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以W市的调查为例
作者：孟芯纬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酒吧在中国大陆的城市中迅速铺开，各式各样的主题派对活动也应景而生。
[摘 要]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酒吧在中国大陆的城市中迅速铺开，各式各样的主题派对活动也应景而生。文章以W市为例，在把握戏仿的激进文化内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男孩女孩酒吧与苏荷酒吧的体验式田野调查和对10位被访人的结构式访谈发现：在作为异质性城市空间的酒吧里，派对以戏仿的方式对城市“规范性”空间进行改造与逆转，在虚假与真实之间，它解离了城市青年自我规范性人格，重构其动物性的禁忌角色。这使得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具备了重塑空间属性和生产“异类”体验的双重功能。
[关键词] 酒吧派对 戏仿 虚假 动物性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4-0078-09
一、现状描述与提出问题
酒吧作为具有异质属性[1]的外来空间，它与国内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政治关系密切。酒吧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并没有形成统一性和规范化的格局，即使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酒吧的发展样态也不尽相同。北京第一间酒吧成立于1989年，但这对上海等开埠较早的城市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在上世纪末，对于相对保守的二三线城市而言，酒吧仅仅作为大城市的镜像，存在于城市居民的想象之中。2000年，男孩女孩娱乐城（Boy and Girl）[2]在W市开门营业，这座位于和平路上的地下休闲空间，为城市青年的日常娱乐和夜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此后，大批酒吧如雨后春笋般在W市生长出来，各具特色但规模较小，以举办主题派对作为一种主要经营模式的酒吧并不多。直到2012年，苏荷（SOHO）酒吧入驻W市，“苏荷酒吧的到来，为W市夜间消费注入了新的活力”[3]。对于W
[1]包晓光：《小资情调—一个逐渐形成的阶层及其生活品味》，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2]在W市，青年人将男孩女孩娱乐城称为“男孩女孩”或者“男孩女孩酒吧”，笔者在下文中统称其为“男孩女孩酒吧”。
[3]蒋雪：《苏荷酒吧入驻W市》，《经济导报》，2012年1月6日，第7版。
市这座中国大陆的三线城市来说，酒吧作为外来的异质性城市空间，其存在的时间也已经近20年了。在这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酒吧更加了解它的消费者，也更加具有消费主义的能动性去规训进入酒吧中的城市青年（酒吧的主要消费人群），而其中最为惹眼的模式，莫过于定期举行各式各样的酒吧派对。
在日常生活中，为庆祝某一节日或者特殊活动而举办一个可以愉悦身心的派对时，（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人们习惯采用鸡尾酒舞会或是家庭聚餐的模式。即使是不符合大陆传统审美的派对，也仅加入一些类似异装扮相的元素，例如万圣节派对等。诸如此类的派对，其目的也局限于获得身心愉悦的快感以及平复日常生活中的焦虑与枯燥。参与者对于这种派对一直持有非常“刻板”的印象—它们像极了福特主义城市[1]的一个流水环节，剥开表征检视能指，看到的也是井井有条的样子。但是，酒吧或许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派对”。酒吧中的派对一反日常生活中“形式化”的派对模式，其所具备的特殊性和所代表的深刻意义成为本文的介入旨趣与研究意涵。
