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之物：人参与明末清初的辽东变局

作者：李中跃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人参对明末清初的辽东变局产生了社会性的影响。

[摘 要] 人参对明末清初的辽东变局产生了社会性的影响。在经济上，人参业推动了女真族人口增长，改善了经济结构，为后金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政治军事上，人参争和对明朝的腐败衰弱起到了作用，成为后金凝聚满族、扩军强兵和征明伐朝的重要借口，帮助了后金改变东亚权势，也影响了朝清参务政策。在文化生态上，人参是塑造满族文化乃至近现代东北文化的重要因素，也是清代以来参药业崛起及相关医学理论发展和革新的重要社会背景。但明末以来粗放掠夺式的人参采掘，却成为近现代东北野山参衰微和生态退化的起因。

[关键词] 辽东人参 明清社会 满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8；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4-0087-13

近些年来，学界逐渐重视医药社会史的研究，但直到目前并未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药物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人参社会史可以对此有所突破，为之后医药社会史的研究提供较好的案例。元代中医温补思想出现后，人参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医学和社会的影响也逐渐增多[1]。而在明末清初大裂变之际，辽东人参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如果说东北是满族的“龙兴之地”，则人参就是满族的“龙兴之物”。

人参与明末清初辽东社会的关系非常复杂，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完全理清，尤其是人参在后金战胜明朝过程中的作用没有被系统研究。有关人参对后金的经济作用已有较多论述，认为人参促进了女真

^[1][清]萨英额主编：《吉林外纪》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15页。丛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6～13页。蒋竹山：《人参帝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36页。

族经济繁荣，是后金重要的经济支柱[1]。此为平允之论，但也未论述全面。有关人参的政治影响，已有论著指出人参争夺是后金与明朝、朝鲜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诱因[2]。学人已注意到“人参之争”的后果，但对各方如何处理参争则论述不多，乃至“人参合作”的历史被较少研究。更不多见清初人参对清朝及朝鲜的文化与生态等影响的论述。以往论述认识到了人参对辽东的单一或局部影响，但并没有看到人参的社会性影响，且不少局部影响仍有待深化研究。本文主要着眼于清入关前期，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生态等方面理清人参在明清之际辽东变局中所起到的多样作用，以期说明人参的社会性影响，深化医药社会史研究。

一、人参经济与金兴明衰

辽东人参对建州女真人的经济崛起有重要作用。明代中后期，受温补思想以及享乐之风[3]、辽东丰富的人参资源[4]、女真南迁[5]、靠近市场广阔的京津等因素的影响，建州女真人的采参业迎来了历史黄金期。人参便成为建州女真崛起壮大的重要依托，也推动了建州女真其他行业的进步。

（一）采参业刺激了建州女真的人口增长

建州女真的人口增长，主要靠自然生育、和平移民、战争劫掠，而战争劫掠对其人口的短期增长影响尤为显著[6]。那么采参业与三者有何关系？在满族早期历史中，采参是一种群体行动，包含识路、辨别、采挖等角色，须用较多人手。既然社会需参量扩大，那么产参量须随之扩大才能适应形势。女真家庭或家族欲得更多参利，就须有更多的劳动力，才能保证大规模采挖、争参、自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采参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女真族的繁殖生育成正比例关系，刺激了其自我繁殖和劫掠他族人口。

在女真吸引和劫掠他族人的过程中，人参扮演了重要的诱拐角色和攻略借口。人参的高利润，是部分汉人移民辽东和诱使明朝、朝鲜的穷人越境偷参的重要经济动因[7]。正面来看，这是汉人等在争夺女真利源，但另路思考，这是外族人主动为辽东采参业增加人手。为人参主动移民或逃亡到此定居

^[1]代表论著参见丛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人参篇》第三、四章。袁清：《清入关前的经济潜力》，《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佟永功：《清代盛京参务活动述略》，《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31页。郭颂：《论朝鲜与清朝的人参贸易》，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2]宫喜臣、骆云和、段凤琴：《明清时期的东北采参业》，《人参研究》，1990年第4期。赵郁楠：《清代东北参务管理考述》，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于磊：《论清代前期东北参务管理体制的演变及影响》，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蒋竹山：《人参帝国》，第52～58页。

^[3]秦玉龙：《温补源流初探》，《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俞宜年等：《明代温补学派用药特色探析》，《福建中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王明强等主编：《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中国中药出版社，2015年，第220～238页，第292～310页。金元明时期，医家治病非常重视人参的功用。

^[4]李洵、薛虹：《清代全史》第1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页。[清]阿桂等修纂：《钦定盛京通志（二）》卷一百七《物产二》，凤凰出版社等，2009年，第586页。清人将人参位列东北药材之首，倍加隆宠。

^[5]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2～443页。阎崇年：《清朝开国史》上卷，中华书局，2014年，第33～51页。

^[6]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1～172页。

^[7][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但焘译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51～52页。从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第51～58页。

的外族人，会演变成女真势力下的人口[1]。不定居失手的外人，被女真人逮住或抚化，“为奴使唤”“砍木负米”或者“入山采人参”等，也会变成女真辖下的人口[2]。而女真人为捍卫参利，对成功越境偷参的人常采取报复措施。有势力的女真贵族，常将怒火引向边境汉人，攻杀的目的除了报仇雪恨，更在于攫取更大利益如人口财物土地。努尔哈赤将明朝人“越境偷参”列入“七大恨”中，以此发动战争，不断攻城略人，使女真人辖下的汉族人口大为增加，女真人也因此得到汉族先进的技术和文化[3]。反观明朝，汉人因参利尤其是相关的边境战争而被囚掠，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流失，对辽东乃至明朝的衰弱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参诱略使女真人口增加，实力增强，而明朝人口减少，实力下降，二者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或许是人参赠给明末清初女真人意想不到的“人口福利”。

