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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反对的人

2020-07-21 16:42 来源:深圳特区报
胡先骕和胡适在美国相遇,不过引起他们共鸣的不是农学,而是关于中国的未来命运,心忧天下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他们从小就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来美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学到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有极强的建功立业的抱负。

■定国

胡先骕和胡适在美国相遇,不过引起他们共鸣的不是农学,而是关于中国的未来命运,心忧天下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他们从小就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来美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学到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有极强的建功立业的抱负。

两度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胡先骕曾任江西师范大学前身——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一次,胡校长开学典礼的开场白是:“在国外的知名大学,如牛津、剑桥,学生们是很难见到校长的,在校四年,一般可能只有两次见到校长的机会,一次是始业典礼,一次是毕业典礼。今天,诸生能够如此轻易地见到我,这是你们毕生的荣幸。”

如此口无遮拦,有人说他自负,有人说他率真,也有人说他狂妄。不过,比这更狂妄的话是,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38年,胡先骕的一段话字字铿锵,提振国人信心,尤其广为传诵:“日本蕞尔小邦,隋唐以降,一千多年代代臣服中华。我与天皇同是哈佛大学的学生,都学生物,又在一个班;但我学习成绩就是比他好,你说气人不气人?由此可知,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

说他狂妄也好,说他自负也好,胡先骕是有他自负的本钱。他是我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与秉志联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还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与郑万钧联合发布、命名“水杉”新种。同时作为一名植物学家,他又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学贯中西,也是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胡适辩论新文化运动之得失。

胡先骕出身于官宦世家,少年时先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913赴美留学,进入加州大学,开始选择的专业是农学,后改为植物学。胡先骕为何选择不为时人看重的植物学?只因痛感“国家贫弱、科学晦暗”,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有一封胡先骕致胡适的书札,其中有一段细阐述了他的志向和选择植物学的原因:“别无旋乾转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此所以未敢言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唯农林山泽之学是讲也。”其后胡先骕作《书感》诗,抒发他的志向:“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

比胡先骕大三岁的胡适1910年留学美国,先入康奈尔大学也是选读农科,后来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两位姓胡的读书人,在美国相遇,不过引起他们共鸣的不是农学,而是关于中国的未来命运,心忧天下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他们从小就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来美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学到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有极强的建功立业的抱负。他们都在美国名牌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所接受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现代教育,有着与世界同步的学术眼光,有关开风气之先的学术报国抱负,而且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有着极好的传统文化功底,有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思想,能诗会文,是儒家人格最完美、最标准的一种体现,其崇尚理性,信奉仁道,绝不随俗的特性,可以从古代士大夫的身上依稀可见。同时,他们是现代通识教育成果最好的写照。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胡先骕的老师是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杰克教授,他同时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胡先骕受其影响,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产生了兴趣。这也决定了胡先骕不单是一位植物学家,更是一位关心公共事物并提供专业意见的知识分子。

胡适留学期间就大力倡导白话文写作,而胡先骕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拒绝写白话文,对胡适的“文学改良”提出批评。1917年,胡适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名动四方。胡先骕却提出不同看法,1919年,他在《南高校刊》《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1922年又在《学衡》杂志第1期、第2期连载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骕认为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

他指出:“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关于胡适“文学改良”的“八个方面”,胡先骕认为,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讲求文法,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语等几条,古人早有共识,并非胡适首创;至于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对仗,“则大可商议”。胡先骕列举了外国名著中许多“用典”的例子。最后得出结论:用典的优劣得失,关键看用得是否恰当。

1921年年底至1922年1月,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柳诒徵等在南京创刊《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坚守中华传统文化,与《新青年》对阵,其主要撰稿人还有王国维、陈寅恪、胡先骕、刘永济等。这个杂志的主将都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堪称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作为植物学家的胡先骕,发表了大量的诗学评论,其中除了“综论”性文章以外,针对个人(大都是清代诗家)《文集》的评论就有12篇之多。尤其是对梁启超、胡适这两位文坛权威,敢于提出尖锐批评,正表现出他“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的批评家风采。

尽管学术观点各异,但并不影响胡适与胡先骕之间的友谊,1925年,胡适与胡先骕于上海会面时,照了一张著名的照片,胡适在这照片背后题词为“两个反对的朋友”,后世遂广为传颂。在此期间,胡适还热情地邀请胡先骕为他主编的《独立评论》写稿。1927年,胡先骕曾对《学衡》的主编吴宓说:“胡适对我颇好。”1948年初,胡适与胡先骕在南京开会合影时,胡适又在合影相片上亲笔题写:“皆兄弟也。”视论敌为朋友、为兄弟,这可以看出那一代学人的宽广的胸怀。(作者系文化学者)

编辑: 战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