男孩女孩酒吧在成立之初的宣传即是，“每月都有定期的大型主题活动，让您时时领略W市娱乐的时尚前沿阵地。每夜这里夜夜笙歌，聚拢W市最前卫的俊男美女，每夜这里的精彩演艺，把您带入一个忘我的开心世界”。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男孩女孩酒吧派对不断吸引着青年消费者的眼球，在教师节举办的“麻辣教师”主题派对，在三八妇女节举办的“魅力女人”主题派对，还有“SM激情之夜”“女仆魅力”等，男孩女孩酒吧因此成为这座城市青年人“朝圣”的空间。热辣的舞蹈、热情的互动和着装性感暴露的女性（男性）表演者，使得进入其中的青年纵情释放其白天工作与生活中积攒的压力，也为他们生产出更多其它的可能性。相较于男孩女孩酒吧，苏荷酒吧在派对主题的选择与组织形式上，更具连锁经营的“规范气质和合理性”。例如在2018年国庆节期间，W市苏荷酒吧举办了国庆主题派对—“‘醉爱红趴’，重温岁月时光，尽情狂欢轰趴”，并贴出“一寸光阴一寸金、不去苏荷不开心”，“7天的时间很短，放肆嗨才重要”的宣传标语。
[1]苏琦：《福特主义城市的没落》，《华夏时报》，2014年2月17日，第30版。
虽然在消费社会中，酒吧是“空间想象、空间创造、跨边界文化、跨国资本文化规训的试验场”[1]，但在W市青年人对城市空间和都市生活的叛逆与顺从中，酒吧派对俨然并不单纯是商家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它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甚至它的所指已经超过了它的原始动机，成为独立于城市“规范性”空间[2]之外的，对“正式生活”[3]的一种戏仿（Parody）。酒吧派对不应该被视为形似“魑魅魍魉”的活动，因此，不能用“规范性”空间的规则和立场来检视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理应寻找新的分析酒吧派对的介入视角。笔者以“戏仿”理论为基础来分析酒吧派对，诠释其与城市青年的多重关系，是一次全新的研究实践和介入策略。本文的中心观点是：酒吧派对以戏仿的方式对城市“规范性”空间进行改造与逆转，在虚假与真实之间，它解离了城市青年自我规范性人格，重构其回归动物性的禁忌角色。
二、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综述
戏仿的发展经历了“污名化”和“去污名化”过程，在后现代观念中，戏仿作为文化实践的一种可能途径，被认为“是一种通过对原作的游戏式调侃式的摹仿从而构造新文本的符号实践”[4]。戏仿的概念源自于古希腊，当艺术被看做是一种加工的再现时，摹仿也即产生。柏拉图的理念式世界观使其对于艺术的定义趋向于去真理化，艺术因此显得并不高雅，只能被当作是一种摹仿的手段与形式。其后，亚里士多德将一切形式的艺术，包括史诗、悲剧、喜剧以及部分音乐都视作摹仿，艺术不再被贬低为非正常化的存在。在古希腊，“这样的定义应当属于戏仿的原始性定义”，但是“从作者心理、戏仿过程、读者感受三个方面戏仿的概念都应当具有滑稽、喜剧的特征”[5]。
古罗马到中世纪时期，戏仿的概念一直延续古希腊时期的特点，并没有产生较大的逆转，在不断裹实自身内涵的情况下，戏仿的中性概念在雄辩修辞中被凸显出来。在宗教兴盛的中世纪时期，戏仿与宗教发生联系，民众通过再现圣经中的故事，以期获得轻快的宗教感觉。文艺复兴时期，“大行其道”的批判观念使戏仿的功用发生转向，以批判为根本内涵的戏仿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众多文学家、理论家的武器。以《堂吉诃德》为代表的戏仿剧作，为戏仿的内涵和功能提供了现实支撑，戏仿也因此在批判的基础上衍生出讥笑、讽刺、轻蔑等内涵。但是，戏仿作为被修辞学家所蔑视的词汇和行为，在18世纪被“污名化”了，成了简单、低劣和不严肃的艺术代名词。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为戏仿实现了“去污名化”，在对《项狄传》的研究中，他将戏仿看作是“通过模仿小说的一般规范而暴露小说技巧的修辞手法，是一种革命的艺术形式引起的陌生化效果”[6]。
[1]林耿、王炼军：《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以广州为例》，《地理科学》，2011年第7期。