   （二）人参贸易与女真经济结构的改善

人参市场的扩大和繁荣，使人参业成为热门行业，对有关辅助行业起到推动作用，改善了女真社会旧的经济结构。

1. 人参业的完善。人参需求量和价格的上涨，对辽东人参的运输、保存、售卖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进了技术革新。在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人中，吸取汉族经验和市场教训，创造了储存人参的“蒸晒法”，“获利倍增”[4]。在售卖过程中，“干参”逐渐取代“鲜参”，革新了售货方式和人参市场格局，使明清之际人参市场基本演变成“干参”市场，增强了女真人在人参市场博弈中的主动权[5]。大量干参的出现，必然对仓库的湿度和通风提出要求，这对女真人改进仓库具有推动作用[6]。此外为价格着想，女真人也逐步加工“红参”，促使了辽东人参加工技术的进步[7]。

2. 种植业的进步。女真早期的经济结构以采猎为主，与中原农业经济相比，经济结构缺陷太多[8]。人参业的发展，增加了建州女真的人口，为其种植业发展提供了人力条件。因人参被诱掠的汉人，也为女真族种植业带来先进的技术条件。发展种植业也需要种子、耕牛和农具。而人参贸易的兴盛，为种植业购买种子、耕牛和农具提供了便利[9]。这有利于后金加速封建化，逐步向农耕经济过渡，为后金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0]。

3. 手工业的进步。刨釆人参，需要特制的铁工如“索罗木棍”“快当刀子”等0^[11]。人参的蒸晒，需要铁盆

^[1]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268～283页，第401～404页。朱诚如主编：《辽宁通史》第二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65～66页，第192～193页。

^[2]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3]《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五卷，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69～70页。有关清对明战争的人口俘略，可参见朱诚如：《辽宁通史》第二卷，第193～202页。

^[4]《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7页。

^[5]宫喜臣等：《明清时代的东北采参业》，《人参研究》，1990年第4期。

^[6]贺飞：《清入关前粮仓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7]王铁生主编：《中国人参》，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8][明]王崇之：《陈言边务事》，见[明]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四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52册，第312页。

^[9]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1，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

^[10]郑天挺：《清史》上卷，第57～62页。李洵、薛虹著：《清代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43页。

^[11]0林仲凡：《明清时代我国东北各地人参的开采和经营》，《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铁锅和炭火。人参数量和价格的增加，对采挖技术、炭火数量和冶炼技术及铁锅盆数量等提出了要求，有利于推动建州女真大规模炒铁活动及冶铁术的提高-^[1]。售卖前需要对人参加工、装饰，对推进木工技术和加工参的多样化具有帮助^^[2]。人参保藏需通风干燥，也有助于改良后金仓库。

4. 商业的盘活兴盛。受温补思想的影响，人参在明朝受到热捧，是公开市场和走私市场的紧俏货。人参成为后金打开和立足东北亚经济贸易圈的关键商品之一。在明朝封禁马市进行经济制裁的时候，后金便利用人参的独特价值，通过武力、走私、贿赂、转卖等手段，重新撬开大明市场，得以暗地继续维持[3]。而在明金、朝金、蒙金的商贸中，人参是女真以货易货和货币交换的关键要素之一。大量的人参贸易为女真换取金银货币提供了机会。金银的增加可为女真族的整体商贸注入活力，带动其他物品的贸易。这不仅给后金带来了大量货币，对稳定后金社会也有重要作用。

但对明朝来说，后金的人参贸易对明朝财政消极作用明显。人参属于名贵药品，价格不菲。后金对明朝的人参倾销，造成了明朝的白银外流，削弱了明朝的经济实力，不利于本国的商品贸易和经济稳定。而买参的群体，多为达官贵族等社会剥削者。这些剥削者最终还是要将买参的钱转嫁到贫苦大众身上，加剧了官民对立和腐败衰亡。

（三）满清垄断经济的最早出现

古代王朝中，统治者常垄断某种生活必需品，借机谋取厚利，如盐、酒。清代垄断经济模式，最初却与人参有关，确实独具特色，开启了清代专卖制度的先河。满清贵族实行界限分明的八旗分山制，将采参权和售卖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形成了满清入关前独具特色的人参垄断经济，为筹集军费提供了便利[4]。在满清贵族的规划下，人参垄断经济孕育了早期满族社会牢固的经济链。八旗贵族处于上游，对人参的采卖和利益享有支配权，是参利最大者。八旗官兵和参务官员，位于中上游，保护和沾润参利。参商、参把头等则处于中下游，赚取人参差价。刨夫、车夫等采运的低层人员，则处于经济链的下游。人参垄断经济几乎是满清社会的缩影，与满清贵族甚至下层参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触动这条经济链，就意味着与满清社会打交道，甚至为敌。

人参垄断经济是特殊历史下的战时产物，对清朝入关后的垄断经济有一定影响。入关后，人参垄断经济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出现了制度化，对清代中后期的参务管理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5]。人参垄断经济的暴利启发了满汉权贵对其他重要物资的专卖。如吴三桂在巴蜀开行的连附垄断经济，就是受到了辽东人参专卖的影响。他降清进军西南后，“以辽地产参，利尽四海，而连附独出巴蜀，因严私采之禁，设官监之官收其值而鬻于市，犯者至死。”[6]不过人参垄断经济的出现，也是满族官民对立的重要标志。贵族和百姓在参利上的矛盾，虽暂时被明清大矛盾遮掩，但并没有消失了，

