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驱动下的网络抗争：以萨帕塔运动为例

作者：马立明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利用话语构建进行的互联网抗争运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民粹主义逻辑。

[摘 要] 利用话语构建进行的互联网抗争运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民粹主义逻辑。作为潜伏于草根阶层的民粹主义在互联网的情境下容易被激活，并成为舆论战的逻辑起点。对于互联网抗争的研究，就必须了解民粹主义被激活、被利用的过程。作为著名的互联网战争案例的萨帕塔运动，它的成功就与当地的民粹运动相结合，形成了巨大的抗议声浪，并令其赢得了抗争。萨帕塔运动是如何通过互联网打造抗争话语，成功地呼唤起民粹主义从而实施对政府的“软打击”的？

[关键词] 萨帕塔运动 网络抗争 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5-0081-10

一、导语

基于网络的政治抗争，其机理是利用发达的媒介进行共意动员，号召网友加入抗争（包括线上与线下）的过程。随着信息革命重构当下的社会权力体系及民众生活方式，网络为民粹主义的书写及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媒介平台，也让这种网络抗争体现为明显的媒介化抗争的色彩。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互联网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媒介，“自媒体”“我媒体”的出现，成为互联网社会的首要特征；去中心化、大众化也意味着民间个人叙事的高涨[1]。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也是公众被赋予编辑权、发布权的过程。众声喧嚣的网络世界，在客观造就了网络世界的激进氛围。

持续20年的墨西哥萨帕塔运动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善于利用互联网，以精心制作的话语进行情感

^[1]陈龙：《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

动员。通过丰富的话语、文本、剧目与景观的设立，来自恰帕斯州的土著人游击队成功赢得全世界舆论的支持，在与墨西哥政府的对话中占据主动权。萨帕塔运动与民粹主义政治的启动模式非常接近。萨帕塔人书写了一个关于底层印第安人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话语体系；互联网世界天然充满了数以亿计天然带有不满情绪的网民，被这套话语体系将其激活。萨帕塔人带有民粹色彩的言说促使很多网民投入了舆论战中，后者成为了席卷全球的“萨帕塔同盟军”，汇集成了互联网革命的一部分。可见，这场充满浪漫主义的网络抗争运动的运作机理，就是与民粹主义暗中合流，组成强大的抗议声浪，因此它保留了民粹主义的激情与愤怒，也呈现了民粹主义的非理性一面。

二、文献回顾

（一）民粹主义研究

在现代语境中，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现代化产物，形成于社会转型时期，以中下层大众为诉求对象，坚持反精英、反体制的社会批判立场。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1]。民粹主义更像是一个“政治涂料”，它可以涂在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迄今为止，它不仅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等联姻，而且也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权威主义等结合。左翼民粹主义带有强烈的反建制倾向，进行革命、改良、多元、抗争等动员。而右翼民粹主义则是保守、排外、自闭，宣扬种族主义。民粹化的意识形态带有一定的攻击性，表现为狂躁、愤怒、不稳定，常常被用作情绪动员并转化为集体行动。

^[1]2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623-2.html，2003年12月26日.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起源于俄罗斯，并在欧洲、拉美、亚洲等广泛爆发[1]。一开始，民粹主义并不用于贬义，因为它坚持“人民至上”或“民众中心”，这贯彻了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泰勒斯人”，包括皮科内（Paul Piccone）、乌尔门（Gary Ulmen）等学者对民粹主义都持有一种较为包容而乐观的态度[2]。阿根廷学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也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建构政治的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经历了19、20世纪欧洲、拉美民粹主义浪潮，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之间的暧昧关系，学者对其的评价慢慢趋于负面。齐泽克（Slavoj Žižek）就说过，蕴含着某些“原始法西斯主义倾向（protofascist tendency）”[3]。我国学者对于民粹主义的观点也倾向于批判，俞可平就认为，民粹主义对于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来说，“或许是福音，但很可能是祸害。”

