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援助比较研究

作者：张龙杰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援助在时间、方式和总量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摘 要]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援助在时间、方式和总量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成为苏联向国共两党展开援助的起点，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援助完全断绝。这一时期，苏联对国民政府的三笔大宗信用贷款是军事性的、有偿的，而对中共的“暗中接济”则是无偿的，被主要用于改善财政状况。苏联的差别化援助政策有鲜明的抗日导向和实用主义倾向，是苏联“唯实力论”选择下的结果。

[关键词] 抗战时期 苏联援助 国共两党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4-0100-11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事由华北扩大到全国，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以誓死保卫家国的决心抗击侵略，但贫弱的农业国与工业强国之间实力对比的悬殊决定了抗战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中国以极大的代价最终赢得了胜利，取得抗战的苦难辉煌，在这场战争中援华的所有力量都是异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其中，苏联是全面抗战时期最早向中国伸出援手的国家，对于中国抗战的进程影响至深，而在其对华援助中较国民党与共产党采用了区别性的援助政策。

一、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援助起止时间比较

苏联援华最早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援助内容包括提供贷款、武器装备、人力资源支持等等。日本开启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因其在东北亚地区的进一步扩张，致使苏联远东地区战略空间收缩，日苏边境摩擦加剧，基于地缘政治、国际主义道义等多重考虑，苏联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政治基础上开始加强对华援助。

尽管苏联对国民党和中共的援助都属于对华援助，但实际上自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主力部队划归国民革命军军事序列以来，中共的作战消耗一直不能很好得到国民党的军需补给。中共多次要求国民党“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1]，然而，蒋介石并不愿意把援助分配给中共。中共实际从苏联“对华援助”获取的援助极为有限，国民党是苏联“对华援助”的主体。换言之，苏联为支持中国抗战通过中苏

^[1]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83页。

外交渠道进行的对华援助是面向国民党的援助，而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则是通过秘密方式、在国民党之外进行的。二者在援助的起止时间、方式、总量上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一）全面抗战时期苏联援助国民党的起止时间

1.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开启了苏联援助的大门。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对国民党的援助从政治层面上而言首先是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开始的。1937年8月21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王宠惠与苏联政府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打开了苏联对华援助的大门，尽管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一再向苏联提出援助的请求，甚至寄望苏联对日出兵，但苏联并未立即有实际行动。因为从根本上讲，“国际主义道义”并不能完全驱动苏联对华进行大规模援助，“国家利益”才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根本。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在柏林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打起反苏反共的旗号，日本在反苏的同时大肆在东亚进行扩张。德国在欧洲势不可挡的铁蹄已令苏联焦灼不已，日本在东北亚一系列的动作更令其如芒在背。苏联面临的地缘困境还不止于来自德、日两国的挑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也曾采取坚定的反苏反共政策，1929年7月中苏两国断交，并上升到武装冲突，“九一八事变”之后中苏两国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考虑，两国外交关系最终得以恢复。苏联抓住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后求援的机会，推进《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稳固中苏关系，同时通过援助中国，防止蒋介石倒向日本，避免陷入德意日主导的反苏包围圈。是故苏联驻华代表鲍格莫洛夫在与陈果夫就援助问题谈判时，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摆在首要位置，“苏联政府认为这个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要商讨其他更进一步的协定，那就更加必要立即就互不侵犯条约开始谈判。”[1]鲍格莫洛夫为促成条约的签订，特别对蒋介石解释这一做法，“中国政府应该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如果没有以互不侵犯条约的形式作为起码的保证，使中国不用我们的武器来打我们，那我们是不能向中国提供武器的。”[2]

1937年～1941年中苏事实上的抗日联盟是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基础的，[3]条约签订后，苏联因外交上讳于日本，所有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都是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尽管苏联在援华事项上谨小慎微，生恐刺激日本，但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在1941年前对战时中国的援助是积极的、伟大的，如参与争取苏联援助的蒋介石特使孙科所言：“外援方面，自1937年七七以后，直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前，整整四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的物资，大部分依赖苏联的援助。苏联同时更在革命精神和人类道义上寄予我们无限的同情和鼓舞。”[4]

2. 苏联对国民党军火物资、信用贷款、军事人员援助的时间范围。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主要包括军火物资、信用贷款以及军事人员的支持，而军火物资则是通过信用贷款支付，《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军火物资的实际援助先于信用贷款签订的时间。