^[1]曹文奇、杨秀：《女真人与铁器》，《满族研究》2002年第2期。李鸿彬：《明代女真族铁业发展简况》，《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

^[2]王铁生主编：《中国人参》，第27页，第475～476页。

^[3]如明末女真人就曾利用毛文龙的皮岛黑市，继续对明人参贸易，可参见[明]文秉：《烈皇小识》，见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42页。或参见后文。

^[4]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2，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8页。宋抵、王秀华编著：《清代东北参务》，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5]佟永功：《清代盛京参务活动述略》，《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王宏志：《洪承畴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55～258页。不少满族权贵，入关不久就急不可耐地催迫人参倾销。

^[6]佚名：《吴耿尚孔四王合传》，见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1，第550页。连附乃黄连和附子的合称。其中附子用于回阳救逆，时为巴蜀著名特产。

“私采”一直存在，反映了统治者的封闭和贪婪[1]。

（四）人参财富的来源和规模

人参经济对女真如此重要，受到后金权贵的高度重视。扩大参利，是后金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扩大参利的两个必要条件便是增加参量和提高参价。首先为尽可能地增加人参持有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非常重视统治区内部的人参采掘。后金内部有计划地开发人参资源，划分参区，增加采挖人员数量和扩大采挖区，否则后金对明朝进行大规模人参贸易是不可能的。但是东北人参并非女真独有，别族也会采挖一部分人参。那么另一个增加人参数量的重要措施便是通过战争强占参山和掠夺人参。其次关注人参市价，对明则趁机增价，对弱小部落则“勒买参斤”，贱买贵卖，积极进行价格竞争，尽可能维持和扩大参利[2]。随着实力的增强，有些女真人甚至在马市上“强鬻枯参，倍勒高价”，非常蛮横[3]。

史载努尔哈赤在马市上“岁以貂参互市，得金钱十余万”，可见后金攫取了大量参利。人参贸易，确实促进了女真社会“国富民殷”[4]。                                                                                           

^[1]宋抵、王秀华编著：《清代东北参务》，第37～41页。李博：《清代顺治至嘉庆时期东北私参活动》，《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

^[2]《清通鉴》1，第85～87页。

^[3][明]杨道宝：《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见[明]陈子龙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中华书局，第4977～4982页。

^[4]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1932年，铅印本，第8页。

二、人参政治与权势转移

人参经济的重要性，使后金参务已经越过医药和经济的传统界限，深深嵌入到后金的政治生活中，让明清参务变得复杂化。有关人参的争执分合成为牵动辽东政局演变的重要红线。

（一）人参之争与明金的内政外交

馈赠人参是官场交往中的厚礼，而抄查权贵的藏参则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对于明朝来说，人参对明朝政治的腐败和内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辽东官员为了巴结上级，遮过显功，常向权势太监或高官贿赂人参—“参贿”。但是要想“参贿”，须有足量够品的人参方可。将官想要获得足量够品的人参，免不了勒逼官民士兵挖参贡参，或者欺行霸市，成为“参霸”甚至“参渣”，恶化辽东官民与民族关系。万历时期的不少辽东边官为攫取参利，“减价强鬻参，殴打市夷几毙”，导致马市人参贸易凋零，激起民族仇恨[1]。最典型的是辽东税监高淮，借置办参貂之名，“无一城堡不到，无一村屯不被骚扰”，敲骨吸髓，引起辽东军民的极大愤怒[2]。高淮放纵下属随意敲诈，仅在广宁一处就至少榨取人参18斤，而其他各处则难以统计[3]。对将官兵，高淮则“颐指气使，阳骗阴索，欲千则千，欲百则百，参貂黄白，任意攫取，稍不如意……揪采凌辱”[4]。尽管高受到多人弹劾，但在万历庇护下逍遥法外。这令辽东军民倍感心寒，以致很多视故土不如夷地，逃到女真地区避难安生[5]。高淮转移了辽东军民的斗争焦点，为努尔哈赤的休养生息和壮大实力提供了帮助，客观上成为大明朝的内贼和后金的好朋友。再如崇祯时期党争仍在，打击政敌的重要手段就是指责对方接受“参贿”。权臣周延儒招权纳贿，曾被揭发受贿重达十两的“清河参”[6]。袁崇焕斩杀毛文龙的“九当斩”理由更是与人参密切相关。0^[7]袁指责毛文龙制定了苛重的“参役”。毛勒逼投靠难民到危险的“夷地”挖参贡参，每天只给其“米一碗”，导致“皮岛白骨如山”，然后将上好人参贿赂朝中太监或权臣，还勒逼登州守将等“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让其得以炫功掩过，颠倒黑白[8]。再者毛文龙在明朝危难之际，勒逼朝鲜献参，在皮岛马市私自购买敌国女真的人参，大肆向内地高价转卖，发国难财，弱亲肥己资敌[9]。满清贵族中也有不少“参霸”，但远不及毛文龙之无耻。毛文龙可称得上明末辽东独特的“参渣”。袁崇焕杀毛文龙对明朝边防造成消极影响，也造成了皮岛人参贸易的萎缩，却解放了因“参役”而受尽折磨的难民。

对后金来讲，人参是转移内部矛盾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参已经被视作女真族的民族物产，是女真族共同的记忆，为女真族形成“人参政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明朝人和朝鲜人越境偷参，在后金权贵别有用心的挑唆下，极易演化成女真族的共同仇恨。而满清权贵便利用这种民族“参恨”，掩盖内部的不平等，将内部矛盾转嫁到外部。他们一则用“参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征明伐朝的重要借口；二则以代言人的形象申复“参恨”，利于笼络人心，集中权力；三则可借口防范越界偷参，堂而皇之地将参山收归“公有”，将采参权集中在权贵手中，假公济私。“参恨”对明清之际的满清权贵可谓是一石三鸟的法宝。

