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随着各国专家对新型冠状病毒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该病的传染性、死亡率、检测和治疗手段等，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防疫常态化需要注意增强信息的透明性、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加强区域和国家之间的防疫政策协同，帮助企业大幅度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

全球产业链恢复正常取决于三个方面：（1）大部分人群获得免疫；（2）有效的检测手段和普遍的检测能力；（3）充足的防护资源和有效的治疗手段。

当前，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错综复杂，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商品不是由单一的国家生产，而是通过不同国家的不同生产环节组合、加工而成。特别是随着产品复杂度和技术密集度的提升，一个产品需要的零配件和生产环节可能会涉及到几十个国家的上百个企业。从全球生产网络分布来看，当前全球产业链逐渐呈现出制造业中心多极化的特点。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核心枢纽之一，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的过程中，其影响会借由产业链的“传导效应”“溢出”到我国。那么从产业角度审视，疫情会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该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恢复正常运行还需要多久？深圳特区报专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企业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明宇，他对此进行了解读。

一、疫情没有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航线减少、信用收缩、商贸放缓、需求下滑……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行，国际间生产要素流动受阻，人员、资金、信息等面临无法在各国间得到优化配置的窘境，宏观来看，刘明宇主要从两个方面理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一是短期需求波动冲击。世界各国为了控制疫情，出台了力度不等的社交距离指导政策。社交依赖度高的需求短时间被压抑，例如休闲旅游、商务旅行、餐饮、大型商场购物、面对面培训和服务等。随着疫情蔓延的势头被基本控制，一些限制性政策趋于放松，部分被压抑的需求会得到释放。例如，餐饮、大型商场购物、短途旅游、线下的服务会在很大程度上恢复。针对这些反弹需求，我国的生产和外贸企业要做好准备，及时提供产能和运能的支持。

二是长期经济增长放缓的冲击。疫情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抗疫在全球范围内会趋于常态化，疫情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基于高增长假设的一些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增长放缓对能源、大宗材料、运输、装备制造、旅游等行业的影响会比较大。企业需要根据经济环境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及时调整资源配置。以航空运输业为例，顾客会更关注旅行过程中的风险，安全性会得到更多重视。航空公司需要和全球不同城市协作，通过服务创新，帮助顾客降低感染风险和检测、隔离的成本，并根据变化的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线路和服务资源的配置。

对于人们担心的我国可能发生产业转移的问题，刘明宇认为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中国一方面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出，也有跨国企业在中国高端制造和服务业增加投资，产业转移是双向的。中国能否营造适合新产业形态发展的环境，让这些产业持续发展壮大是关键。疫情没有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是疫情和疫情防控模式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产业链上各个主体的投资决策。这种不确定性会增加供应链风险，进而影响产能布局调整。

由于我国较早控制住疫情，率先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先发优势。设计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模式，降低企业经营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是下一阶段全球竞争的关键。

疫情信息、事件分级标准和应急响应措施的透明化，可以增强企业对未来情景的预见能力。企业能够判断产业链不同环节面临的风险，形成增强供应链安全的应对预案，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各国专家对新型冠状病毒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该病的传染性、死亡率、检测和治疗手段等，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直接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减少，人类非理性反应造成的不确定性在增加，这包括人们的恐慌情绪传染，各国政府政策应对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协同。防疫常态化需要注意增强信息的透明性、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加强区域和国家之间的防疫政策协同，帮助企业大幅度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

二、“数字化”为受到疫情影响的线下经济提供效率工具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我国许多行业出现了“线上化”趋势，新技术的应用使得部分行业的生产效率得到提升。同样，疫情虽然对一些传统行业造成较大冲击，但一些新兴产业如在线教育、在线消费、无人配送、医疗健康等，却在疫情中崭露头角。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4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8．6％，线上消费热度直线攀升，“线上”产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此，刘明宇认为受到社交距离政策的影响，很多现场服务难以开展，不得不由线下转为线上。在线业务因此变得火爆，包括在线购物、在线办公、在线教育、云旅游等。但需要注意的是，“现场”在价值传递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疫情不会导致线上对线下的完全替代，但是会加速数字经济发展，为受到疫情影响的线下经济提供效率工具。

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造成交易成本大幅度上升，给需求和供给带来了很大冲击。这倒逼企业不得不全力寻找降低成本的有效手段。生产、消费过程的数字化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是产业趋势，它作为生产率工具，成为企业在疫情下突围的当然之选。但是，数字化不会完美解决最后一米问题，仍然需要实物产品的生产和面对面的交互。创意激发、同理心、满足感这些最为宝贵的价值在现场传递是最有效的。

三、全球经济对产业链恢复愿望迫切

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产业链供应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前，全球疫情不断蔓延，原本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制约和影响，部分疫情严重国家的企业生产或将陷入停滞，供应链产业链安全风险也在增加。全球经济对产业链恢复愿望迫切。

刘明宇认为，随着疫情逐渐在一些国家得到初步控制，世界各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推进复工复产，预计在今年夏天大部分的产业能够基本恢复全球范围内的协作。由于边生产边抗疫，不可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而是一个“八九分经济”，即恢复到疫情之前的80％－90％状态，并可能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

全球产业链恢复正常取决于三个方面：（1）大部分人群获得免疫；（2）有效的检测手段和普遍的检测能力；（3）充足的防护资源和有效的治疗手段。疫苗能够生产出来并广泛接种，正常估计需要至少1年半的时间。随着病毒的变异，疫苗的有效性如何，仍然有不确定性。目前进展较大的领域主要在检测和防护。

当然，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或致病能力下降，成为一种普通流行性疾病的可能性。更大的可能是，在未来的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人类需要考虑如何在抗疫和生产生活之间取得平衡。这意味着和疫情前相比，很多产业只能发挥出80％－90％的水平，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成为常态。

四、深圳需要将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压缩到最低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深圳始终重视产业结构升级，因时因势调整产业发展重点，提前布局，规划为先，力图下好产业发展先手棋，提高前瞻性。

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目前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制造业产业链较为完备，外贸出口总额长期处于全国前列，对于突发的新冠疫情，如何妥善应对是深圳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刘明宇讲到，普遍的产能过剩和疫情造成的供应链风险使得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加剧：一方面更少的订单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另一方面产业链的链主作为组织者会寻找“安全备份”，防止局部疫情导致供应中断。重新权衡经济性和安全性会导致一场重新进入产业价值链的“再嵌入”竞争，一些产品替代性强的厂商会由于无法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风险失去订单。

因此，他提醒到，深圳作为产业价值链的区域组织节点，需要将八九分经济推进到九成五经济，将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压缩到最低。通过加强产业上下游抗疫和生产的区域协同，使得产业链的价值输出更为稳健。尽快恢复深圳在国际交流中枢纽城市的作用，通过检验检疫的国际政策协同，保持商贸人员的跨国往来通畅，并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通关效率。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远程经济，促进新技术手段在商贸、生产活动中的应用，降低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