1937年8月14日，尚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蒋介石便令其密使张冲向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提交了一份军火供应合同草案，草案列出中方请求苏联提供的军火物资，包括350架飞机、200辆坦克、236门大炮，其中，300架飞机、全部坦克与136门大炮应在合同签字后一个月内提供。[5]这是目前笔者所掌握材料中，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最早的一笔援助。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联突破轴心国反苏包围，其欧洲区域的威胁短时间内得到缓解，这一胜利促使苏联下决心通过对日外交谈判消除远东安全问题，为创造对

^[1]3《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71年，第20卷，第394页，第438页。

^[2]4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3]5孙科：《我们的唯一路线》，《中苏文化》，1944年第5期，第10页。

^[5]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日缔约的政治氛围，苏联对华援助政策受到影响，对华援助陷入低潮。“自二十八年七月以后，苏联图与德、日妥协，对我军火援助，遂故意迟滞运送，至三十年三月，乃完全断绝。”[1]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在东京签订，该约签订后，苏联实际上取消了对华援助。[2]苏联通知中国，1941年3月10日前中国申请的货物，苏联将继续供货，但其后申请的货物一律不再供货。[3]

根据俄罗斯学者研究成果，苏联于1937年12月初向中国派出首批航空支援人员，1938年年中派出首批军事顾问和军事技术专家。[4]苏联援华军事人员并未在《苏日中立条约》后立即离开中国，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顾问和志愿人员仍然在中国支援作战。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史迪威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并增加了对华军援力度，苏联政府从1942年2月决定召回其驻华顾问。[5]

（二）全面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起止时间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大多是通过共产国际的联络渠道实现的，苏联与中共的联系一直处于秘密状态，蒋介石对苏联向中共的援助始终保持警惕和反对。

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主要为资金援助，除此之外，还向中共提供了包括纸张、书籍、无线电设备等物资在内的援助以及人员培训等。“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我请您向伏罗希洛夫同志转达我们的请求。请求是：目前对于我们来说最主要的和最不可避免的是两个问题，这就是钱和武器。如果伏罗希洛夫同志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恳请他给予帮助。”[6]在1938年的2月2日、2月3日、1939年的3月5日、3月13日、5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与苏联代表的谈话和与苏联方面来往的书信电报中都多次向苏联请求经济上的援助。[7]

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提供经济支援以应对中国战场上中共抗战的实际需要和缓解中共财政上的紧迫态势。1938年2月17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经研究，决定向中共提供5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中共中央于1938年4月28日收到这笔款项中的30万美元，毛泽东还为此开了一个收条。[8]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还未完全断绝对中共的资金援助，1941年7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00万美元，用于支援中共中央。[9]1941年9月13 日，中共中央从卡列洛夫那里收到共产国际寄来的30万美元[10]；1942年1月13 日，中共中央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写道：已收到共产国际寄到重庆周恩来名下的30万美元。[11]目前尚未发现此后

^[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295页。

^[2]5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 1917—1949》（中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第107页。

^[3]李嘉谷：《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第88页。

^[4]6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5]7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37页，第28页，第37页，第123页，第124页，第142页。

^[6]9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第71页。

^[9]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97页，第227页，第250页。

^[10]4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第74页。

^[11]5金东吉：《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与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88页。

苏联对中共资金方面的其他援助。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军事装备非常落后，对苏联的军事援助极为迫切，但由于蒋介石在苏联对中共援助问题上的压力，以及对援助渠道的封锁，致使中共缺乏获得军事援助的有效途径。1940年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提议如果八路军能够打通延安经由绥远到外蒙之间的通道，苏联就可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大量武器装备。但之后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苏联为维护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停止了这一计划。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1]

（三）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援助起止时间比较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完全堕入战争的深渊，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也日甚一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得以签订，中苏准同盟关系的形成是苏联对国共两党展开援助的政治前提，1937年8月21日也成为苏联向国共两党展开援助的时间起点。

在笔者目前所见的资料中，相较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援助，其对国民党的援助要早于对中共的援助。1937年8月14日，蒋介石通过其密使张冲向鲍格莫洛夫提交的合同草案中，商定部分军火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一个月内，即1937年9月21日前正式提供。这是这一时期苏联最早向国民党，同时也是对华最早的一笔援助；苏联向中共最早的一笔援助是1938年2月17日，经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研究决定向中共提供的5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中共中央则于1938年4月28日收到这笔款项中的30万美元。

