广东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三）户籍制度改革和家庭化趋势助推户籍人口成为常住人口增长的主因

人口流迁带来了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急剧增长，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常住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发生了转变。1990～2000年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长了1728万，其中82%是外来人口增长的结果；2000～2010年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长1325万，其中65%是由外来人口增长引致的；2010~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增长385万，其中由外来人口增长引致的比重下降至15%[1]。可见，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外来人口大规模增长是常住人口规模增长的主因；2010年后外来人口主导趋势弱化，户籍人口增长成为常住人口增长的主因。这一方面是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深圳、广州等大城市逐步放宽了落户政策；另一方面，近年来流动人口家属随迁比例明显上升，家庭化趋势加强，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群凭借着经济产业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落户，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的稳定性增强，特别是深圳和广州超大城市地位得以进一步稳固和提升。

其中，东莞、深圳和中山还出现了人口倒挂（外来人口规模超过户籍人口）的现象。2016年，东莞、深圳和中山户籍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24.32%、33.63%和49.92%，均不足半数。尤其是东莞和深圳，户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4和1/3（图11）。深圳的人口倒挂现象由来已久，非户籍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1990年深圳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就已经达到了62%，2000年该比重更是高达82%，之后开始下降，2010年降至75%，2016年进一步降至66%。1990年珠三角城市群只有深圳出现人口倒挂现象，2000年东莞开始出现了人口倒挂，此后非户籍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一直维持在75％～77%之间。中山于2010年后出现人口倒挂现象，非户籍人口略高于户籍人口。

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跨省农村流动人口为主力的大规模人口流入是珠三角城市群迅速城市化的直接动因，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和家庭化趋势助推了户籍人口增长，逐步替代外来人口成为常住人口增长的主因；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是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井喷式增长乃至推进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吸引外来人口、助推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动力，提升了广州、深圳超大城市人口的聚集度。

 五、主要结论与展望

^[1]根据图10的数据计算而得。

通过梳理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和现状特征，分析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演化进程，并与国内其他两大城市群长三角和京津冀相对比，发现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呈现如下特征和规律：

（1）20世纪90年代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规模大幅度增加，但增幅明显下降，增速显著放缓，近年增幅在三大城市群中最低；常住人口规模增长从集中在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和惠州等城市，到近年来主要集聚于深圳和广州等超大城市。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分布路径仍处于向大城市集聚阶段。（2）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水平远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居三大城市群之首；但城市群内城市化水平市际差异较大，最高值深圳和最低值肇庆城镇化率相差一倍，且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增速在2010年后逐渐放缓。（3）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跨省农村流动人口为主力的大规模人口流入是珠三角城市群迅速城市化的直接动因，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和家庭化趋势助推了户籍人口增长逐步成为常住人口增长的主因；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是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井喷式增长乃至推进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吸引外来人口、助推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动力，提升了广州、深圳超大城市人口的聚集度。

经过近30年的发展，珠三角城市群体系日渐完善，人口规模逐渐壮大，城市之间联系不断加强，城市化水平在国内三大城市群中遥遥领先。但还存在着城市群内城市化水平相差悬殊、常住人口增长乏力、人口城市化空间分布非均衡等问题。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化一些具体对象和问题的研究，比如城市群格局下的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产城融合，社会融合等。

作者简介：韩靓，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广东深圳 518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