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20年《法治蓝皮书》，全面分析2019年犯罪形势。值得关注的是，蓝皮书指出，以醉驾为主体的危险驾驶罪成为今年上半年审理最多的刑事案件，首次超过侵财类犯罪的盗窃罪。

而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也指出，“醉驾”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当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毫克／100毫升时判定为醉酒驾驶，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将会被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

醉驾入刑以来，交管部门依法查处酒驾、醉驾，对交通违法行为严查狠打，在醉驾入刑后的一段时间里，犯罪率出现了明显下降。尽管醉驾会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但我国的酒驾、醉驾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甚至超越侵财类犯罪跃居第一位，不仅令人唏嘘。据统计，全国每年共查处酒驾、醉驾近200万起，其中构成犯罪的“醉驾”有30余万起，占我国刑事案件总数的20％以上。

“醉驾”成刑事“首犯”无疑证明，哪怕有严厉的法律，还是有不少人对法律缺乏敬畏，这说明仅靠法律严罚，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势头。加大执法力度整治酒驾的同时，还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更有效的方式应对，采取多种手段，综合治理当是正确选择。

诚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所言，控制犯罪的手段不能全部寄托在刑法身上，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追求刑事、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犯罪预防理念。他还建议“强制安装车载酒精检测装置”

当年醉驾入刑，被视为我国在道路安全通行上逐渐走向法治化轨道的开端，为树立法律权威，维护法律尊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执法公信力等，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酒驾入刑九年后，“醉驾”却变成了刑事“首犯”，这是一个重要提醒。依法整治以醉驾为主体的危险驾驶罪，遏制此类犯罪行为，手段必须多样化，不能仅靠法律的惩罚。一些地方采取的“宽严相济”，即“不枉不纵”措施，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