如果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拉开了全面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的序幕，《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则使苏联开始关闭援华的大门，“论者一般认为，苏联第三笔对华贷款未能用完是由于发生了苏德战争，苏联无力顾及中国，是不正确的。事实是《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就不再执行第三笔贷款合同了。”[2]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民党的三笔大额贷款是援华的主体，绝大部分军需品的购买是通过此贷款支付。因此可以说，1941年4月13日该约签订之后，尚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由于苏联对日合约的缔结，中国在苏联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下降，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就已停止。相较苏联对国民党援助的时间，在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00万美元，用于支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分别于同年9月和次年1月收到其中部分款项。苏德战争爆发使苏联自顾不暇，1943年，苏联援助中共的主要渠道—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至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完全终止。

综上所述，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援助都开始于日本全面侵华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又都在《苏日中立条约》之后陷入低潮，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除了军事人员迟至太平洋战争回国外，其他方面已完全断绝，而苏联在卫国战争中通过共产国际尚有对中国的资金援助，1943年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也完全终止。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隶属于对华援助的一部分，但以往对苏联援华的研究在以对国民党援助为主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中共的援助，以至于在谈及对中共援助问题时，往往一笔带过，不够深入与具体，缺乏细节与数据。也许由于国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苏联对国共两党援助差距悬殊，且因对中共援助的秘密性，从而将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视为对华援助的全部。如果将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纳入全面抗战时期对华总援助中，那么苏联对华援助的截止时间应该是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失去获得苏联的援助渠道。

二、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资金援助比较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苏联向中国援以最急需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不仅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三笔大额信用贷款，并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中国武器，国民政府所获的大宗武器支援则通过与苏联协定的信用贷款支付；抗战中，由于国共关系的敏感，以及出于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维护，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十分保守，对中共所需以资金支援为主。因此，无论是对国民政府还是对中共，资金援助是苏联对华援助的中心。

（一）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民党的资金援助

抗战中，苏联对国民政府的资金援助是以自1938年至1939年间的三笔信用贷款为主的。苏联的第一笔信用贷款，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伍仟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于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但当时两国全权代表未正式签字；苏联的第二次对华信用贷款于1938年7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伍仟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当时同样未正式签字；苏联的第三次对华信用贷款1.5亿美元，是1939年6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壹万万伍仟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3]^[4]此三笔贷款共计2.5亿美元，是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援助中最核心、最主要的部分，也是国民政府所接收苏联最大宗的三笔援助。

苏联对国民党援助的军火物资与战时签订的三笔信用贷款直接相关，军火物资的供应取决于苏联信用贷款的执行情况。

根据李嘉谷的研究，第一、二次信用贷款共计1亿美元，共分5批动用，至1939年9月1日已全部用完，而第三次苏联对华信用贷款，自1939年9月1日至1942年间，实际动用4批，总计73,175,810.36美元。“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对华第三次信用借款的使用便停止。因此，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实

^[3]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8～79页。

^[4]据李嘉谷关于苏联与中国所签三笔贷款执行情况的研究所制。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5～97页。

际使用苏联的信用贷款共计173,175,810.36美元。”[1]^[2]

苏联为援助中国抗战，对国民政府的资金援助除了及时、大力的特点之外，还体现在其有效性。全面抗战爆发后，同时期对华提供资金援助的国家中，只有苏联提供的贷款是军事性的，能够直接用于购置军火。

1937至1941年间，西方国家对国民政府的17笔借款没有一笔为军火借款，尽管这些借款数额很大，但相比能够购买军火直接用于对日作战的苏联借款，从有效性的角度而言，苏联借款无疑是最为充分的，这一点显得尤为珍贵。 

（二）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资金援助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共财政支出随之增加，国民政府的拨款远远不能平衡收支，加之陕北的自然环境恶劣，中共面临着非常紧迫的经济态势，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关于周恩来提供的中共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详细地说明了当时非常困难的经济状况：党每个月的赤字中，党的系统58,280.00美元，军队系统30万美元。党的开支预算中，每月开支总数是707,960.00中国元，合101,137.00美元，其中报刊开支190,000.00中国元、培训干部开支216,060.00中国元。每月党的收入是300,000.00中国元(游击队的资金筹集和党员的党费)，每月尚缺407,960.00中国元=58,280.00美元；军队开支预算中，每月开支总额为：4,200,000.00中国元=600,000.00美元，包括军队和工作人员在内，共计人员303,195人，每人每月平均13元8角5分(包括食品、服装、弹药、装备、医疗公文等等)。每月从中国国民政府得到770,000.00中国元，每月军队的收入是：1,330,000.00中国元（主要是