[2]“规范性”空间在这里指的是区别于酒吧、咖啡馆、KTV等非中国本土原生性城市空间的对立面，“规范性”空间充满工作和家庭的规则束缚和严密制约，在“规范性”空间中的活动必须要符合其空间的道德性和规则性，任何逾越规则的，都是被禁忌的。在“规范性”的空间中，城市青年的欲望被合理化了，其想法和行为必须满足规则的基本伦理才会被空间和空间中的人所接受，凡是违反规则的行为都是被批判的，凡是违反规则的行为都可以看做是个人的工作或家庭失败的直接表征。所以在“规范性”的空间中，城市青年实现了向社会人和理性人的过渡，这是布尔乔亚社会形成的基础，是同质性社会的基本景观。
[3]从时间视域来看，城市青年的生活最戏谑的一面是，他们的一天被划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充满机械性和精神匮乏的工作时间，另一部分是任其流逝的非工作时间。所以为了较为合理地把握城市青年人的生活状态，必须要将生活重新拆分、归类。因此，我们可以采取二分法，对在“规范性”空间和异质性城市空间的城市青年生活，分为以工作和家庭为主线的“正式生活”，以异质性城市空间为载体的“非正式生活”。
[4]3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8、379页。
[5]查鸣：《戏仿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概念及其流变》，《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在后现代艺术中，戏仿被确立为一种正式的、严谨的，甚至是主导的实践形式，并实现从“去污名化”向“中心化”的跨越。在以巴赫金和詹姆逊为代表的两派文化研究者的观点中，戏仿的激进性与保守性分别被挖掘出来。巴赫金针对戏仿的理解更具有激进性，因而其将戏仿赋予了更高的哲学含义，在这里戏仿被他用来解释和揭示世界的本质，成为另类的批判世界的手段。巴赫金细腻地考察与运用戏仿这一话语形式，进而升华了狂欢化诗学的再造与再体认世界的功能。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戏仿观之保守性，主要表现在他对于戏仿功能的窄化，只强调戏仿的讽刺作用。因此，他认为“戏仿利用了这些风格的独特性，并且夺取了它们的独特和怪异之处，制造一种模拟原作的摹仿”，“我不是说讽刺的倾向在各种形式的戏仿中都是自觉的。但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好的或者伟大的戏仿者都须对原作有某种隐秘的感应，正如一个伟大的滑稽演员须有能力将自己代入其所摹仿的人物。还有，戏仿的一般效果，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要就着人们通常说话或写作的方式向这些风格习性以及它们的过分和怪异之处的私人性质投以嘲笑”[1]。而以詹姆逊为代表的这一保守观点也引致许多理论家的批评：“很多世评家，包括詹姆逊在内，把后现代的反讽援引唤作‘仿作（pastiche）’，或空泛的模拟”[2]。
综述来看，戏仿并没有形成一种规范性、一致性的含义，但基本内核—讽刺功能是被共识的。在酒吧这样的异质性空间中，派对其实并不会成为简单的讽刺能指，它必然会在多重意义上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因此笔者必须以更为“激进”的态度来分析酒吧派对，将侧重于从酒吧派对的解构功能出发，透视参与酒吧派对的城市青年以及酒吧派对所生产的真假虚实之感。
（二）研究方法
笔者对W市的男孩女孩酒吧和苏荷酒吧进行了为期6年（2012年-2018年）的体验式田野调查，兼以对两间酒吧的网站、公众号发布的内容和派对文案进行文本分析（对男孩女孩酒吧主题派对的考察主要集中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对苏荷酒吧主题派对的考察主要集中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另外，笔者于2018年8月对10位经常去酒吧的被访人进行了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包含6名男性，4名女性，访谈问题共计14个。
三、体验式田野证据
笔者在这里选取体验式田野调查中的两个主题派对，即男孩女孩酒吧的“性感睡衣之夜”派对和苏荷酒吧的“男仆之夜”派对进行概述。
（一）男孩女孩酒吧的主题派对：“性感睡衣之夜”
