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光棍的主导类型及其自我认同机制*

作者：黄佳鹏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在不同社会经济结构下，农村光棍的形成难以简化为单一类型，而依循不同年代呈现出各自的主导类型。

[摘 要] 在不同社会经济结构下，农村光棍的形成难以简化为单一类型，而依循不同年代呈现出各自的主导类型。不同于学界主流对农村光棍弱势地位的判断，源于当地丰富的非正规经济体系、低度均衡的家庭关系及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当地光棍具有独立而持续的资源基础，进而通过在村建房、“赶人情”等方式积极参与村庄互动与交往，并没有被村庄社会边缘化，更没有自我边缘化。由此，光棍群体由“被治理对象”转为治理的支持力量，成为乡村振兴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 农村光棍 主导类型 自我认同 价值再生产 乡村振兴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光棍’问题的社会学研究”（18CSH03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5-0091-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中国人口发展调查组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到2020年我国将出现3000万光棍大军，且尤以农村最为严重”以来，学界对光棍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且主要集中于人口学与社会学的学科分析视角1^[1]，出生性别比失调是光棍产生的客观人口学基础已为多数学者认同。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人口流动加速，统一的全国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导致婚姻资源的不均衡配置，表现为女性资源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最终形成全国婚姻市场的“高地和洼地”2^[2]，并在男女婚姻缔结中形塑以策略和技艺为核心的婚恋技术主义3^[3]，这是有关农村光棍成因的总体性判断。

具体而言，学界对农村光棍成因的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层面：第一，从结构资源稀缺理论出发，认为农村长期存在的“生男偏好”及人口持续不均衡外流造成女性资源的区域失衡，造成偏远农村“光棍成窝”[4]；第二，城镇化目标与婚姻要价，在“女性优势”结构下，进城买房成为男性成功婚配的必然成本，一旦女性的要价超出男性及其家庭的承受能力就会导致恋爱终止并最终沦为光棍[5]；第三，从家庭伦理责任角度揭示光棍成因，子女婚配在全国大多数农村依然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6]，需要代际的持续支持，因而多子家庭面临有限资源如何分配的伦理困境[7]；第四，从男性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出发，如何匹配女性择偶标准的变化成为婚配的关键，男性的勤劳本分品质不再被女性看重，反而那种“能说会道”的男性更受欢迎[8]。

此外，大多数学者基于“同情”视角对农村光棍的社会地位进行研究，认为这一群体是农村弱势群体。有学者基于中西部村庄的实地调研，指出农村光棍在村庄生活中面临多重边缘地位，例如在人情交往、政治参与等方面都无法与“正常”村民一致[9]；也有学者从社会排斥理论出发，认为农村光棍由于受到身体排斥、观念排斥、经济排斥和社会关系等多重排斥而难以在村庄社会中顺利开展社会交往，最终由“他人排斥”走向“自我边缘”[10]，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对象。

^[1]1刘燕舞：《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2邢成举：《男性光棍构成差异的地域性解释一基于凤城和新县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青年研究》，2011年第1期。

^[3]3宋丽娜：《婚恋技术主义：农村90后青年的婚恋实践》，《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9期。

^[4]6余练：《多重边缘者：基于对D村光棍群体社会地位的考察》，《南方人口》，2011年第6期。

^[5]陈讯：《婚姻要价、代际支持与农村青年城镇化—基于晋西北W村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

^[6]汪永涛：《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南方人口》，2013年第1期。

^[7]杨华：《婚姻市场中的结构性因素—基于对湘南水村“光棍汉”的调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8]陈锋：《依附性支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西北人口》，2011年第1期。

^[9]7何绍辉：《社会排斥视野下的农村青年婚配难解读一来自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调查与思考》，《南方人口》，2010年第4期。

^[10]8陶自祥：《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渝北S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

已有关于农村光棍成因的研究，将农村光棍归因为代内剥削型、经济贫困型、懒惰型、身心残障型、历史塑造型、缘分宿命型等多种类型[1]，但是，缺少基于个人生命历程角度讨论光棍产生与不同年代男性之间的关联，并忽略了光棍群体社会价值的再生产与其在非正规体系下经济资源独立的关联性研究。因此，本文以沿海典型个案村庄为例，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探讨不同年代农村光棍群体形成的结构性机制，将类型归因与年代分层相结合。同时，立足于村庄社会结构、经济产业格局及家庭代际关系，探讨光棍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其价值再生产路径。