^[1]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1页。对于第三次信用贷款中断的问题，金东吉认为原因并非苏德战争，而是《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参见金东及：《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与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88页。

^[2]朱思煌主编：《民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5页。

通过我党在华北游击队所领导的地方政府机构得到的收入）。每月尚缺：2,100,000.00中国元=30万美元。[1]

苏联绕过国民政府，通过共产国际，以地下方式秘密对中共进行资金援助，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苏联对中共的资金援助呈现零零散散、断断续续的特点，为了避开国民政府的注意，在获取资金的方式中除了一般汇款之外还采用委托转交，甚至专人随身携带钱款的方法。联络渠道、交接渠道的诸多困难，也对苏联援助中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除却联系不畅的问题之外，苏联批准或承诺的数额与中共最终收到的资金数经常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有时数额相差很大。见下表：

表3 苏联和共产国际承诺及目前确认收到的资金援助[2]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2]孙艳玲：《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第93页。

由于苏联对中共援助的秘密性以及当时处境的艰苦，相关档案资料遗存较少，缺失严重，这也为该问题的研究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关于苏联对中共的资金援助，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也有学者统计，全面抗战初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总计221万2,970.00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10,880.00美元损失和没有兑现的40万美元，中共中央总共收到180万2,090.00美元。[1]

苏联对中共的资金援助虽然较国民政府所接收的大宗援助在数量上无法相提并论，但对于经济上万分困难的中共仍然起到了十分关键的战时救急作用。抗战中，中共的生存一度难以为继，苏联的经济援助成为支撑中共克服时艰、坚持抗战的一个重要力量，对抗击日本侵略，实现民族解放，有着重要意义。

（三）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资金援助的不同

第一、从总量上来看，苏联三笔信用贷款总计2.5亿美元，实际动用约1.7亿美元；苏联对中共承诺的资金援助约241~271万美元，实际接收约131~161万美元。相较之下，两党所受资金援助总额完全处在两个量级上，可谓悬殊，这也反映出苏联对华政策中“国民党优先”的方针，对苏联而言，意识形态已让位于国家利益。无论是苏联与国民政府所签的信用借款协定还是苏联向中共承诺的资金援助，在战乱和时局影响之下，国民政府和中共实际所接收到苏联的资金援助都与商定的总额有不小的差距。

第二、从性质上来看，苏联与国民政府所签的三笔信用贷款是有偿的，而对中共的资金援助是无偿的。苏联对国民政府的资金援助是外交层面，介于国与国之间，而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资金援助更多是意识形态层面，介于党与党或组织与分部之间。苏联对华的三笔信用贷款中约定，贷款均以年利3%计息，前两笔分别以每年偿付1,000.00万美元，5年偿还结算；第三笔贷款以每年偿付1,500.00万美元，10年内偿还结算。国民政府偿还本息可以茶叶、皮革、羊毛、锑、锡、锌、镍、钨

^[1]张泽宇：《抗战时期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5期，第70页。

等战略物资和原材料出售，为偿还贷款而向苏联输出的工矿、农产品和原材料对苏联而言同样重要。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则是无偿的，一则中共当时没有偿还能力；二则苏联对中共的联络和援助是通过共产国际，帮助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共产国际的一项使命；三则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总量小，偿还意义不如援助意义大。

第三、从作用上来看，三笔信用贷款为军事性贷款，可直接用于购买军火，苏联在给国民政府签订信用贷款协定的同时，随即向中国提供军事武器。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成为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此条约之后，国民政府将外交重心转向美国，美国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苏日中立条约》之前，苏联是中国的主要经济援助国，也是中国的主要军火供应国，自1938年3月5日开始，苏联的三笔信用贷款共执行9批军火物资援助（见表一），可以说，苏联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是和军事援助相并行的，苏联经济援助的实质是军火物资的援助，其作用远不止于经济层面，在军事上的意义是关乎抗战成败与民族命运的。1938年5月31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贵国于中国抗战苦难之中，一再仗义相助，此种感情厚意，中国人民将深铭不忘。”[1]苏联军事物资的援助，粉碎了日军妄想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对于全面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起到了重要作用。与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性经济援助相比，对中共的资金援助其作用更主要体现在财政方面，中共所接收的资金无力用于军事物资的购买，更多是投向于保障生存和维持发展。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入不敷出，财政紧张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2]^[3]的地步，苏联的资金援助远超陕甘宁边区每年岁入，仍不及中共财政实际所需，虽然这些资