在双边关系中，明人越界采参、压低参价是激化民族矛盾的重要导火索。这是已成为学界的基本看法。不过仔细分析，人参激化明金民族矛盾的事实多见于后金中前期[10]。但在后期，明朝在辽东步步败退，其人口和势力已经大不如前。明朝辽东汉人在战争的威胁下，强横早已不在，对女真避之唯恐不及，逃亡甚多，人数锐减，再去越界偷参或压低参价的可能性已大降[11]。但后期后金仍不断指责明人越界偷参，煞有其事。其实到皇太极时期这个由头已经实少虚多，不过是一种战争借口而已。客观讲，明朝人在满清人参经济的壮大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女真人应当感谢汉族才对。后金是人参的主要生产输出国，而明朝是人参的主要消费输入国。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的生产注定是长不了的。没有汉族温补思想、广大的消费市场等，女真人参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在后金庞大的人参经济中，汉人越境偷参造成的损失是微小的，女真权贵才是真正的获利者。后金的狡猾之处，在于将旧账翻出来当事实借口，煽动一般女真的民族仇恨，以增强伐明的气势和力量。而明朝内外失火风声鹤唳，很难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在舆论战上处于下风。

在处理参争中，明清做法差异较大。明朝中后期对待“参争”事件上，除对参争人命较多关注外，对越境偷参案件不重视，管理松懈，充耳不闻。而后金则对“参争”的大小事件均密切关注，大做手脚，对内则大作反明宣传，对外则反复叫冤。在人参的政治博弈中，衰弱的明朝愈加被动。崛起的后金积

^[1][明]张学颜：《贡夷怨望乞赐议处疏》，见《明经世文编》第5册，卷363，第3906～3908页。

^[2]67[明]何尔健著，何兹全、郭良玉编校：《按辽御档疏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60、72页，第70～71页，第83～84页。

^[3]8[明]何尔健著，何兹全、郭良玉编校：《按辽御档疏稿》，第12～16页。[清]张廷玉等编纂：《明史》卷三〇五《宦官二·陈增传附高淮传》，台湾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第3362～3364页。

^[4]9[明]文秉撰：《烈皇小识》，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1，第208页。

^[5]0袁崇焕：《岛帅正法谨席藁待罪仰听圣裁疏》，见[明]袁崇焕著，杨宝霖辑校：《袁崇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3～197页。

^[8][清]吴骞辑，贾乃谦校：《东江遗事》，浙江古籍出本社，1985年，第175页。

^[9]从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第60～63页。[美]袁清：《请入关前的经济潜力》，《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0]宋抵、王秀华编著：《清代东北参物》，第143～144页。

^[11]当时辽东巡按熊廷弼历数后金战争劫掠大量人口，曾悲观夸张地说：“辽左今日之患，莫大于无人。”参见[明]熊廷弼：《惩前规后修举本务疏》，收于[明]程开祜辑：《筹辽硕画》，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年，第52～53页。熊论尽管言过其实，但是辽东明朝人因战乱而人口锐减是不争的事实。

极主动，终成明清人参政治的主导者。

（二）人参分合与朝金关系的转化

朝鲜位于后金的战略后方，与明朝关系融洽，在初期助明抗金[1]。后金无法用和平手段将朝鲜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为了防止朝鲜助明，尤其担心两面夹击势态的出现，后金需要动用武力改变朝金旧关系。而朝金的人参之争，为后金发动征朝战争和改变朝金关系提供了口实，使金朝关系从最初的“平等之国”，退为“兄弟之国”，最终跌至“君臣之分”。两国的人参政策随着国家地位的变化发生了重大改变。

后金崛起初期，实力较弱，在明朝眼中的地位远不如朝鲜重要。在朝金关系中，明朝常压金护朝。明朝在处理轰动一时的“渭源参案”便是最明显的例子[2]。朝鲜在其中的态度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朝鲜在明朝的支持下，不愿吃大亏，整军备战，以防不测[3]。另一方面，为了获取明朝的更多支持，朝鲜贿赂明朝边将，谎称参案乃系民间私相斗殴，积极游说明朝错先在金，自己总体上是正当的。但私底下朝鲜鉴于后金的壮大和自己的衰弱，非常担心后金会借此报复，再致国内动荡，所以朝鲜又派人对后金进行低姿态的赔礼道歉，置备布匹、高丽参、酒宴，希望消弭战端[4]。后金对于明朝的袒护和朝鲜的阴猾，自是上下气愤，对朝鲜的低姿态道歉更是不买账，但是自知理亏，且羽翼未丰，怕朝明两面夹击，不得不暂时退避三舍，最后从“人参之争”被迫转向“人参之和”。

但皇太极继位后，对外奉行更加积极的扩张战略，对朝鲜一改过去的隐忍姿态，屡次拿边界参争要挟朝鲜。衰弱的朝鲜对后金被迫隐忍退让，主张“人参之和”，试图将边界参争降到民间私事级别，希望小事化了[5]。但后金却主动将边界参争升级为国家政治问题，将其统筹到战略目的中。在金强朝弱的形式下，朝鲜的“民间参争”处理模式，最终还是拗不过满清的“国家参争”处理模式。在后金挑起对朝战争的借口中，指责朝鲜人“越界偷参背盟”几乎是必备的。而这个借口，与征明的“参恨”不一样。征明“参恨”虚多实少，伐朝“参恨”实多虚少。后金常能将朝鲜“参贼”人赃并获，让朝鲜无可否认[6]。后金利用这个由头，添油加醋，向朝鲜提出大堆条件，逼迫朝鲜臣服。