由于民粹主义的极化特性，它能成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加速器，并助其激化、锐化、工具化，从而令某种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对抗性的思潮。本杰明·莫菲特认为，民粹主义更多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构建政治关系的表现方法。由于它政治涂料的特性，它能让温和的意识形态变得充满侵略性与排他性。保罗·塔格特（Paul Taggot）认为“民粹主义缺乏实质性的核心价值，因此它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是对极端危机感的一种反应”[4]。

从正面的角度讲，民粹主义的口号在国家面临政治危机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政治家的民粹主义主张通常能在短期内迅速而有效地动员广大的群众，把他们纳入政治过程，从而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对加强政治领袖个人的政治权力，维护短期的社会政治稳定，以便推行其政治主张，具有直接的作用。但是，由于民粹主义具有激进化、极端化等特点，它经常会看作是一种政治机会。社会运动能让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而民粹主义思潮就为社会运动寻求着这种动力来源。保罗·塔格特说，“民粹主义是间歇性的插曲……在其极盛时，它总会使政治的内容和基调发生结构性变化”。[5]网络为民粹主义的蔓延提供了可能性，各种思潮在政治涂料的加持下，形成了更为激进、极化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环保主义、女权主义等，在网络民粹主义的渲染下，都呈现激进主义的各种变种。

（二）网络抗争研究

美国学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其经典著作《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指出，马来西亚的农民通过日常方式的低姿态消耗战进行反抗，“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6]。折晓叶提出“韧武器”的解释概念，描述在抗争中遇到威胁时运用的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武器”，包括绕开正面冲突、见缝插针、钻空子、死磨硬缠、事后追索、明给暗藏、出尔反尔、执行不到位等等[7]。董海军则看到“弱者身份”的道义优势，可以公开地、喧闹地、非制度化地以弱者身份进行维权抗争[8]。在网络高速发展之际，网络被认为是抗争者难得的政治机会。黄桂荣则提到弱者善于在网络上打造社会公共

^[1]3Paul Piccone：Postmodern Populism，Telos No.103,Spring 1995,p79.

^[2]4Slavoj Ziz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Spring 2006, Vol.32, No.3, p553.

^[3]5Paul Taggart: Populism,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 p25.

^[5]Paul Taggart: Populism,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 p32.

^[6]2Scott,J.,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4.

^[7]3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8]4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社会》，2010年第5期。

景观，同时倾向于采用与媒体接触这类低成本的抗争模式，比如“出事找记者”，通过对媒体公开、渲染与动员，从而增加议价筹码[1]。郑雯则通过QCA的推演，得出在抗争运动中媒介逻辑更强于政治逻辑的结论，即是：善于利于媒体的抗争者更容易获得成功，哪怕在他（她）不占有道德优势的情形下[2]。近年来，由于媒介（尤其是网络）的高速发展，意味着“被看见”“被关注”的机会大幅提升，因此以吸引媒介注意的表演式抗争大幅增多。朱迪斯·巴特勒通过研究女权运动，提出了女性在媒介中集体表演以赢得注视的行为，包括易装、奇服、裸身、行为艺术等方式进行“性别表演”，以成为媒介中的景观[3]。刘涛则撰写多篇关于表演式抗争的文章，从多维度分析表演式抗争，包括视觉、身体、情感、仪式等抗争形式，专注于抗争者的另类举动（如裸身、跪爬、自残、行为艺术等），并提出了“道德语法”“视觉刺点”“正义愤怒”等重要概念[4]。

不过，网络抗争的研究普遍集中于策略与机理，虽然提到了情绪动员，但并未强调其民粹主义的本质。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广受肯定的社会运动与政治抗争（包括女权运动与黑人平权运动），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着与民粹主义的秘密接头。在很多时候，社会运动与政治抗争并非是民意的结果，它们往往呈现出民粹主义中暴戾、情绪化、非理性的一面。萨帕塔运动导演的公共狂欢中同样存在着对民粹主义的召唤与使用，但这一特点被大多数研究忽视。

