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一桃

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论与现实的思考，不仅仅是对政府政务公开的思考，更是对法制社会建设与深化改革的思考。推进中国社会逐渐向真正完善的法制社会和民主社会迈进。这就是思想与制度的力量。

从理论上讲，政务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对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的全过程公开，包括政策解读、回应公众关切、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等。

从根本上说，政务公开是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一项制度安排。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常态化的疫情通报发布会，使政务公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政府与百姓的同样关注与重视。政务公开本身既表现为现实问题，又是一个深化改革的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深刻探索意义的理论问题。

首先，政务公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增加政府公信力，降低民众恐慌情绪，提升国民信心及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所以相对于缺失这项制度安排的社会而言，科学、健全、畅通的政务公开制度是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完善、健全的体现，也是政府执政能力与制度自信的展现。此次新冠疫情防控的成功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政务公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关键在于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及信息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被发布。从发布信息的内容来看，信息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具有决定意义。因为信息的时效性和真实性不仅关乎政府的公信力，更决定了信息本身的价值和对社会未来的或许收益或许受损的预期。所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讲也是政府用权力来剥夺自身权力的过程。即政府用自身所拥有的维护社会公平、透明的权力去剥夺政府自身有可能存在的歪曲、隐藏信息的权力，这对政府来说无疑是一场自我革命。在新冠疫情防御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所展现出来的坦荡与担当的职业品格，信息发布过程中的公开与透明，实际上也正是政府面临机制性自我挑战和完成自我革命过程。这将会在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同时，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政府公信力的树立。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卓有成效的省市，正是在敬畏舆论而非应对舆论的理念下，很好地保证了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和真实性，从而获得保障疫情有效防控和社会稳定的制度绩效。另外，政府信息发布的形式，如官员在公共信息发布时所展现出来的情怀，语言的感染力与亲和力，等等，不仅会大大增进信息公开的正效应，而且其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这种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与信息的公开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第三，突发公共危机到来的时刻，如何在信息不对称情况，允许地方政府行使发布带有“或然性的信息”，从而采取“无悔行动”的权力，是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学者提出来的一个值得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深思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由于“赢得喜悦永远小于输的痛苦”，因此“或然性信息”情况下的“无悔行动”类似于面对未知灾难时，假定灾难会发生的“赌博”，即使是“赌输”了，即灾难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发生，那么相对于“赌赢”，即灾难真的发生了，“输”的边际成本也是小的。所以，这就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追责问责制度的确立。正确厘定、判断面对未知和不可抗拒力量情况下的地方政府或官员的远见与担当行为，以及“晋升锦标主义”思想下的失职与渎职行为的区别。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科学性，更体现了我党的执政能力与智慧。

第四，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政务公开的基础性制度环境支撑。什么样信息可以发布，什么样信息必须发布、什么样人有权发布、某些信息应该以什么样方式来发布等一系列问题，都应该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实施。因为一方面，面对公共灾难，公众拥有毋庸置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信息公开的目的与宗旨是直面、预测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或危险，并给予公众信心和预期的选择自由，从而稳定社会秩序，而不是加剧公众的恐慌及由恐惧而导致的社会无序。如果从政府是公共危机时期公共信息唯一发布者的角度来看，依法治国不仅意味着政府依法办事，同时还意味着政府自身的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的约束。此次新冠疫情政府公开发布信息制度的制度化，在客观上必将推进中国特色的法制法规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约翰·高尔斯华绥说“公众舆论总是走在法律的前头”；威·埃·钱宁说“世界更多地由舆论而不是由法律所统治”。但是没有法律约束的舆论、信息的自由，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将远远大于其建设作用。

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论与现实的思考，不仅仅是对政府政务公开的思考，更是对法制社会建设与深化改革的思考。舆论的趋向决定人的思想。相信公开、公正、客观、透明的政务公开制度会在培育、展示法治政府、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同时，推进中国社会逐渐向真正完善的法制社会和民主社会迈进。这就是思想与制度的力量。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