明清决裂后，清朝人参贸易萎缩，加剧了国内的饥荒动荡[7]。这迫使满清不得不将贸易重心东移，扩大朝金贸易份额。在第一次朝金战争中，皇太极以武力暂时逼服朝鲜，使二者变为“兄弟之国”，趁机强令朝鲜开放更多边市销售人参。在西部人参贸易萎缩的情况下，皇太极用战争手段打开东部朝鲜市场，欲使后金人参经济继续运转。但这并不容易。

人参在西部汉人区物以稀为贵，但在东部朝鲜区见多不怪。朝鲜也是传统的产参大国，故辽参在朝鲜没有貂皮畅销[8]。朝鲜对边境人参贸易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人参也是朝鲜内外贸易的重要产品，与后金的人参贸易存在竞争关系。为保护朝鲜的北部市场，朝鲜在朝金边市故意压低辽参的价

^[1]《清通鉴》2，第477～478页。

^[2]6《清通鉴》1，第47～49页，第349～351页。

^[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六），中华书局，1980年，第2145页。

^[4]详情可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六），第2149～2187页。

^[5]丛佩远：《东北三宝经济简史》，第54～56页。

^[6]张存武、叶泉宏主编：《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一六一九—一六四三》，国史馆印行，2000年，第84～86页，第127～129页，131～133页。以下简称该书为《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

^[7]7刁书仁：《明代女真与朝鲜的贸易》，《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8]8《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第127～129页。双方原定马市参价16两，朝鲜则云人参对其无用，压至9两，否则收回。

格，抵制后金的人参贸易[1]。另一方面，朝鲜迫于后金的军事压力，也低价收购一部分辽参，但却转身高价卖给水深火热中的明朝，赚取地区差价[2]。朝鲜这种不光彩的行径，是一种自保自私的表现。

因为以上原因，朝金的人参贸易并没有打开局面，这是后金无法容忍的。后金通过反复侦查，曝光了朝鲜的小算盘，然后言辞激烈地批评朝鲜的阴猾伪善，讽刺朝鲜“既言人参无用，贵国年年出境，挑斗是非，不识掘此无用之人参何为也”，强令朝鲜提高参价，增加边市数量[3]。朝鲜对此则是据理力争，争辩参价涨幅是市场规律，与朝鲜政府无关，对增加边市也是不情愿，还多次以“兄弟之国”为名强调自己的“善良和平”，指责后金恃强凌弱、无理取闹，言辞时而严厉，打起了口水仗[4]。对于朝鲜的“强词夺理”和“种种不礼”，后金非常气愤。于是后金在人参问题上再次老调重弹，以人赃并获的形式反复指责朝鲜“越界背盟”，多方恫吓[5]。但是朝鲜利用“兄弟之国”的名义，针锋相对软磨硬泡，不肯彻底屈服，且仍与明朝暗通曲款[6]。后金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弟”的朝鲜这么难缠。征明战略和长期的矛盾，最终令满清对朝鲜“忍无可忍”，再次动兵，变“兄弟之国”为“君臣之分”。

第二次朝清战争，朝鲜惨败投降，被迫接受清朝的全部要求，绝明臣清，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实现了清朝的战略诉求[7]。二者变为“君臣之分”，使清朝在双边关系中彻底占有了主动权和最终决定权。之后，清朝主动将两国“参争”从国家政治矛盾降低到一般矛盾。尽管之后朝鲜“越境偷参”的现象依旧存在，但是君臣之分已定，清朝为了颜面对朝鲜的指责频率大大下降，总体上淡化处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为蝇头小利大动干戈，破坏“天朝上国”的形象，稳固双边关系。而朝鲜对清初两国参争的恶果心有余悸，对清朝的轻度指责不再力争，反而主动配合抓捕境内的“参贼”，并将“参争”的最终决定权拱手让给清朝，展现出鲜明的合作姿态[8]。用朝鲜君臣自己的话说，这为了避免“边衅”[9]。两国的参争处理模式，最终合二为一，走到了一起。

在清朝中前期，为防朝鲜人越界偷参引起边衅，朝鲜政府非常重视朝清边界的监管，对北部人参采掘行为严加控制，总体上还是奉行“参禁令”，一段时间还实行更加严格的“南北参商禁断”，企图全面禁止采参和售卖[10]。这导致西北等采参重地的朝鲜人民“自我境禁采之后，生理断绝……怨咨日深，散亡相继”，而不少百姓出于生计，违令采参，导致李朝“参狱”累累，非常可怜，削弱了朝鲜对外人参贸易，加剧了西北地区的衰弱动荡，更不利于朝鲜的经济发展[11]。清入关后朝鲜北部人参业的萎缩和

^[1]9《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第167～170页。后金指责朝鲜在皮岛向明朝倒卖人参，“每斤参售价二十两”，可从收购的辽参中净赚一倍以上，不可不谓厚利。

^[3]《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第127～129页。

^[4]《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第131～133页，第171～173页。朝对高价卖参之事，矢口否认。

^[5]《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第134～136页，第166～167页，第180～185页。

^[6]《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第167～173页。

^[7][日]稻叶君山著，但焘译订：《清朝全史》上册，第71～87页。

^[8]《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第327、329、337～340页。

^[9][日]末松保和编辑：《李朝实录·肃宗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年，肃宗卷三八下，二十九年十一月丙午，第528～529页。

^[10]郭颂：《试论朝鲜与清朝的人参贸易》，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11]《李朝实录·肃宗实录》卷三八下，十一月戊寅，第535页。《李朝实录·肃宗实录》卷三八下，二十九年十一月丙午，第528～529页。