三、案例：萨帕塔运动及其分析框架

1994年1月1日，蒙面的萨帕塔游击队（大约2万人，绝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占领了恰帕斯州南部的几座城市，但3天后就被随即赶到的墨西哥军队击溃，死伤惨重后逃回森林。在萨帕塔人退回丛林之后，作困兽斗的他们开始转向互联网写作。在1994年，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在国际上是一个新鲜事物，网络上已经活跃着数以千万计来自世界各国的网民。萨帕塔人的主题网站一创立，就引起了全世界网友后的围观。自从1994年至2014年的20年间，萨帕塔运动就成为一个漫长的媒介抗争剧目。放弃武力的萨帕塔人通过一系列的话语生产，用以动员民众情绪、争取政治机会的“网络战”“媒体战”“话语战”。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萨帕塔运动最终造就了一个“由该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同情者组成的，层次远远高于恰帕斯丛林的联盟”[5]。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也指出，在互联网情境的传播下，萨帕塔运动的抗争模式带有后现代意味，并有可能掀起传播学的革命。在萨帕塔运动中，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传播模型，呈现出了明显的“主体”“载体”“受众”三个部分。接下来就以这三个部分为维度，阐释萨帕塔人的抗争模式。

（一）主体：克里斯马型的领袖及土著人军队

萨帕塔运动是一场“话语战争”。而言说的主体，是萨帕塔游击队的发言人，一个戴着面具的、口才极佳的白人，他自称“副司令马科斯”（Subcommandante Marcos）。这个形象在传播的过程中，很快就成了萨帕塔运动的代言人。他的人物形象设定是：游击队的副司令、神枪手、诗人、演说家、知识分子、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政府的反对者。这个人物设定是根据流行明星的模板进行的，用意在于博得公众好感。他不仅具备流行明星的众多特点，比如高大、帅气、语言能力出色等，还有极强的个性：神秘感、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等。比如，马科斯一直保持着神秘感，蒙面的举动本身就是一个创举：这令媒体与民众纷纷猜测他的真实身份，“他是谁”这一话题持续了3年之久，直到政府在电视中公

^[1]5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社会》，2010年第2期。

^[2]6郑雯：《媒介化抗争：变迁、机理与挑战》，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102～105页。

^[3]7[美]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55页。

^[4]8刘涛：《身体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场政治与身体叙事》，《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5][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开其身份，才算告一段落[1]。在媒体景观的打造上，这个传奇人物的设定为萨帕塔运动增加了话题的可能性。

克里斯马型领导人对于大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有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革命英雄辈出的拉丁美洲，人们渴望出现一个类似于格瓦拉、卡斯特罗的英雄，能掀起向政府抗争的同时，也能实现阶级的平等。而副司令马科斯与之前的英雄更不一样的是，他同时在网络上写作，每篇文章都能获得极高的阅读量。这种“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姿态，在增添个人魅力的同时，也唤起公众对其的喜爱。不仅赢得了大量的弱势群体粉丝，更有不少女性与青年为其着迷，令他成了亚文化群体中的“抗争偶像”[2]。

在2001年进行的“萨帕塔之旅”中，当副司令马科斯来到墨西哥城的宪政广场演讲时，台下聚集了16万观众之多。马科斯的演讲被台下的欢呼声与鼓声所打断，领袖的出场成了嘉年华的一个高潮环节[3]。与马科斯“同台演出”的是一群摇滚歌手与地下乐队，这意味着马科斯的演讲变成了大众娱乐的一部分。马科斯当场讽刺政府，获得了在场数万人的强烈共鸣，并促成了嘉年华的集体狂欢。被娱乐化的政治议题，陷入集体狂热之中，标志着民粹主义的现场高涨。

（二）载体：抗争话语、符号与剧目

话语既是产品，也是媒介。萨帕塔人生产的内容产品是其抗争的手段，对此副司令马科斯自我评

^[1]副司令马科斯的身份，据政府透露是塞巴斯蒂安·纪廉·维森特。他曾是墨西哥国立大学哲学系的讲师，研究方向是符号学。他于80年代失踪，猜测是加入了萨帕塔游击队。

^[2]戴锦华：《写在前面》，戴锦华、刘健芝主编：《蒙面骑士—萨帕塔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文集》，戴锦华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6页。

