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尽快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做到“两手都要抓，两事都不误”，疫情考验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广东而言，疫情防控和冲击应对又恰逢广东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情况更加复杂；广东经济开放度高，产业链的全球化特征突出，疫情导致的境外订单大幅萎缩，对广东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如何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广东经济，并找到纾解困难、化危为机的办法，是目前企业界、政府部门和研究者都十分关注的话题。

影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海外订单减少影响较大

从需求侧看，在疫情期间，相当部分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大幅度下滑，现场即时消费流失，当前随着防控形势好转正在有序恢复，但尚未达到全面达产水平。从外部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而且可能会持续比较久的时间。全球疫情防控致使人员跨境流动处于几乎暂停状态，海外订单减少，影响较大。广东是我国开放度最高的省份，也是受海外订单被延迟或取消冲击最大的地区，外向型企业前期因国内人员流动管控导致开工不足，现在人都到齐了，但订单又少了，这致使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大量企业难以为继，虽然各类减税降费、降租金、增信用政策可以起到缓解作用，但解决不了没订单的实质性困难，企业困难引发的一系列就业、信贷、财政等问题，需要属地政府高度关注并提前采取必要的应对之策。

广东是全球制造业的“工厂”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枢纽”，国外市场受疫情“隔离”而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断链”的可能性增大，对大量海外市场和供应链依存度较高的企业，打击会更大，而且其恢复过程会远远慢于国内。不难判断，未来一段时间来自国外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断裂”的负面影响会大于国内疫情短期冲击的负面影响；疫情致使全球化趋势被部分地逆转，货物、服务、资本、技术、人员跨境流动的流向、流速、流量将出现转变和弱化。以广东为代表的我国外向型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政策层面和企业层面如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压力，可能导致企业减产停产，并导致员工失业和产业链上其他企业一起被牵连，进而引发国民经济的局部性衰退。

在此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新冠疫情也将给中美经济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广东要对此形势进行全面评估，并在战略和战术上“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由于广东经济与美国来往较多，电子信息等产业的供应链相互依赖，芯片、通信技术等高科技产品领域还是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战场，广东的政企两界要在坚决配合和落实国家政策的同时，密切追踪美国国内的政策变化，未雨绸缪，补链、强链、控链，完善和健全以国内产业链为基础的全面开放体系。

韧性：经济发展质量高、产业齐全

新冠肺炎疫情给广东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冲击和影响，但综合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不会一直持续，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会改变，大多数的“广东制造”是世界各地的刚需，短期内被大幅替代或转移的可能性并不大，随着全球抗击疫情形势的好转，订单逐渐恢复是必然的。对企业而言，只要能挨过这段艰难时期，活下来，后续市场前景依然看好。看待疫情冲击下的广东经济，需要全面理解疫情阶段性冲击与我国发展长期向好之间的辩证关系。广东是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外贸大省和常住人口大省，其经济体量接近韩国，人口规模超过1．1亿，珠三角是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构成，沿海经济带具有广阔的工业化空间，它扎根中国大市场，融入全球大循环，广东经济应对疫情考验的底气和韧性，正是蕴藏在这样的基本国情和特殊省情中。

一方面，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广东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特征，高质量意味着抗冲击能力更强，这是相比2008年金融危机广东经济变化所在，十多年过去了，广东经济的“骨骼”和“肌肉”更多了，“身体”更结实了，应对外部打击的能力越强了，即使当前经济增速慢了点，但由于经济肌体本身更结实了，质量更好了，韧性反而更强了。例如，在此次疫情冲击下，消费活动被极大地抑制，但由于之前我国网络购物、物流快递、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发展基础较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人口隔离带来的负面冲击。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前被压抑的巨量国内消费会持续释放，这将有力地促进企业的复工和经济的复苏，中长期看，疫情并不会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的规模和升级态势。

另一方面，广东产业门类足够“全”、链条足够“长”，使其拥有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广东目前拥有40个大类工业行业（全国有41个，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此次疫情暴发导致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消毒用品、测温枪等防疫物资出现大规模缺口，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广东企业趁此扩大生产规模或转产生产医护用品，短时间内填补了防疫物资缺口，为医治病患和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这正是得益于广东拥有从设备制造到超声波焊接、电气、气动元件的完善配套。据报道，从年初到三月下旬，广东产的口罩、口罩机、贴条机、胶条等四类国家调拨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全国八成口罩机来自“广东制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国家虽然产业更高级，但产业梯度较为单一、产业链不够完整，短时间供应制造难度并不大和需求数量却庞大的防疫物资，依然捉襟见肘。例如，为了缓解美国疫情对呼吸机的需求紧张状况，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公司考虑在美国转产生产呼吸机，但由于呼吸机所需产业环节较多，即使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没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制造体系，也无法短时间内完成设计和生产。

机遇：补齐数字型“新基建”，推动广东经济数字化转型

新冠疫情危机在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孕育了发展机遇，要主动危中寻机，抓住疫情中出现的新的转型突破口，补齐短板，加速培育和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此次疫情孕育的数字化转型机遇最大，也最为重要，是很好的政策发力点，要牢牢抓住疫情中多种经济活动从物理空间走向数字空间的重大机遇，补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扩张数字经济规模，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

疫情致使人们相互隔离，“不见面”或“无接触”形式的网络医疗问诊、网络视频教学、在线娱乐、网络购物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协同办公、移动互联服务、网上远程视频会议、互联网金融理财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诸如各类无人机应用场景、智能化的机器人工厂等经济，都得到了迅猛催化和加速发展。疫情让大量人员不能自由流动，但数据却能畅通无阻，而且数据传播的速度永远大于病毒的传播速度，疫情进一步倒逼和催生“人少走路，数多跑腿”式的消费和应用场景，人少去集聚场所，快递给你送到家门。所以，疫情让看得见的人潮涌动少了，而让看不见的“数潮涌动”多了，一边是冷清的线下，一边是热闹的线上；2003年的SARS疫情结束后，中国电子商务开始逐渐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并在之后十几年内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大规模应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快递配送最快最好的国家之一，此次新冠疫情也有望成为驱动新一轮数字经济大发展的推手。

目前广东发展数字经济也存在不少制约，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就是最为明显的。现在很多人到一个地方，最关注的往往是能不能联网、联网速度够不够快。因此，加快推进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必要和重要。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以补交通、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为主，它提升了人或商品的流通效率，减低流通成本，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带动产业扩张明显，见效也快，目前广东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已经大为改善，但作为保障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短板明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补数字等软性基础设施为主，它将提升信息和数据的运转效率，帮助已有产业转型升级，它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刺激未必如传统基础设施显著，但影响是更为长远和革命性的。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结构研究”（19BJL007）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