地区的贫弱动荡，是权势地位倒置的不良产物。

三、人参物资与扩军强兵

人参是满清重要的军用物资，是扩军强兵的助手。女真族增强战力，需要增加人口、粮食产量、战马和铁器、布匹、金银货币等。采参、参贸以及“参争”为劫掠人口、促进种植业具有帮助。女真在明、蒙、朝边境进行人参贸易，为换取好马良牛和铁器提供了条件，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农耕发展。比如后金通过与蒙古的边境贸易，就获得了大量马匹，尤其到了皇太极时期金蒙之间的人参、皮货与牛马贸易更盛以前[1]。与朝鲜的边境贸易，有效增加了女真的铁器和布匹[2]。这都为女真扩军强兵积累下较好的基础。

再据现代医学研究，野生人参及相关参药，对于保持和增强男性生殖能力，以及治疗保健孕妇诸多疾病具有重要作用[3]。这有利于满族的自我繁殖和人口增加，为后金保持和增加青壮年兵力提供了医疗保障。

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的医疗知识和技术是比较落后的。被后金俘虏的朝鲜人李民寏曾对后金军民的医药状况做如下描述：“疾病则绝无医药针砭之术，只使巫觋祷祝，杀猪裂纸以为祈神，故猪纸为活人之物，其价极贵云。”[4]当时的女真兵民“病轻服药，而重跳神”，甚至连努尔哈赤与其子都曾利用跳神的方式医疗祈寿。[5]在这种情况下，人参是女真熟知的为数不多的药材，是军民极为重要的药材。女真人长期贩参，对人参的大体医疗作用自然清楚。早在明代女真人就已会用“人参水”等以人参为主的药物来治病保健[6]。后人调查也发现近现代东北的高寿满人有食用人参的习惯[7]。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参对于失血、重伤、休克以及抗疲劳、增强免疫力等均有神奇疗效。明末清初中国气候处于小冰期，辽东更是干寒，利于伤寒、天花等传染病的爆发[8]。这使得人参在气候转变过程中救治重症病患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9]。在应对清初天花瘟疫袭击过程中，尽管人参不能根治该症，但可以帮助满人增强免疫力，延缓死亡时间争取救治机会，减少死亡数量0^[10]。再者八旗子弟驰骋沙场，所受战伤不在少数，那么失血、残肢、昏迷、休克等“战争病”对官兵是家常便饭。丰富的人参资源，便可以帮助战伤的八旗士兵加速康复，甚至延长或拯救生命。

食用人参对于维持八旗权贵的身体健康、增强耐力具有帮助，有助于维系后金权力核心的稳定。清朝历代皇帝都比较重视人参医疗，服食生人参以及相关参药如参茸丸、龟龄集等，对延长寿命和个人统治年限具有较好帮助，而皇帝的长寿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政局的稳定-^[11]。在一个政权的崛起期间，最高统治者的良好健康和较长寿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开国者的努尔哈赤，早年起兵曾受过几次严重的战伤，失血不少，但最终却康复了，且最终活了68岁，在清前期属于高寿者。最严重的一次可能是万历十二年九月努尔哈赤攻打翁郭落城时，头、脖子等处被射中，血涌如注，回营后流血不止，一夜数醒，几至昏迷，直到次日未时流血方止。然而不出三四个月，努尔哈赤就“创愈”了，还亲自带兵成功复仇，降服射中自己的战将，大有铁木真降服哲别的心胸风范。[12]不过铁木真是靠自己的运气、体魄、忠诚部下和马奶，才逃过哲别的死亡之箭[13]。努尔哈赤靠什么逃过死亡之箭呢？在医药知识和技术匮乏的时代，努尔哈赤能在短时间康复，暗示除了他身体基础良好外，在休养期间也很可能吃了人参等速效药。因为他青年时代就曾长期采参和卖参，活跃在辽东马市，清楚人参的医疗奇效，在《清实录》中每次论及人参时，经常流露对人参的深厚感情，以致建国后亲自主持改良人参经济和政策。故笔者推测：除了其本人身体素质良好及运气外，努尔哈赤服用人参是其脱离生命危险、保养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思考，如果当时女真没有人参这一医疗特产，失血过多的努尔哈赤，在天寒地

^[1]2《清通鉴》2，第568～569页，第329页。

^[2]3孙国才：《人参的医疗保健功效》，《药学情报通讯》1991年第2期。王铁崖主编：《中国人参》第十四章。张红梅：《人参与鹿茸配伍对肾阳虚大鼠生殖机能影响的实验研究》，辽宁中医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辽东满人常以人参和鹿茸作为基本药料，进行医疗和保健，对于解决男性阳痿、增强精子成活率以及治疗女性妊娠疾病等具有神奇疗效。

^[3]4[朝]李民寏著，辽宁大学历史系校注：《建州见闻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44页。

^[4]5滕绍箴：《满族医学述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第7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03～704页。

^[5]69王平鲁：《萨满教与满族早期医学的发展》，《满族研究》，2002年第3期。

^[6]7于永敏：《满族药膳与食疗经验》，《满族研究》，1992年第2期。

^[7]8葛胜全等编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97～500页。

^[8]10梁其姿：《面对疾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60页。杜家骥：《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应对措施》，《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

^[9]-11程志力等：《龟龄集与服食养生》，《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年第6期。

^[12]《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1～34页。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17页。

^[13]策·达木丁苏隆编，谢再善译：《蒙古秘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7～80页。