^[1]《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36页。

^[3]孙艳玲：《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

金既不能用于购买大批军火，也不足以扭转中共的财政状况，但对于中共极度艰苦的生存斗争状况而言，其意义仍然是巨大的。

表4 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每年岁入与每年苏联资金援助的比较3

（三）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差别化援助政策的特点及原因

伴随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自1927到1937，国共两党暌违十年后再次握手合作，“兄弟倪于墙，外御其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团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内部力量，然而，中日差距是现实和不容忽视的，苦求外援之后，出于共同利益和人道主义，苏联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国共合作之后，苏联仍对国共两党进行独立援助，这反映出了国共关系的一个侧面，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国共在军需分配、协调合作方面还未统一，换言之，苏联通过国民政府的对华援助，只是片面的“对华援助”，中共未能真正获得军需和物资补给，如李德所说：“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1]全面抗战时期，

^[1]奥托·布莱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

国民党支持中共抗战，却打压中共发展，从防共、限共到溶共、反共，皖南事变后彻底停发中共军饷，中共边抗战、边求生，正因为如此，苏联对中共的“暗中接济”才一直是必要的。

苏联对国共两党差别化的援助政策服务于苏联总的对华政策，而当时首先决定苏联对华政策的便是其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苏联鉴于西面、东面安全环境的恶化，与中国的联合，对蒋介石的争取是降低日本在远东地区威胁的重点。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苏联除未能直接对日出兵作战外，对中国在外交、国际舆论、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进行了援助，苏联对华援助是伟大的，却不能说是无私的，束缚日军手脚，防止日军北上，使日军力量消耗在中国战场是苏联对于中国的价值期待，也是苏联对中国在其外交布局当中的价值定位，更是其积极援助中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妨说，苏联对华援助本质上是一笔历史性的兼具利益与道义的战略投资。

（一）苏联对共国两党差别化援助政策的特点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苏联的对华政策决定了对国共两党的差别化援助政策，其政策特点有二：第一，抗日导向；第二，最低限度援助与最大化收益。

1. 抗日导向。无论是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还是对中共的援助，都有明确的抗日导向，苏联对华援助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附属于中苏唇齿相依的地缘政治共同利益之下。来自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和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协同对苏作战的隐忧让苏联无时不对日本保持高度戒备，苏联对日本的防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外交渠道的拉拢；二是在远东地区的大规模驻军；三是对中国的积极援助。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加速侵华，苏联为防范日本，首先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保持其在远东地区的大规模驻军，并积极谋求与德国、日本缔结合约。苏联向中国提供低息贷款，供应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军火物资，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为避免陷入外交被动，苏联空军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战场直接对日作战，防止中国抗战的迅速溃败。苏联援华的抗日导向从斯大林对驻华军事顾问崔可夫的一段谈话中便可了解，“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1]

除了直接援助之外，苏联不遗余力的调停国共关系，维持国共合作，乃至要求中共迁就国民党，无原则、无条件地服从抗日统一战线，苏联所希望达成的是一个稳定的、对外一致的、能够牵制日本并最终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抗日力量。

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防共与反共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所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国民党的这一做法偏离了苏联援助的抗日导向，在苏联看来，国民党是在拿着苏联给予的援助打击苏联在中国多年培植出来的共产主义力量。所以苏联极力维护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处理复杂的平衡问题：一边向国民党妥协，并容忍其对中共的打压；一边以援助的筹码督促国民党抗战，并防止其倒向日本。对于国民党对中共的封锁，苏联既要向中共提供适度的援助，保证其基本的生存发展，又不能僵化与国民党的关系，公开、大规模的支援中共。

2. 最低限度援助与最大化收益。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最低限度援助”是基于其抗日导向的，牵制并消耗日本是苏联的明确目的。唇亡齿寒，中国的沦陷同样是苏联的灾难，苏联所面临的将不只是日本对其远东地区的安全威胁和对德、日的两线作战。苏联的最低限度援助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这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一脉相承：自1936年11月德日签署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至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苏联东部与西部分别是反苏的德、日，南部是曾经反苏反共的蒋介石，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苏联第一步先于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即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其后又与1939年8月与德国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最后于1941年4月成功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至此，苏联南线、西线、东线所面临的威胁都通过签订合约得到暂时的安全保障。新的利益格局之下，苏联的外交格局也相应改变，为谋求与日本签订合约，苏联不惜损害中国主权，对日承认伪满洲国，背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精神和中苏实质上的同盟关系，并在此之后终止对华援助，第三笔对华信用贷款只用了一半，其后的军事订单便不再供应。终止对华