2012年4月10日，男孩女孩酒吧举行了“性感睡衣之夜”的主题派对活动。红色气球扎成的拱门前放置着这次主题派对的宣传海报—一位穿着睡衣的性感美女躺在椅子上右手微微翘起。酒吧工作人员在拱门旁边临时搭制了一张床，床头和床尾放置着红色的气球和盛开的鲜花，床上铺着大红色的玫瑰花床单。一名穿着白色深“V”睡衣的女性工作人员躺在上面，摆弄出撩人的姿势。她披着一头烫染的波浪发，涂着厚厚的粉底，并配以黝黑的烟熏妆，高跟鞋搭在床头，脚踝间的青蛇文身分外惹眼，不停地展示着其作为商品化的女性身体。不一会，另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也坐了过来，她梳着棕黄色的头发，留着盖过眉毛的刘海，搭配着与另一名女性一样的烟熏妆，双腿交叉斜靠在床沿边。
派对开始，酒吧DJ播放着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一男两女三位驻唱歌手首先登台“嘶吼”歌曲。伴舞的舞女穿着“少女系”的睡衣在DJ身后和舞台两侧不规律地扭动着身体。女酒保拎着“动力火车”[3]在散台席和卡座之间来回穿梭，现场的观众有的静坐着喝酒观看表演，有的站起来摇晃身体，有的跟着DJ的音乐大声喊叫，向舞女吹口哨。驻唱歌手的演唱结束之后，紧接着是一场另类的舞蹈秀，一名身穿女性丝袜和“少女系”睡衣的男士坐在舞台中央的沙发上，四名穿着睡衣的舞女以这名异装男士为道具表演热舞，或贴身，或抚摸。这场舞蹈秀结束后，四名舞女又为一名女性歌手的演唱进行伴舞。此
[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00页。
[2]琳达·赫哲仁：《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骆驼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3]“动力火车”的英文名为“power station”，是男孩女孩酒吧中的主打酒水品牌，以樱桃味为主，600元一箱，24瓶。
时舞台周围的散座已经坐满了近距离“观察”的青年人，他们不断将手里的“动力火车”递给演唱者，示意她连续“吹瓶”。
歌唱与舞蹈表演结束后，就到了与现场观众互动的环节。期间在舞台上跳舞的四名舞女走下台来，各自拉着一名现场的男性观众上台，让他们坐在自己的面前，给他们褪去上衣，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少女系”睡衣，然后戴上假发，化妆，最先被完成“化妆”的男性观众可以获得男孩女孩酒吧提供的红酒一瓶。这一切主题活动结束之后，现场的MC夹杂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开始喊麦，他邀请现场观众站到舞池中间来。舞池中人满之后，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舞池的地面开始抖动，红男绿女恣意舞蹈、狂欢，直至派对结束。
（二）苏荷酒吧的主题派对：“男仆之夜”
苏荷酒吧于2016年元旦至情人节前后举办过多场以欧洲肌肉男模为噱头的主题派对，但仅有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场命名为“男仆之夜”，并制作了宣传海报在微信公众号推送。海报上印着一名欧洲男模的半身照，赤裸上身，露出结实的腹肌和胸肌，单手拉下牛仔裤，漏出人鱼线。海报用英文标识了主题活动的名称—MEN’S NIGHT和日期，并在日期下面写下一段文字：“MEN ALSO HAVE A SEXY SIDE.WOMEN LOVE.”，“男仆之夜”四个大字钉在海报的正下方。苏荷酒吧在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案中对这次主题派对介绍道：
情人节还在单调的吃饭唱歌烛光晚餐，然后嘿嘿嘿吗？不 不 不
这个情人节，我们拒绝平庸，带她来苏荷感受欧洲男团的极致肌肉诱惑！
这段文字之后的推文内容是之前这一男团在W市苏荷酒吧演出时的现场照片，图片的标头为“以下照片会对女性产生化学反应，请男性试着主动关怀”。照片中，欧洲男模佩戴制服帽和墨镜，光裸着上半身，有的用红布遮住下体，并裸露臀部，有的身着红色的紧身皮裤。
笔者与三位被访人一起参与了这次“男仆之夜”主题派对。在到达苏荷酒吧之前，被访人ZZP主动联系酒保小P，预定了一间靠近舞台中间位置右侧的卡座。就座后，ZZP点了一份龙舌兰套餐，以及两打虎牌啤酒。上酒之后，小P赠送了两个冷烟花，并将龙舌兰兑好软饮后，主动安排其他服务生点燃了两个冷烟花，引来现场众多观众的侧目。几名“小蜜蜂”[1]也簇拥过来，和大家一起喝酒，伏在耳朵边聊天。