二、研究方法与M村田野素描

（一）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Case Study）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早已得到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者的广泛运用，并发展为一种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但不同学者对个案研究的定义及其科学代表性存在争议。首先，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界定个案研究，只要是对一个有界限的系统，诸如一个方案、一个机构、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单元做翔实完整的描述和分析，就是本文所指的个案研究。其次，个案研究从统计数据意义上而言确实存在不足，但深度的个案研究可以具有广泛的典型代表性。正如吴毅所言，“个案研究的价值和理由是不依赖科学—实证化研究而独立成立的，不应以代表性、普遍性的量化标准去拷问个案研究，而应注重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过程性”[2]。本文所调研的M村虽不具有广泛的数据样本代表性，但却能够典型反映浙江地区农村的婚姻基本样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则可以代表发达地区农村的一般婚姻缔结形态。因此，该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笔者经过时长半个月的驻村调研，运用无结构或半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M村的实际材料，以该村光棍为个案研究对象，分析不同年代光棍的成因及其社会价值再生产机制，希冀有益拓展农村光棍的经验研究。

^[1]9吴毅：《何以个案 为何叙述—对经典农村研究方法质疑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4期。

（二）M村的田野素描与光棍现状

M村位于浙江省北部，属杭州经济辐射带。全村230户、700人，220亩耕地（旱地和水田）、6200亩森林，是一个典型的山多地少的小村落。目前全村男性共370人，女性330人，但18至60岁之间的成年男女比在105%左右，在人口学上属于合理范围，并没有出现较严重的性别比失调。在生育观念上，逐渐从“男孩偏好”转向“男女均衡”，但改革开放前存在显著的性别比失调。从经济分层结构来看，该村既有小作坊式经营，也有外出办大企业的民营老板，还有特色的民宿旅游业，但以打工经济形态为主。与中西部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不同，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在本地县域范围内务工，甚至是在本街道就近务工，呈现多元化的务工形态，既可以进厂做流水线工作，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石匠、木匠或油漆）在装潢业谋出路。该村目前共有光棍32人，但仍有15位20世纪90年代初出生的未婚男性，这15位男青年在当地村民眼中已到了婚配的“晚期”，一旦三年内无法获得婚配机会则极有可能沦为光棍。访谈当地村民得知，当地男性的适婚年龄为24岁至26岁，除非因学而被迫推迟婚配，但无论如何在30之前都要成婚，否则在当地村民看来就要面临“打光棍”的风险。因此，在本文中，光棍是指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妻子的30岁以上男性。

三、M村光棍的年代分层及其机制分析

虽然M村的光棍总体数量不多，但所占的比例较高，且呈现出显著的年代分层特点，需进一步具体分析各年代分层背后的机制。抛掉对光棍形成的归因分析，下面从村庄个案的实际出发，厘清不同年代光棍形成背后的逻辑，并对这一年代的光棍特点进行阐释。

（一）“代内剥削型”光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70年代左右便到了适婚年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婚配，且男性普遍结婚年龄为十五六岁，最晚不超过18岁。当时的M村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四面环山，整个村沿着一条溪流呈狭长状形成，交通非常闭塞，农业剩余较弱，村民在家务农收入微薄，甚至连温饱都很难保证。但这种落后的条件并没有导致光棍的大量产生，整体而言光棍较少，且光棍均为家里的长子。

1.光棍数量较少的因素探讨。首先，婚配缔结的超越性意义。婚配不仅是男女青年的个体性事件，也是父母的人生任务和村庄的公共大事。在“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下，成家立业、发展农业生产是农民的共同目标，因而婚配具有了超越个体的生产与价值意义，得到家庭和村庄社会的支持和结构约束，排除了因个体性因素而无法成家的情况，婚姻大事成为村庄的公共性事件，是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关键一环。

其次，童养媳与“互换式”并存的婚配模式。童养媳是指由婆家养育女婴或幼女，待到成年时正式结婚。这种婚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非法”但却在建国初期广泛存在的事实，通过将他人主动“遗弃”的女婴当作未来的儿媳来抚养，以缓解多子成婚带来的压力，是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直到70年代后随着法律的健全而逐渐消失。除童养媳之外，这一时期光棍数量少还在于“互换式”婚姻的大量存在。所谓“互换式”婚姻，是指两个家庭之间相互成为亲家，即，“甲户的女儿嫁给乙户的儿子，同样，作为交换条件，乙户的女儿则嫁给甲户的儿子”。

其三，农村女性的依附性地位。在男性主导的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依附性一直较强，尤其是在农村，女性是依附男性而生存的。改革开放之前，工业还未发展起来，农村人口的外流受到限制，所以那个年代的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很强，眼里只有农业生产。而在农业生产中，需要强壮的劳动力支持。农业生产全靠人力“精耕细作”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女性的依附性较强。在访谈中发现，这一时期出生的女性在丈夫发生意外或得病过世后，都会选择改嫁，这在一定程度上又缓解了当地男性的婚姻压力。

