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祥

古代落榜者中的诸多人等“落榜不落志”，大多能直面惨淡人生和残酷现实，为了自身生存和黎民梦想，最大限度地释放十年寒窗苦读储备的学识能量，以各种方式服务社会，与那些“金榜题名”者一样，赢得了社会的认同和尊崇，有的还因此名垂青史。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最高价值信条。但是，自从隋唐开科取士直至有清末年，通过读书参加科考最终进入进士序列并获得一官半职的人员比率并不高：我国科举制度传承延续了1300多年，正史记载共录用了10万多名进士，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只有76人“及第”。据宋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唐玄宗时每年通过科举考试被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二十七人。

加入进士队伍成为朝廷命官的人，绝大部分从此衣食无忧，其中有些人甚至锦衣玉食、极尽奢华。但古代读书人的数量为数不少，那些“名落孙山”的未及第者，以及做官后由于冒犯朝廷遭到贬黜者，既没有体力资源可支配，又没有专业特长可发挥，更没有社会保障可依托，免不了沦落为“凄凄惨惨戚戚”的命运。即便如此，古代落榜者中的诸多人等“落榜不落志”，大多能直面惨淡人生和残酷现实，为了自身生存和黎民梦想，最大限度地释放十年寒窗苦读储备的学识能量，以各种方式服务社会，与那些“金榜题名”者一样，赢得了社会的认同和尊崇，有的还因此名垂青史，比如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等。

古代科举考试的“落榜者”，所能从事的职业中，比较体面和荣耀的应属师爷。师爷是何种工作？简而言之，就是给在职的中高级朝廷命官当参谋做助手，协助处理政务要津，其薪俸酬劳由朝廷命官支付。师爷没有正式官员身份，也很少有正常提拔空间和成长机会，但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能当上师爷的绝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落榜”群体中见过世面的出类拔萃之人，如果你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不谙世故的愚钝书生，缺乏在官场政界锤练磨砺的经历和经验，恐怕很少会有官员花钱聘你。虽然师爷大都无政府编制、无岗位，但毕竟成为朝廷命官的随员和幕僚，既可以为官员建言献策、襄助要事，又通过付出智力学识获得相对稳定且不菲的收入，因此，对于那些候补进士而言博取一个师爷职位，也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理想选择。

受聘于朝廷一二品高级官吏的师爷由于办理的政务非常重要，因而也显得威风八面。当年左宗棠“三试不第”，意欲“长为农夫没世”，但在好友郭嵩焘的再三鼓励和劝勉下，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麾下，走出山门干起了“师爷”的行当。由于深得张亮基信任和欣赏，其“佐官而治”的事业干得风生水起。担任幕僚不久，湖南几乎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掌控和裁断。事实上，在古代科举落榜的读书人中，能被官员聘为师爷的人数，较之“考中进士为官者”相差无几，由于朝廷进士“名额有限”，众多士人举子们情急无奈之中步入“著述都为稻粱谋”这条实现个人价值之路。比如唐代的卢照邻、孟浩然、贾岛等一批颇具才华和名望的读书人，在“屡试不第”、屡考不中且没有官员聘他们为师爷的情况下，只能给官宦富豪们当“枪手”拿润笔费以图生存，有的因才思敏捷、声名鹊起得到各方邀约，籍此过上丰赡富裕的小康生活，而文思衰竭、才学浅薄者只能贫困潦倒甚至流落民间沿街乞讨。

我国古代没有正规的稿费、版税制度，读书人写作的“经济动力”从何而来？知识分子由于仕途不通或者不顺，凭借为他人写诗作赋、撰联题铭收取报酬的历史比较久远。

我国古代读书人中的“落榜者”，未能金榜题名的原因很多，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学识深湛、才高八斗，可谓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他们落榜后没有选择当师爷、给人“打工”，而是进行自主创业。有的竟然靠兴办私塾、经营知识，成为流芳千古的“知本家”和教育家。所以，兴办私塾开设学堂几乎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特别是隋唐开科取士以降，“落榜”者中一些既有学识又富远见的读书人通过积极兴办学校书院、招收学生学员，在保证自己和家人衣食无虞的前提下，传承赓续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硕学鸿儒，如宋代朱熹、明代王阳明等。而对书本知识没有兴趣者，经官府同意可以投身商海、经营生意，如明代万历年间的沈万三、清朝末年的伍秉鉴等人尽管家境殷实，但由于学业不专不精科考连连失利，于是跟随父辈从事实业，二人后来均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大亨。特别是伍秉鉴事业处于巅峰时，拥有财产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80亿元人民币，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世界首富。

鉴于科举制度是古代读书人进入“黄金屋”、获取“千钟粟”、博得“颜如玉”的唯一路径，久而久之在一定程度上使读书人的人格和灵魂发生扭曲和病变。例如吴敬梓笔下的范进，50多岁才考上举人却兴奋得成了疯子；还有一类是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和愤懑，在屡试不中后拿起武器反抗朝廷，比如洪秀全，但这两类“落榜者”是我国古代读书人的另类。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