经过一段慢摇音乐的预热之后，“男仆之夜”的主题派对活动正式开始。DJ调大了音量，浓重的低音，与观众的心跳共振一般。上身裸体的肌肉男模在“T”台上开始舞蹈，所谓的舞蹈也即是扭动着胯部，并不断地向现场的女性观众发出“邀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T”台表演之后，男模开始在每个散台和卡座之间串场，与现场的女性青年互动—贴着她们的身体舞蹈，或者将她们抱起来举高，引得现场的其他女性不断尖叫、欢呼，更有甚者主动跑过来抚摸男模的肌肉。在酒吧的驻唱女歌手开始歌唱时，男模回到“T”台，重复着活动开始时候的舞蹈。唱罢，DJ调低了音乐，大家又开始喝酒和伏耳聊天，不过一小时，上面的活动又重复了一次。零点过后，酒吧里的青年人涌上“T”台，DJ再次调出震耳的电子音乐，“小蜜蜂”见状也拽着自己的顾客跑上“T”台。在震耳欲聋与霓虹闪烁中，现场所有的观众“群魔乱舞”般一起不规则地扭动着身体。
综合两间酒吧派对的田野证据，笔者发现：W市的酒吧派对总会在不同的节日推出与节日相关的主题派对活动，但是这些派对并不尊重节日的正式性与严肃性，往往将它们视作是可以被商业化的契机。在夸张、戏谑的派对中，所有表演者—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被符号化了，成为可以被观众消费的另类符号。由此，笔者将着重分析酒吧派对对“规范性”城市空间产生的冲击，对青年人带来的改变以及如何辨识其中的真实与虚假。
四、对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的阐释与分析
（一）酒吧派对对城市“规范性”空间的改造与逆转
对于城市来说，酒吧是“一种新的存在空间，一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征候的温床：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在这里人们释放感性（肢体在摇滚节奏中疯狂地独自起
[1]“小蜜蜂”是酒吧夜场中的一类工作人员，以女性为主，她们时尚艳丽，以推销酒水并陪同顾客喝酒、游戏为工作。
舞仿佛不再受到智力的控制），驱逐灵魂（灵魂在酒精的作用下麻醉了睡着了）”[1]。而且，酒吧的各式派对也多源自于城市“规范性”空间的生活，它极为擅长地解构了“规范性”空间的普世规则，并将这一部分规则加以改造和逆转，通过夸张的派对道具和流程，在酒吧中重新演绎。“规范性”空间生活是以理性为本位的，从城市人的互动关系上来分析理性，会发现，每个在“规范性”空间中的城市人都处于“受监护状态”，一切行为都需要符合被监护的规则和要求，“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2]。当下的城市生活不会允许某一社会成员在“规范性”空间中被弃置于去监护化的状态，空间的规范性与道德性被认为是它的天然属性，它要求空间中的每个人都理应承担被监护的义务。从城市空间的整体意义上来说，“规范性”空间的全景敞视主义使得城市人必须拥有理性的行为与思想，人变成了“理性的动物”，“规范性”空间不断地告诉城市人去“理性思考吧，思考多少、思考什么都行；但是要服从”[3]。作为最应该具有动物性品质的城市青年，在理性的监护之下，俨然变成了空间的奴隶。在“规范性”空间中，自由选择是被驱逐的，青年人必须要以理性作为其本真性的伦理要求。但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空间的流动成为可能，异质性空间的突然介入，对于本土的原生性空间形成了理性意义上的对抗。在对抗中，异质空间内的种种反本土空间的原真规则理性的特质被放大了，由此，戏仿成为可能。“戏仿作为后现代文本生产的症候是社会、文化转型的产物，具体而言就是尼采以降感性对理性暴动的产物，”[4]非理性的感性成为反抗的武器，不断生产着异质性空间中消费者的动物性，理性与动物性的对抗规避了康德意义上的“灾祸”[5]。