^[3]马立明：《媒介景观的打造与萨帕塔运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9期。

价为：“话语是我们的武器。”多位作家、学者、记者在阅读副司令马科斯的文稿的时候，也被成功动员。英国《卫报》著名记者洛米·克莱恩（Nomi Klein）发表在卫报的评论《Ya basta！恰帕斯的面具》（Ya basta ! The masks of Chiapas）是一部介绍萨帕塔运动的名篇[1]，在网络上影响力极大。克莱恩甚至将马科斯在“萨帕塔之旅”上的演讲与马丁·路德·金相提并论。克莱恩明显被马科斯带进了“英雄叙事”的话语圈套中，成为其粉丝，未能客观地对萨帕塔运动做出评价。美国学者尼克·亨克的《副司令马科斯：男人和面具》（Subcommander Marcos: The Man and the Mask）以详尽的话语分析、符号分析，肯定了马科斯的诸多创意在抗争中的积极意义，并称马科斯为拉丁美洲“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2]。

在话语策略上，萨帕塔人采用了极其灵活的方式，多种手段综合使用。首先，他们进行了土著人的悲情叙事，这与讲述他们为什么抗争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本身就是悲苦的土著人。土著人运动在美洲有着巨大的讨论土壤，当它成为一个网络事件出现之际，很容易引起舆论场的共振。多年来被压迫、被边缘的土著人群体在萨帕塔事件中得到了“再造”[3]。随后，他们开始转向抗争叙事的打造，寻求其他抗争者的支援，比如说对于女性主义的言说、对于同性恋者的言说、对于反全球化者的言说等，形成了一个抗争话语体系。副司令马科斯曾说过，萨帕塔人就是世界上边缘的人、对现实世界不满的人，这意味着萨帕塔抗争阵线的扩大—因为萨帕塔人宣战的对象除了墨西哥政府，变成了某种抽象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只有一种颜色的世界”[4]。第三，萨帕塔人进一步将抗争神圣化，将它赋予某种时代意义。他们生产了一系列口号，将其与理想主义的使命感结合起来，并将其升华为一种左翼的、带有时代意义的反建制的使命，这与网络上愤怒的民粹主义与青年的理想主义形成了合流。如今，萨帕塔运动虽然已经偃旗息鼓，但它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地影响了一代人，余波至今仍在。

符号同样是萨帕塔运动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由于在传播过程中涉及跨文化、跨语言的问题，因此需要在不同语境中进行表达。萨帕塔人成功地利用了多个符号来表达抗争的意志，比如说面具作为“后现代革命”的象征，就是一个即兴之举，蒙面的萨帕塔人通过面具完成了意义的表达：“戴上面具让你看见我”“隐去名字让你关注我”。这在另一个层面表达：平日土著人被忽视、被矮化，在全球化时代越发边缘。同时，面具也增加了神秘感，关于副司令马科斯的真实身份，也获得了很大的话题效应。面具就相当于一个视觉上的刺点，成为一道网络世界上宏大的景观。尤其是副司令马科斯的形象，除了面具外，也采用了木枪、烟斗、耳机等辅助“装置”来完善自己的形象[5]。这个形象的成功也意味着萨帕塔运动全球化的实现。而在话语与视觉装置的基础上的剧目表演，则令萨帕塔运动多次引起国际传媒的关注，并保证了曝光率。话题性与趣味性是民粹主义介入的重要前提，当它持续出现在民众视野时，意味着它有能力对民众进行持续的动员。

网络媒体是当时萨帕塔进行内容生产的重要媒介之一。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萨帕塔人坚持更新网页，并利用网络作为传播的阵地。大量萨帕塔相关的文本、图片都通过主页向外发布。尤其是在以下几个阶段—1996年的“彩虹行动”、2001年的“萨帕塔之旅”、2006年的“他者运动”、2014年的“立即

^[1]Klein.N, Ya Basta! The Masks of Chiapas. Dec.2000, check in Feb 2018. http://www.naomiklein.org/articles/2000/12/ya-basta-masks-chiapas.

^[2]Nick Henck，Subcommandante Marcos: The Man and the Mask,  Kessinger Publishing, July 9, 2007.