冻的东北地区，恢复得慢几个月，甚至病死，那么中国历史将要改写了。

相比之下，明末清初满清权贵乃至基层军民以人参为主的医疗保健模式，虽看似简单粗野，但要比明朝不少文人兵民甚至皇帝的炼丹医疗要健康得多[1]。这或许也是清朝皇帝的平均寿命，要高于明朝皇帝的一大原因。而明朝中后期皇帝的早死，却容易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利于平满战略的稳定。[2]

另外“参贿”也是后金腐化收买明朝辽东边将，刺探军情的重要手段。天启六年十二月，皇太极就曾以人参、貂皮等物，“值亦千余金”，公开或私下贿赂辽东巡抚袁崇焕等人，不料袁崇焕不吃这一套，将“礼单”押在宁远府库，奏明朝廷“以待皇命”[3]。明末政治腐败，贪污横行，那些见得不光的“参贿”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再有值得一提的是，削平云贵的吴三桂及其幕僚，为了“使朝廷勿疑”，还特意令吴应熊在京大肆搜购辽参，一则为了自身侈享和转卖牟利，二来更是为了装出耽于享乐毫无野心的面目，麻痹清廷[4]。

四、人参物种与文化生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重要的社会存在，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1]盖建民：《明清道教医学论析》，《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1期。张卫：《明清道教医学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重要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史泠歌：《帝王的健康与政治》，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附件1，2012年，第151～168页。赵秀丽、马建平：《明代皇帝政治作为的影响因素》，《理论月刊》，2010年第7期。

^[3]天启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夷目来宁情实疏》，见《袁崇焕集》，第82～85页。

^[4]滕绍远：《三藩史略》（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36～937页。

（一）人参对满清文化及近现代东北文化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1. 人参是满族形成的共同经济基础之一。人参作为女真族独特而重要的物产，增进了其内部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为女真族的整合与满族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础。

2. 人参在满清内政外交礼仪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满清政权的形象。在内政方面，皇帝常对重要大臣赏赐人参，笼络人心，成为以后的常例。这种“参赏”几乎伴随满清的始末，是清朝政治文化中颇具特色的地方。在外交中，满清在与明朝、朝鲜、蒙古的交往中，为表和善之意，馈赠人参成为特殊的国礼，以致出现“参礼”，与朝鲜十分类似[1]。不过由于入关后人参主要变成权贵富豪的内需以及产量的下降，这种“参礼”在顺治朝后有所减弱。

3. 储卖人参逐渐演化成入关后满清权贵的常见财富手段之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巨贪和珅，贪储人参高达680余两（估银27万两），还开药铺卖人参[2]。从中也可以看出，“参贿”这种肮脏的贿赂手段，也被入关后的权贵“发扬光大”了。这种储卖人参的经济方式，一直保持到现在。我曾走访一些东北满族家庭，发现不少都还藏有野山参，要么保存起来当艺术品自我把玩，或者自我医疗，或者期待高价。

4. 在民间，女真人创造了独特有趣的人参风俗文化。在对人参根茎叶等的命名方面，满族根据大小形状季节等创造了复杂形象的称呼，如称根部为“棒槌”，或“根”“货”，将肉红粗大者称为“红根”，半红半肉者称为“糙重”，空皮者称为“泡”；根据季节将初夏参曰“芽参”，开花参曰“朵子参”，秋霜参曰“黄草参”，将蒸煮参名为“罕参”以纪念努尔哈赤。入山采参又分为“放山”“相山”“搭老爷府”“排棍”“喊山”、拜祭等，挖到大参俗叫“大货”，且要拜山神和老把头。值得一提的是努尔哈赤挖参的传说，后变成满族院子立杆子祭祀的源头。这都使人参深深嵌入到东北的民间宗教信仰文化中。[3]满清崛起后，“参貂

^[1]《圣仁祖皇帝实录（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290页。蒋竹山：《人参帝国》，第234～237页。

^[2]唐文基：《和珅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59～160页。

^[3]杨英杰：《清代满族风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4～298页。

升天”。对满清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参、貂皮等物产，在统治者的宣传下，声名更胜以前，从此无论东北三宝如何变化，人参始终稳居榜首，为近现代人参的声誉奠定了基础[1]。此外，东北从古至今都流传着精彩动人的人参传说，如“人参娃娃”“人参姑娘”“人参精”等，及清代许多人参诗词，是近现代东北人参文学、曲艺以及旅游业等的历史文化资源。明代以来满族继承和创造的人参文化，为近现代东北的人参知识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近现代只要一提人参，大众一般都会想起东北三宝的俗语：“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或鹿茸角）”，进而马上联想到清朝、东北。清代以来，人参与清朝、东北逐渐演变成中国大众的“捆绑记忆”。人参变成了东北的“名片”，在宣传和发展东北中始终散发着活力。近代以来，每当外地人问起东北人家乡特产或者东北人想家之时，有关人参的话题也会经常出现。可见人参已经深深嵌入到东北人民的乡土意识和地方观念之中了。

5. 人参为近现代满族医学以及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用参疗养，是明代以来满族医药文化的特色之处，尤其成为清宫医药的亮点[2]。满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许多人参药用方式 ，如“参丸”“参水”“参汤”“参鸡”等，对满族的食疗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更为中国医学增添光彩[3]。满清入关后，打开了内地广阔的人参市场，再也用不着强迫朝鲜买参，推动了东北人参药业的迅速崛起，也附带刺激了东北其他药业的兴盛比如鹿茸、虎骨、熊胆等等，为近现代东北中药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4]。但另一方面，入关后的满清权贵接受了温补文化，变人参为权贵尤其是宫廷王府饮食医疗