从W市男孩女孩酒吧的“睡衣之夜”派对看去，原本属于私人“规范性”空间生活的睡衣在这被改变了其本真的居家属性。在改造和逆转“规范性”空间的规则过程中，派对将戏仿者的身体和动作“色情化”[6]，戏仿者此时成了“规范性”空间中人们所厌恶的和避而不谈的代表，但是在酒吧中他们却被中心化了。以此，在完成对普世性的、严肃的身体政治的消解时，酒吧派对的解构功能也即完成，感性压制了理性的介入，戏仿的戏谑意涵被充分暴露在这座城市的异质性空间之中。酒吧派对主题的选择必须具备紧密的可感体验，其在形式上也必须是在城市光鲜亮丽的表征中是所被禁忌的部分，只有当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冠以另类体验的头衔，酒吧派对的戏谑能指才可实现。酒吧派对生产出来的所有能指必须指向与其对立的城市空间和与其对立的生活方式，只有对立，才会有批判，才会有反抗，才会跨越理性。
（二）酒吧派对对城市青年的解离与重构
城市青年作为酒吧派对的受众群体，在酒吧派对中完成了自我规范性人格的解离，重构了其回归动物性的禁忌角色。自我规范性人格是城市青年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本质特征，是“规范性”空间文化在其社会成员身上的主观表征，作为阿波罗型的“规范性”空间，它生产出城市青年被规训的自我规范性人格。城市的规范性不管是在空间的统一还是人格的统一方面，都会生产一种模式化的城市景观—商品化的阿波罗型空间景观，这不仅导致了压抑的城市氛围，也稀释了城市青年的更多其它可能性。创造异质性空间的迫切性被认为是解构城市和城市青年阿波罗人格的第一步，这不仅会招致来自“规范性”空间“真实道德”[7]的批判，也会被城市青年视作空间区隔的在场。酒吧的异质性决定了“真
[1]葛红兵：《正午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0～380页。
[2]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3]5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6、118页。
[4]殷学明：《戏仿：后现代文本生产的症候》，《文艺评论》，2012年第5期。
[5]6“色情化”在W市的酒吧派对中表现为以消费女性身体为主的第二性符号表征和以消费男性身体为主的第一性符号表征。
[7]“真实道德”是“规范性”城市空间的标准道德，它以维护城市的规则与理性为出发点，拒斥所有其它破坏规则与理性的可能，它的真实性源自于“规范性”空间的合法性。
实道德”的批判在其自身立场的失真，并不断生产其自身的道德和规则—在这里，所有被禁忌的都是“合理的”。在酒吧派对中，荒诞即人格，酒吧中的城市青年凭借派对赋予的狄奥尼索斯式酒神精神，避免了“规范性”空间中诞生的“悲剧”。至此，酒吧派对完成了对城市青年自我规范性人格的解离。
城市青年在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中，转变为“规范性”空间规则的“主人”，并实现自我的解放，践行了其自身“青年性”[1]的再生产。可以唤起城市青年自我原始欲望的方式和空间不是普遍存在的，在“规范性”空间中，原始欲望是不被标榜的，它的功能仅仅体现于破坏标准生活的可能性上，并不被承认是构成完整的人的一部分。原始欲望的剥离，使得城市青年的欲望趋于标准化，旨在成为标准化阿波罗型城市空间生产活动的劳动者。酒吧派对是城市青年无意识自我解放的载体，是连接城市青年原始欲望与日常禁忌的结点，狄奥尼索斯式的酒吧空间赋予城市青年的狂野与野蛮显得并不可耻。为了避免成为空间和规则的奴隶，城市青年需要一定的动物性去调和意义不断强化的规则性，大城市生产出来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独处、反复无常的怪癖、高贵生活的奢侈”[2]等行为在这一意义上被合理化了。城市青年不是葛兰西所说的“被驯化的大猩猩”，“规范性”空间的“正式生活”对城市青年造成了过分的压抑，而对于延续城市文明来说，这种压抑并非必不可少。人作为人的根本条件是人的总体性，具备动物性和人性的结合体是个体实现自我总体性的必需条件。人性可以在规则的支持下养成，但是动物性却因为与禁忌相冲突，总是被规则所扼杀。在酒吧派对中，城市青年的动物性不再受到“规范性”空间的约束，他们通过不断悖反“规范性”空间规则—猎艳、乱舞、“耗散”式的消费，实现自我动物性的解放，它“不是虚假的，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动物性的解放，相对于生活和工作，更大程度上的解放”（访谈资料，被访人SYP，20180825）。被访人SYP认为，虽然酒吧是社会人建立起来的，也是人性多于动物性的人建立起来的，但它不是动物园，也不是斗兽场，它有自己的规则，它的人性比动物性更多，人们进入酒吧获得的并不是一种虚假的动物性解放。“规范性”空间将城市青年人伸缩为普洛克路斯忒斯结构的标准模型，但在酒吧派对中，他们被还原为“应有”的样态，成了拥有欲望和叛逆的原真性个体，重构了城市青年去理性化的、夹持动物性的禁忌角色。