^[3]韩琦、贺喜：《现代化、全球化与印第安人》，《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3期。

^[4]滕威：《为什么是恰帕斯》，《读书》，2007年第1期。

^[5]戴锦华：《写在前面》，戴锦华、刘健芝主编：《蒙面骑士—萨帕塔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文集》，戴锦华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56页。

行动”—萨帕塔人都成功吸引了民众的关注，不定时地掀起萨帕塔浪潮。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支持萨帕塔运动的相关文本，由左翼的报人、作家所写就，并发表在传统媒体上，这些文章都成了萨帕塔“话语子弹”的一部分[1]。关于萨帕塔运动的图书也大量出版，并翻译成全世界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广泛传播。

（三）受众：草根民众与西方激进青年

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光谱中一直是高维呈现。拉美国家不仅有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组织和民粹主义的政党，而且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党领袖本身就是极有魅力的民粹主义者—从20世纪上半叶的瓦加斯、庇隆、阿连德到90年代的梅内姆、科洛尔、藤森，再到目前的库奇纳、莫拉莱斯、卢拉、查韦斯，民粹主义始终被国家当权者所运用、操纵，而且成为“拉美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转变的驱动力量”[2]。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民粹主义同样是一种破坏力量。尤其是政府的施政纲领（不管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往往遭到民众的集体反对。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Ernesto Zedillo）说过，“不论是权威主义的还是民主主义的，不论是右翼的还是左倾的，民粹主义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拉美政治中最具渗透力的政治意识形态”[3]。

由于墨西哥政府倾向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即鼓吹私有化、市场化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而造成在20年内急速的两极分化，出现了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尤其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推行，更是让墨西哥平民阶层十分不满，社会各界充满情绪。同时，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由于长期执政、腐败严重，多次传出惊悚的政治丑闻。民众对政府相当不满，因此反精英、反权贵的情绪高涨。由于萨帕塔人的草根属性，与国内的民粹主义天然对接，尤其是大量的情绪动员，令国内形成声援萨帕塔人的社会运动浪潮。占全国人数的10%的土著人阶层成为萨帕塔运动的中坚力量，而广大草根（尤其是工人阶层）也直接参与了支援。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报人群体与教会人士，都参与了萨帕塔运动的网络抗争[4]。

萨帕塔运动影响了一大批西方的左翼青年。青年群体的特点是精力充沛、思想单纯、有理想主义憧憬、行动力强，同时也涉世未深，容易情绪化。大量青年运动有可能与民粹主义暗中相连，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少年很容易被激进思潮所俘虏，并成为民粹主义的践行者。“抗争叙事”“英雄偶像”“爱国主义”等关键词，具备了青年流行文化的全部要素。因此青年成为了萨帕塔运动的主要受众。萨帕塔人很成功地创造了一种“虚拟的正义感”，让加入运动的受众获得了某种理想主义的满足。

最后，萨帕塔人实现了框架外延，将该运动成功地与亚文化合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运动合流。

四、网络抗争与民粹主义的秘密接头

网络抗争的逻辑，往往体现为一种情绪动员的动力学框架。抗争者通过一系列表演呈现道德语法，令集体情绪达到一定临界点，并实现同仇敌忾的效果。抗争者有可能基于针对不同的意识形态生产出不同的内容产品，这种生产方式同样遵循一定的道德语法，即使用特定的话语与修辞。这种生产本质上是对民粹主义的呼唤，配合社会情绪激发集体行动，以形成巨大的抗争浪潮。

萨帕塔运动也实现了与民粹主义的秘密接头。由于拉美社会在90年代末的“集体左转”，令主张社会平等正义的左翼思潮显著增加。由于法制不完善、分配不公平等原因，墨西哥社会中存在一种强烈

^[1]撰文为萨帕塔运动呼喊的国际知名人士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若泽·萨拉马戈，拉美著名评论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法国文化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等。

^[2]林红：《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拉美民粹主义》，《学术论坛》，2007年第1期。

^[3]周凡：《国外民粹主义研究前沿》，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3月6日，http://www.cssn.cn/zhx/zx_zrzl/201503/t20150320_1555359.shtml.

^[4]Greebon.D，Civil Society's Challenge to the State: A case study of the Zapatistas and their Global Significa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Vol. 5, Nov. 2008, 71-76.

