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新华

每一个人，有时候是多数人的一员，有时候又属于少数人。只有保护少数人，每个人才能过得安心。

媒体报道，2020年2月，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等机构的科学家在全球7万人中进行了大样本调查，了解人们对如下场景的看法。

一个场景：一辆有轨电车驶来，马上要撞到轨道上的5个人，但有一个控制轨道的开关，可以让电车马上转向旁边的另一条轨道上，在那条轨道上有1个人。如果你恰好在现场，你会怎么做？

另一个场景是：同样是一辆有轨电车马上要撞到5个人，你站在轨道上方的人行天桥上，如果将一个人从天桥上推下挡住电车，这个人虽然会死，但那5个人会得救，你会怎样做？

还有一个场景，这里先不讨论，因为选择的主要歧异是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场景中。这两个场景中，如果你采取了行动救那5个人，都要死1个人，你的选择会有不同吗？

调查结果显示，在第一个场景中选择牺牲一个人救5个人的比例为81％，而在第二个场景中这样选择的人则降为51％。当然，不同的国家，这个比例又有所不同。

人们为什么在两个场景中的选择差异这么大？一些研究者认为，因果关系的直接性、文化背景等等，都是影响选择的因素。

做这些研究的人主要是社会学者、心理学者。他们关注的是人们的道德困境，或面临两难选择时的心理活动。很可惜，学科之间分隔太大。如果这些社会学者、心理学者了解法学、经济学中的权利观念之争，他们可能会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两难选择。

在法学中，有自然法、自然权利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有产权的概念。但是对于产权的概念，人们的定义差异很大。多数学者是从人赋权利的角度来定义产权，而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的一些学者则从自然权利的角度来定义产权。

奥地利学派的罗斯巴德，把产权视为无主物先到先得、有主物自愿交易。只要符合这个特征，不管法律是否认可，都是自然权利角度的产权。

从自然权利角度来看，人们为什么在两种场景下的选择有差异，就很清楚了。

在第一个场景中，站在另一条轨道上的人是无辜的；而在第二个场景中，人行天桥上的那个人也是无辜的。按照自然权利，把无辜的人置于死地，是一种典型的侵权行为，哪怕这么做救了5个人，也是错误的。但是，第一个场景的侵权看起来更隐秘一点，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侵犯无辜者的权利。

自然权利理论反对侵犯无辜的个人挽救“多数人”，是有坚实的逻辑基础的。因为，如果可以以多数人的名义侵犯少数人，那么，人们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减少经济活动，远离可能被侵犯的地方，这实际上损害多数人的利益。

例如，假设医院可以强制进医院或者靠近医院的人免费献血救人，那么，所有人都会离医院远远的，如此一来，医院反倒会没有血可用。医院最佳的做法，还是用钱买血，并以志愿献血为辅，如此才可以保证不缺血液救人。

电车的例子是一样的。不要只看到这一次救了5个人，还要看到长期博弈。如果遇到危险就可以牺牲少数人，那么，以后一旦人们看到别人遇险，就会逃得远远的，因为人们会害怕，自会被用来救多数人。只有不准牺牲少数人，那么，人们才可能留下来，共同努力救人。

自然权利理论强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同时保护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权利。每一个人，有时候是多数人的一员，有时候又属于少数人。只有保护少数人，每个人才能过得安心。

这种基于坚实的逻辑的权利，就是中国老百姓口中常说的“天理”。老百姓心中，有一杆天理的秤，或许有时候他们会对天理认知错误，但不会偏离太远。

可惜的是，由于自然法、自然权利观念长期不占主流（哪怕在法学界、经济学界也是边缘化的），人们的权利意识，或者天理意识，是日趋模糊的。所以在这两个场景中，居然会有那么多人选择牺牲那个无辜的个体。

但所幸的是，即便在第一个场景中，也有20％的人坚持不肯牺牲无辜者，第二个场景中则有49％的人不肯牺牲无辜者。天理虽然有时候不彰，但绝不会无人坚守，因为，如果真的无人坚守天理，这个世界也是无法维持稳定和发展的。

或许是中国人比较讲天理的缘故，201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系的研究者在调查电车难题时，发现中国人对牺牲1个救5个的认可度最低。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接受比例比中国人高近30％。当然，这是现在的受到白左影响的美国人。如果是100多年前调查，美国人反对牺牲1个救5个的比例会是非常高的。

（作者系财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