（三）酒吧派对中的虚假与真实
酒吧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城市空间，它的本真性被界定为“虚假的真实”[3]。在异质性空间中发生的行为（戏仿的与非戏仿的）都必须符合异质性空间的道德和规则，“规范性”空间的行为在酒吧中是被嘲笑的对象，是刻板与做作的能指。基于不同的落脚点观察城市空间是区别虚假与真实的原初方法，在酒吧中虚假即真实，所有叛逆的虚假能指都是这座空间最真实的意象，所以，酒吧派对中的反叛能指，是直接控诉“规范性”空间中的不可能性。跳出异质性的空间再去观察，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也往往会被看作是虚假的—这种异质性空间内的异质性活动是伪解放和伪解构的，它不能成为整座城市解放和全体城市青年解放的堡垒。于此，它被划入“规范性”空间可自行忽略的次要部分，虚假的终将被定义为虚假。在这里，鲍德里亚的“超真实”[4]被打破了，一方面是因为“规范性”空间的生活拒绝接受酒吧派对去拟合其规则性与“真实道德”，拒绝赋予异质性空间中任何行为以真实的意义；另一方面，酒吧派对主动戏谑与嘲讽着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它的自身），在物理意义和意识层面主动与“规范性”空间区隔开来。酒吧作为异质性的城市空间，正是因为其相对的虚假性，所以才可以生产出城市生活中的另外一种可能。城市青年裹挟着宣泄的心理参与到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中，更多地释放其在工作和家庭中羞于表达的那部分情感，在此意义上，酒吧成为展示城市青年自身另一面的景观。但
[1]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0～95页。
[2]格奥尔格·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
[3]在酒吧中，“虚假的真实”其实是相对于“规范性”空间的真实性来定义的，真实意味着通识意义上的正确和合道德性，而虚假意味着对“规范性”空间的悖反。当然，酒吧中的虚假并不意味着不可感知和欺骗。
[4]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是，当城市青年回归“规范性”空间，继续接受其规则和“真实道德”的制约后，他们又幽怨地控诉酒吧派对无非是“一群虚伪的人在一个虚伪的地方干虚伪的事”（访谈资料，被访人HXY，20180820）。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生产出来更多的压力，W市已经不是想象中的小城，被访人在酒吧派对中感受到这一空间的虚伪与虚假，透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虑感。虚假过后，一切归于平静，城市青年重新开始同质性的真实生活。
酒吧派对的所指是去搁置化的，它生产出一种不作保证的所指的功能性，因此，它最终并不会被“规范性”空间同质化。依托资本盈利的逻辑，它将其原初功能的边缘位置留给了城市青年去实现自我的整全性和召唤自身的动物性。酒吧派对是反康德式的美学实践，是反理性的感性经验实践，簇拥着立即的感官快感，它否定了精英文化和抽象思维所生产美的美学表征，并宣称只要足够虚假，“美”就足够明显。康德式的美学太过歇斯底里，它以理性为前提，以文化资本为基础，所以，康德式的美学必然要存在于“规则性”空间中，并与规则和“真实道德”相互交融。但在酒吧派对中，反康德式的美学已经不再是“规范性”空间中的一般意义上的解释，文化资本只是虚假命题，酒吧异质性创造的“无知之幕”，已经隔断了文化资本的动能，戏仿的意涵因此获得更加充分的展示与互动。在酒吧派对中，城市青年必须要学会用虚假来解放自己，回应真实以及生产自我。
五、结语
