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联动共进的社会形制，即要能充分吸纳优秀历史文化的养分而又不袭故蹈常，形成更具活力、更具时代特点的形制特色。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命题。全面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关键是要在社会治理上进一步完善体制、形制、机制、创制。

体制是制度“形之于外”的结构方式。一种制度通过不同的体制形态表现出来。社会体制决定了一个社会结构的样式，它是一个多维构成的系统。如社会运行体制，它以社会组织、社会公共地带构成其主体；社会治理体制则以多方面治理主体构成一个整体，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这一体制表述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28字的要求。如何在新时代加快构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构成的新型社会体制，形成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为主线的开放型、法治型的新型社会体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大课题。

社会形制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样式”。我国历史上形成过许多形态的社会形制，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以思想博弈为标志的时代；唐宋时期士子阶层科层化，市井坊间则形态百变，社会生活丰富多样，是个“知书达礼”的时代；民国时期古今交织、中西融汇，成为古典与时尚相济的时代。改革开放发端的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大解放、活力大迸发的时代。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联动共进的社会形制，即要能充分吸纳优秀历史文化的养分而又不袭故蹈常，形成更具活力、更具时代特点的形制特色。

社会机制是社会按其内在逻辑运行发展的机能。机制与体制容易混淆，事实上两者差异甚大。“社会机制”作为反映社会运行内在机能的特性偏柔性，“社会体制”作为反映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样式偏刚性。一个社会一旦形成了成熟、良性的社会机制，就能比较好地协调运行。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特点表明，优化社会机制最有效的途径，至少有五个方面：

一是完善市场机制。即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社会则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来实现资源效率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慈善、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事业，则不能按“市场原则”来推行。二是健全竞争机制。《决定》提出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竞争机制源于市场机制但不限于市场机制。一个社会只有通过充分竞争，才能实现遴选和择优。有良好竞争机制，才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垄断是社会进步的索绊。三是促进社会流动机制。社会各阶层的高度流动，社会阶层处于更新之中，才能稀释社会问题的张力。阶层固化引发和加剧社会隔阂、摩擦和冲突，是社会停滞的先因。一个社会流动度越高，社会阶层结构越具弹性。要弱化“先赋性”规则而推行“后致性”规则。四是强化利益协调机制。形成合理的利益流向，建构法治化社会补偿机制，消除不平等现象，通过多元的社会协调机制来分流压力。五是拓展公众参与机制。《决定》提出要“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现代社会不仅表现为利益和生活方式的多元性，更表现为民意诉求机制的丰富性。成熟畅达的民意诉求机制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的重要体现，无论“民愿”抑或“民怨”，都应得到充分表达，使它成为完善公共治理的“晴雨表”和“助推器”。

社会创制是社会创新的具体化、成果化。社会创新的根本问题是实现“创制”，即拿出新东西，获得增量成果。社会是创制创投的主要领域，又是创制创投的动力源。社会活力低下，创新遭遇的社会性磨损就大，创制能力必会弱化。要实现有价值的社会创制，就要激荡社会活力，不仅要有理念系统的擘划谋新，更得有切实的营建突破。特别要通过统筹社会力量、通过价值引导和多方位的政策手段，进行有效的创制突破，实现公共产出的最大化。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