^[1]瓦·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援助尽管有实用主义色彩，从苏联国家利益角度而言，尚无可厚非，但《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主权的破坏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

苏联对华的最低限度援助是苏联谋求的最大限度收益，其不仅体现在对华政策上，还具体体现在对国共两党的差别化援助政策上。国民党掌握200万正规军，中共势单力薄，在苏联的抗日导向下，必须援助国民党；中共作为全面抗战苏联所输出和培植的革命力量，不得不援助中共。因此，苏联对华援助形成从国共两党实力出发，以抗日所需援助国民党，同时保持对中共的最低限度援助，既不至于失去中共这颗革命火种，又不会因过多援助而遭国民党反对，在同国民党保持良好合作抗日的前提下，维护国民党主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兼顾中共的发展，从而以最低限度援助，获取对华援助和抗日的最大限度收益。

（二）苏联对国共两党采取差别化援助政策的原因

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援助，有“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1]的说法，按照一般逻辑，苏联、共产国际理应把主要援助给予具有同志情谊的中共，而不是曾反苏的国民党。事实上，苏联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通过国民政府的对华援助意在支援统一战线下包括国共在内的抗日共同体。1937年9月，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谈话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此种情况下，苏联的对华援助通过国民政府这一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进行，是正当合理的，但随着抗战的进行，国民党非但未将苏联对华援助发与中共，反而制造摩擦，从防共走向反共，中共不得不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暗中接济”，而苏联从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和收益角度考虑，都只能给予中共最低限度援助。

1. 唯实力论。全面抗战时期，苏联把大批军援提供给国民政府，基本上没有给中共，从法理性角度而言，似无不妥，国民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苏联只与国民政府存在外交关系，苏联如若绕开国民党对中共大规模援助会有输出革命之嫌，于国民政府而言是一种反政府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停止内战和任何敌视中共之行动是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条件之一，国民党在全面抗战后的反共政策与苏联这一精神相违背，中共无法获得国民党的作战补给，苏联便有理由对中共提供援助。因此，单纯从苏联对中共援助合法性角度的分析并不适应国共存在斗争的复杂情况。

苏联将援助主要给予国民党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唯实力论”的策略，蒋介石是苏联眼中的抗战实力派，对国民党的全力援助是其从实力选择的结果，这形成了苏联的片面援助政策，对中共力量的估计不足，影响了苏联对中共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想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还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2]苏联以静止的观点看待中共，对中共缺乏正确的认识，逐渐形成“国民党优先”的思维。

2. 抗日导向下对国民党的妥协。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对于苏联的战略价值是远高于中共的，苏联对中国的革命输出退居次要，联合国民党阻击日本是苏联对华工作的一个重点，苏联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的同时，又把二者相对立起来，认为发展同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就要限制同中共的关系，意识形态只能让位于国家利益，其实质是苏联对外实用主义超越了国际主义。

苏联对华援助鲜明的抗日导向造成倚赖蒋介石的结果，致使其维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天平愈发向蒋介石倾斜，苏联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态度中表现出一种绥靖主义，这也令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反共道路上不断走远。苏联对国共之间的斗争，一方面同情支持中共，批评和谴责国民党；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共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过激”，试图加以限制，欲以此来稳固抗日统一战线。但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又不够坚决，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在中央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与苏联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姑息国民党的右倾妥协政策是一致的。

国民党对苏联与中共之间的接触极为敏感，对双方往来进行严密监视，1939年9月3日，蒋介石在与孙科谈及苏联援共之事，指示孙科“如再有人提议以俄货由俄接济共党之说，请兄严词拒绝，切

^[1]奥托·布莱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

^[2]瓦·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98页。

勿赞同。”[1]苏联对国民党的倚重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在当时英、美尚未向蒋提供军援的情况下，苏联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援助者，原本掌握协调国共关系问题的话语权与主动权，结果因对国民党的退让使中共的处境陷入不利局面，这对抗日统一战线以及抗战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

作者简介：张龙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2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