^[1][清]阿桂等修纂：《钦定盛京通志（二）》卷一百七《物产二》，第586页。蒋竹山：《人参帝国》，第34～36页，第174～175页。[清]高士其：《扈从东巡日录》下卷，辽沈书社，1985年，第7～8页。

^[2]刘淑云、宋柏林编著：《中国满族医药》，中国医药出版社，2015年，第110～123页。

^[3]于永敏：《满族药膳与食疗经验》，《满族研究》，1992年第2期。

^[4]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第199～202页，第299～301页。

的必备品，对清代宫廷医学及温补派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但却对民间用药风格却造成了不良影响[1]。为此，康熙帝曾几度告诫满汉权贵不要轻服人参等补药，要养成良好的起居饮食习惯来养生，但是效果了了[2]。而过度依赖人参等补品，也成为满洲八旗身体素质整体衰退的一个原因[3]。这也为清代中后期如徐大椿等医学家革新医学理论提供了社会条件，推动温补派理论方法的完善[4]。

（二）人参采掘和近代东北生态退化的萌芽。

满清带给人参的是盛名、高价、多需，刺激了社会上下采参偷参的欲望，使人参的采挖量远超以前。但是人参生长成型不易，再生速度慢[5]。清初以来的东北人参的开发方式又非可持续模式，而是粗放掠夺式，导致了野山参该物种的锐减。虽然清廷也认识到了危险，进行息山轮采，但效果微弱，并迫使采参区东移[6]。故清代入关后，东北野山参的生长繁育进入衰退期，数量渐减。

^[1]刘淑云、宋柏林：《中国满族医药》，第110～120页。蒋竹山：《人参帝国》，第148～158页。

^[2]《圣仁祖皇帝实录（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301～302页。

^[3]于永敏：《满族药膳与食疗经验》，《满族研究》，1992年第2期。蒋竹山：《人参帝国》，第161～168页。闻性真：《康熙的医学与养生之道》，《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4][清]徐大椿：《人参论》，参见徐大椿：《徐灵胎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

^[5]王铁生主编：《中国人参》，第65页。

^[6]宋抵、王秀华编著：《清代东北参务》，第45～47页。

粗放的采参模式，也附带恶化了东北生态。须知人参的生长环境要求很高，与周边的生物有很强的共生关系[1]。人参生长区都是生态良园，对维系当地气候、水文和黑土及其他物种的生存都具有益处。人参的存在，意味着该区物种繁茂，所谓“一荣俱荣”。但采参主要是在高温多雨的夏秋季节进行，本身就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而粗放掠夺式的过度采挖，必然会大量破坏地表植被、土壤、水文以及其他物种，可谓“一损俱损”。该区植被、土层、水文以及其他物种的破坏，甚至消失，则会加剧黑土流失和不良气候。明末以来东北水旱灾害不断，使人参采挖更易造成人参坡地水土流失[2]。已有学者指出近代东北的黑土等水土流失，在晚清就已出现[3]。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近代东北的黑土等水土流失，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种下了祸根。反过来，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变和破坏，延缓了生态恢复，自然也就不再利于人参的再生长，加速该区人参的锐减。这也是满清政府封山育参效果了了的重要原因。而清代中前期东北野山参的锐减，一方面造成嘉庆以后“秧参”增多，使“辨参”环节在人参贸易过程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另一方面，国内野山参的锐减和居高不下的市场，成为国内参药功效下降、高丽参与西洋参趁机崛起的重要源头，进而导致近代世界人参贸易格局发生转变。0^[4]

^[1]王铁崖主编：《中国人参》，第48～52页。方士福：《野山参鉴别经验》，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第8～12页。

^[2]张士尊：《明代辽东自然灾害考略》，《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魏刚、于春燕：《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的水旱灾害与饥荒》，《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3]衣保中：《近代以来东北平原黑土开发利用的生态代价》，《吉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穆兴民等：《东北3省人类活动与水土流失关系的演进》，《中国水土保持》，2009年第5期。

^[4]0方士福：《野山参鉴别经验》，第4～6页。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227～233页。

余 论

明末清初人参对辽东社会的影响，并非局部的而是社会性的，与当时的历史演变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文殊曰能活能杀，冷笑迷而不悟人”，[1]乾隆可能没想到小小的人参，在明清辽东社会裂变中竟然也“能活能杀”，对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和生态等社会诸多方面的演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而造成诸多变局的核心原因则是人类对参利追逐的扩大化。辽东人参诸多复杂的社会作用，是明亡清兴社会大变局的产物。明清社会大裂变是辽东人参生态和社会功用发生巨大变化的决定因素，而后者对该历程起到了催化推进的作用，毕竟人参的社会功用及角色定位，是由人决定的。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清代中后期，人参的社会面目又随之改变，并对社会历史造成另样影响。

医药史与社会史的相遇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视野。传统医药史研究，多是就药论药，未能体现医药与社会之间广阔的联系。“医药社会史”则可在宏观综合的视角下，将医药置于历史的背景下重新考虑，同时也加深微观研究，突出医药演变过程中“人”的活力和重要性，充分揭示医药与人类社会的复杂联系，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类似于人参的重要药材或药物还有很多，比如四川附子、安徽祁术、西藏冬虫夏草等，都曾对地方乃至全国的历史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可惜至今也没有多少人对这些药物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通过梳理史实，从中可以发现医药对人类社会的多元化影响，从而对地方和全国历史发展产生新的认识。笔者相信，未来在“大医药史观”的指导下，医药社会史研究会越走越宽，成为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单元。

作者简介：李中跃，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2015级博士生。广东广州 510275

^[1][清]萨英额撰：《吉林外纪》卷二，成文出版社影印版，1974年，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