的社会不满情绪，体现为左翼民粹主义。被逼入丛林的萨帕塔人意识到这种蔓延在民间的激进思潮，并尝试加以利用。萨帕塔人关于印第安人的悲情叙事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的愤怒批判，不仅找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入口，并成功对其进行动员。左翼话语强调公平、强调正义，并带有一定的抗争性，其口号淳朴而带有天然的正义性，因此很容易获得弱势群体的认可，天然就站在民粹主义的入口处。政治抗争中的话语策略，是一个大众传播的过程，接受者是广大民众。这就意味着萨帕塔人采取的话语模式，不是精英的、理性的，而是大众的、感性的[1]。

（一）使用情绪性叙事策略

萨帕塔运动的抗争模式采取明显的情感抗争策略。愤怒、悲情、不满、恐惧等极端的情绪都可以被用于政治抗争的情感动员，尤其是让思辨能力不足的群体产生共鸣。民粹运动往往是集体行动，情绪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大众心理的分析，集体行动往往带有盲目性，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反智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2]。情绪的使用是话语策略中非常有效的一环。当公众进入互联网舆论场中，很容易被群体思维所带动，从而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抗争话语往往带有道德语法，往往会划分出“我方”与“对方”，形成对立的二元架构。在这种架构下，抗争剧目就可以进行，民粹主义的底色越是浓烈，公众就越容易被剧目所带动，直接进入角色。因此，“共情”被认为是内容获得有效传播的关键。因此，民粹主义往往会借助情绪的作用而展开演讲，让大量乌合之众进场[3]。

在萨帕塔的案例里，萨帕塔人重点利用了悲情与不满的讲述方式，通过这项来赢得网络民意的支持与同情。首先，本来处于弱势地位的拉美土著人群体找到了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从而成为萨帕塔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土著人分布在美洲大陆多个国家，因此，萨帕塔运动不仅仅在墨西哥获得广泛的关注，更在其他土著人分布密集的国家—比如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等，形成了跨国的运动。其次，萨帕塔人的反全球化主张得到了很大平民阶层的拥护，并与社会上的左翼思潮合流，并变为激进的左翼民粹主义。这种反对的声浪从最底层的土著人出发，一直蔓延到广大平民。第三，大量西方青年大学生被副司令马科斯的讲述而吸引，对萨帕塔人及少数族裔产生了巨大的同情。萨帕塔人的抗争策略带有明显的情感进路，并依照一系列的话语与剧目，完成了对公众的动员。

同样，纵观今日的很多左翼运动，比如说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少数族裔运动等，都是通过展现悲情叙事的方式来吸引关注，他们展现一个“窘迫的画面”以加大对现实的批判力度—比如被污染的土地、被残害的动物、被虐待的女性等等。被悲情叙事操纵的网民，因为他们过于天真，容易受到悲情叙事的感染，很少去理会这种故事的真伪，而直接投入行动。在彩虹行动中，萨帕塔人公布大量“被袭击的照片”，很多网民以为在当地爆发了大屠杀，义愤填膺，甚至发起了“网络静坐”。可是，那些照片很多都是假的[4]。

（二）讲述“新故事”与未来预期

在煽动情绪的同时，需要打造相应的意识形态作为理论支持。在完成批判使命之后，更需要讲述自己的理念与斗争目标。在萨帕塔运动中，副司令马科斯也曾经强调要建设一个“不同的世界”，但他仅仅用了“possible”这个词（他表示，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是有可能的）[5]。在网络世界中，

^[1]3李良荣、徐晓东：《互联网与民粹主义流行—新传播革命系列研究之三》，《现代传播》，2012年第5期。

^[2][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宇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3、24页。

^[4]90年代中期，墨西哥政府曾发起“彩虹行动”，试图以武装手段消灭萨帕塔人，但没有成功。后来萨帕塔人在网络上控诉政府的行为，并发布了多张血腥照片，让国际舆论以为政府大开杀戒。那段时间在多个国家爆发了支援萨帕塔、抗议墨西哥政府的示威。