在中国大陆，从空间权力结构审视酒吧的发展，发现那些“传统隐秘的地方性酒吧，逐渐被大型雅座酒吧取代，新酒吧结合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提供了更多监视及展示的机会”[1]。如何规避“规则性”空间对酒吧和城市青年的规训，成为重新审视酒吧派对戏仿功能的引子。笔者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即使在新酒吧和连锁酒吧崛起的背景下，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仍具备两种功能。
首先，是重塑空间属性的功能。酒吧派对生产了属于自身异质性的、游离于“祛魅”与“返魅”之间的反叛空间[2]，空间的相对虚假性其实是酒吧自身异质性的真实表现，酒吧派对将理性束之高阁，成为窥视“规范性”空间中的荒谬与同质的可感存在物，也即完成了自身的去“规范性”。在“规范性”空间中，个体总会在其中发现某些意义，所谓的意义，也即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适应工作与生活所赋予的责任，承担起作为其中一员的义务。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与酒吧空间的去“规范性”，一方面表现在它拒绝意义，不保证提供某种“规范性”的功能和作用的可能；另一方面体现在它提供给青年人以巴塔耶式的欲望，并允许其公开表达。而在规范性”空间中，任何巴塔耶式的欲望都是“犯罪”的前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欲望常常会违背“规范性”空间的伦理与规则。其次，生产“异类”体验的功能。酒吧空间是“漂移的小船”[3]，它与城市其它空间，尤其是严谨的“规范性”空间始终保持着距离。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不断地反转、否定或中止“规范性”空间中支配性的惯常规则与认知，因此，在对酒吧派对的介入和互动中，城市青年起获不可多得的“异类”城市经验和去“规范性”城市生活经历。它预示着青年人自我“整体性”[4]存在的可能性和对自我“规范性”人格越界的可能性，并尝试着在无意识的情况
[1]Featherstone M, Hepworth M,B.S. Turner, "The Body: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21,no.3,1992,pp.390.
[2]酒吧派对的“祛魅”源自于酒吧空间的祛魅化，酒吧空间的稀缺性成为酒吧魅惑力的感受阈值高企的根源，但在当下，W市中已经遍布了大大小小二十多间风格各异的酒吧，所以对于城市青年来说，酒吧从未知到已知，是源于其魅惑力的感受阈值不断降低。酒吧空间的祛魅化，实现了酒吧派对的“祛魅”。“返魅”对于酒吧派对来讲，是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酒吧通过举办主题派对戏仿“规范性”空间中的一切，而在戏仿的过程中，生产了城市青年自身多重不可言说的异质性感觉，对于这种不可言说之物，城市青年在酒吧中必须保持沉默，以继续耗散式的体验。
[3]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Paris:Diacritics, 1986.
[4]青年人的自我“整体性”应该是多向度的，“规范性”空间的生活创造出来的城市青年并不是完整的个体，空间的理性与规则，自行帮助青年人规避了自我的多重本真性，尤其是被视作禁忌的动物性，而只留下有助于空间再生产和资本再生产的向度，酒吧派对的功能就是要激发城市青年的另外向度，包括违反理性与反规则的可能性。
下，完成对于城市青年自我“整体性”的建构。
要创造一个完整的现代城市，那这个城市必须什么都包含其中，叛逆与丑陋在光鲜亮丽的生活面前同等重要。在当下城市之中，酒吧作为一种外来空间，从一开始就拒绝传统的在地性经验，秉持着娱乐乌托邦的性质将城市生活割裂开来，因此，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迅速成为理性城市中为数不多的“蒙昧主义”表征之一，它以非理性的方式批判理性的统治与规训。对于城市空间和城市青年来说，这即是整全性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具有自我解放意义层面的某种实践。
作者简介：孟芯纬，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