^[5]萨帕塔运动的口号之一是：“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这种观念的缔造带有“标靶”的意义，他树立了斗争的目标，并激起青年们的斗争想象。这是萨帕塔运动形成的前提条件。观念即是一个有蛊惑力的“好故事”，最好能融入当下的热门词汇与理念。萨帕塔运动融合了欧美平权运动中的左翼意识形态，并与反新自由主义这样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因此令其观念具备了生命力与传播力。

澳大利亚学者达纽拉·迪皮拉莫（Daniela Di Piramo）提出，“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克里斯马型领导人是迷人的、有魅力的、令人兴奋的”，[1]但是“反对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无疑是很不妥的，这只会让拉丁美洲陷入更深的贫困。”[2]她指出，萨帕塔运动本质是一次民粹主义浪潮，它结合了民众对全球化、对新自由主义、对革命制度党的不满。但是她提出的“另一个世界”的内涵，其实是某种复古主义，倒退回印第安传统的部落社会。在2014年萨帕塔运动20周年时，多位前来拜访的学者失望地看到获得自治权利的萨帕塔村落残破不堪。

在互联网情境下，带有强烈情感诉求的抗争话语能获得网民的传播与关注，在此同时，也意味着这是建设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最好时机。因此，描述一个“可能的现实”对于广大受众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利于该运动的进一步实施与扩大。很多民粹运动的领导人都喜欢说“漂亮话”，这意味着对受众进行更多的承诺，进而获得更多的支持。但是由于民粹主义的观念是“将来时”，属于未能变现的乌托邦，因此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3]。就连讲述者本人也不能确定自己的理论，因此往往采用暧昧的话语来应付。但民粹的热情被激起以后，就连乌托邦也被赋予了不容置疑的社会共识。

抗争者热衷于建构新的叙事体系，并以其作为抗争的起点。新故事的描述本质上属于抗争文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与民粹话语进行对接，与“大众的梦想”相吻合。比如在1999年上台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当时就以“穷人的总统”自居，号召反美、反新自由主义，以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为目标。这种新故事勾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并成为他上台的民意基础所在。

（三）“抗争正义”与直接参与的诱惑与

在社会运动中，抗争者会为民众灌输一种理论，即“抗争正义”，并将抗争与社会公义结合起来，认为这才是爱国、对社会负责的表现。抗争在一系列话语修辞之中被赋予了崇高意义，并将这种抗争与“革命”“圣战”“保卫民主”等使命性概念建立关联。这种“抗争正义”天然将抗争者置于道德制高点，并将抗争对象形容为“恶政”“独裁者”等。这种话语策略能让民众情绪转化为集体行动，也可以引爆社会中民粹主义浪潮。集体行动中可能出现大量计划外的非理性操作，从而引发一系列暴力行为。另外，抗争者也赋予运动一定的美学意义。抗争的本身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它天然具备浪漫色彩，并打造“革命话语”来吸引青年人的加入。应该说，“颠覆的快感”与“革命的想象”，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平民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叛逆心理。作为在现实生活中平凡的普通人，很可能对现实有不满情绪，本身带有反建制、反精英的倾向。这种不满与革命话语结合后，容易导致一种“抗争正义”的精神幻觉。他们认为革命有助于拯救他们平庸的生活。一个案例是，当下的伊斯兰国极端思想在欧洲“穆二代”的传播，也是激活了这些青年的革命想象，让他们放弃在西方社会中的和平生活，加入伊斯兰国的“伟大圣战”中来。

民粹主义的一个特点是获得“直接参与”的通道，激情的动员可以转化为“街头政治”式的集体行动。网络的发展能让公众迅速在网络中找到虚拟入口，加入公共讨论之中。在今日互联网情境下多款应用，从最早的ICQ与门户网站，到今天的各类社交软件，包括推特、脸书，以及中国的微博、微信等，都具有极高的参与度。每个人可以自由进入公共空间进行讨论。这种直接参与可以极大地激发民众对公共事件的参与热情，并激起全民的政治参与兴趣，从而造成了与网络行动主义结合的“网络民粹主义”。

在萨帕塔运动中，副司令马科斯以面具作为桥梁，告诉每个参与者“戴上面具，你就是我”，并以

^[1]4Daniela di Piramo (2009) ‘Speak for me!’: How populist leaders defy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21:2, 179-199.

^[2]5Daniela di Piramo (2009) ‘Speak for me!’: How populist leaders defy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21:2, 179-199.

一系列符号、装置、剧目开启了这场运动。按照他的解释，抗争者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下，只有我戴上面具，成为萨帕塔人，才有可能被看到、被听到。因此，“蒙面是为了被看到”成为面具运动的最佳注脚，也成为这一代抗争者的行为艺术。

民粹浪潮的一个体现是政治氛围浓厚，但讨论水平总体不高。以特朗普的推特为例，有1800万人关注了特朗普的推特，在他每一条言论之下，总有1万以上条留言，虽然反响热烈，但基本上是众声喧嚣、词不达意。抖机灵、编段子、放表情包的，往往获得点赞最多；而有质量、有逻辑的评论则不多见，互联网时代某种意义上就是释放了全民政治参与的热情，让民众有了更直接的参与渠道。互联网的普及确实让参与门槛降低。哪怕是代议制的西方民主，也不能满足大众直接参与民主的冲动。但一个担忧是：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意味着权力的失控。“群体就意味着约束的解除—因为数量就是正义，群体对此看法是没有任何质疑的。”[1]民粹主义的特点就是展现出从众心理，被现场气氛所感染，从而让自己的理性思维大幅降低。在萨帕塔运动中，也能看到民粹主义中激进甚至愚昧的一面：比如一个荷兰女生支持萨帕塔运动，但不知道恰帕斯在墨西哥；一个美国男生在网络上打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不知道这个帝国主义指代的是美国。

五、结论和讨论

从正面的角度去看，萨帕塔运动是获得了民意的支持，推动了墨西哥民主化的进展，有一定的进步色彩；但从负面的角度去看，这又有显著的民粹一面，运动中存在着精致而狡诈的话语策略。即使是土著人的悲情故事，也在修辞话术的装扮下，变成动员的有效武器。情绪化、具有行动能力的大众成为抗争者与抗争对象博弈的筹码。因此，很多研究在正面评价政治抗争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民粹主义在其中起到的破坏性因素。

致力于话语生产的互联网抗争，本质是发动民粹主义攻势。只有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抗争才能收到效果。与民粹主义暗中接头，并实现在公众中的大范围传播，才是网络事件发展成网络景观的关键。从萨帕塔运动的案例可以看出，它发动了世界性的抗争浪潮，并赋予其革命想象、彼岸理想、抗争目标及政治热情。这种抗争具有很大的表演性，它是通过一系列编演来唤起广大公众的参与热情，也就是唤醒潜藏在不同意识形态中的民粹主义—在2000年的拉丁美洲是左翼民粹主义，而在2016年的西方社会则是保守右翼的民粹主义。这种力量将成为抗争者或政客足以倚仗的强大武器。当政治抗争运动被大多数人推着往前走时，它必将在传播的过程中变得激进、极端、具有排他性，正因为这些特征，民粹主义经常用来打击异己，成为政治场域中充满破坏性的力量。

与此同时，基于互联网逻辑的媒介产品天然有利于民粹主义的传播，它是放大器、是扩音器，可以让极端、激进、骇人听闻的声音在网上流通，这为网络狂欢创造了基础，也让民粹主义从容进入，穿梭于种种网络热点之中[2]。比如说，环保主义本来是有益的事业，但在民粹主义的加持下，网络中演变为一些变种的“极端环保组织”，比如绝对地禁止他人砍树、禁止修水坝、甚至禁止他人食用动物等，它从一种温和的倡导变成某种生态极端主义[3]。

目前，在世界各地泛滥的民粹主义，它本质上是因经济衰退而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民众，被各种话术召唤而起，在社交网络上不断沉淀发酵，形成左冲右突的力量。这类政治抗争，不管为其冠上何等动听的政治修辞，本质上依然是幽暗的民粹主义。换句话说，抗争正义与革命美学，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简介：马立明，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后，政治学博士。广东广州 510632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宇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2]陈龙：《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

^[3]李慧翔：《绿色和平，走向“生态恐怖主义”？》，《南方周末》，2012年9月19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 80814?do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