2.长子占主导的现象剖析。婚姻市场的局限性以及代内剥削是长子占主导光棍的深层次因素。那个年代的婚姻市场仅限于本地，以本村为主，扩大至临近几个自然村，这些相互临近的几个自然村构成了当地婚姻市场，女性资源相对稀缺，导致当地中青年男性面临较大的婚姻压力。与非长子相比，长子在婚姻市场上明显处于劣势，因为长子对大家庭肩负责任，不仅承担着整个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在“长兄如父”的观念指导下，长子对弟弟妹妹的成长、成才乃至成家都负有主要职责，这种现象

学界称之为“代内剥削”[1]。因此，长兄为整个大家庭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最终错过了婚配的最佳年龄，失去获得婚配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的光棍可概括为“代内剥削型”。

（二）“死守农村”与“机会剥夺型”光棍

“70后”群体的适婚年龄在90年代中后期，大部分男性在2000年左右均已成家，否则将有可能成为光棍。在当地调研发现，7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虽然光棍绝对人数相比上一代有少量增加，但是光棍率基本稳定。这一时期的光棍有个共同的特点，即“留在农村里的人”，具体而言，这种人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死守一亩三分地”之人，这类人没有看到90年代末逐渐兴起的“打工潮”，没能像大部分人一样前往“北上广”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务工，有些是因为自己的个人见识不够，还有一些是因为家里的小孩或者老人需要照料而无法离开农村。这类人的婚姻被局限在当地婚姻市场，而新世纪的婚姻市场逐渐由本地市场扩展至全国市场，导致大量“外地媳妇”的涌现，很多外出务工的男青年都能在城市的工作场所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性交往，并最终实现婚配。外地媳妇不需要彩礼，无需繁杂的婚姻仪式，只需要象征性地给点钱给女方父母，甚至有些女孩嫁到农村之后不再回娘家，所以对男性而言婚姻成本很低，因而不会成为光棍。

上述“死守农村”的男性因为没有外出而间接被剥夺了婚配机会，因而难以获得适当的婚配资源。此外，由于女性外流不断加速，以及传统的童养媳和互惠式联姻的不再存在，导致身心残疾男性的婚配机会被进一步挤压，导致因机会被剥夺而沦为光棍的数量上升，因此，此阶段光棍的主导类型为“机会剥夺型”光棍。

（三）打工经济全面兴起与“懒惰型”光棍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群体经历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其成长的阶段正是打工经济全面兴起、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的时期，这一阶段乡村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批人是打工浪潮的主力军。“外出打工—攒钱回家盖新房—娶妻生子”成为当地农民的生活逻辑。能否在本村盖新房成为当地女孩嫁人的最重要标准，因而那些拥有一门手艺（石匠、木匠或油漆工）或者踏实肯干的男性通常都能在本地成功婚配，或者在务工场所接触外地女性并最终实现婚配。而“好吃懒做”、忍受不了工厂老板高高在上气焰的人只能在家种田，或者干脆啃老，当地有些村民甚至赌博成瘾。这种类型的光棍我们称之为“懒惰型”光棍，在16人当中有13人主要因懒惰而无法成家，换言之，这一时期有百分之八十的光棍是因为懒惰所致。

我并不是没有结婚机会，30岁的时候在杭州谈过一个甘肃的女朋友，我们在电子厂认识的，半年后就带回了农村老家，并于当年年底结婚。结婚后她不喜欢我和村里人打麻将，可能手气也不好，每次都输一两千，她觉得我乱花钱，而且在厂里上班也不积极，认为我太懒了，所以不到半年就跟别人跑了。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再交女朋友，一个人想干嘛都可以，不着急结婚的事，一切随缘吧，就算打光棍也是一样地生活。（WXY，男，36岁）

从WXY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没有上进心的男性很难得到女性的认可，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选择性更多。虽然全国婚姻市场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女性看重男性的“拼劲”，懒惰且有不良嗜好的男性即使成功婚配也难以持续，但他们自己却不在乎，并不认为成家是必须完成的人生大事，这与传统的婚配观念出现了较大差异。

虽然我才三十出头，但没有哪个女孩愿意嫁给一个即将“过气”的男人（即，被社会淘汰的人）。现在想想也后悔当初没有好好上学，“大字都不认识几个”，也后悔自己没有坚持在外打工，现在娶老婆又没钱，而且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懒，只有自己没钱用了才会想到去干活挣钱，“反正也是一个人，饿是饿不死的”。（HJQ，男，32岁）

上述案例是M村80后光棍的典型代表，共同特点是：懒。农村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具有匿名性的特点，村庄社会是一个透明的生活共同体，由此导致的是“懒惰”在村庄社会中快速传播，村民都会知道哪个人是懒惰的，因而损害了男性青年个体的“名声”。值得注意的是，男性群体并没有执着于成功婚配，在他们的观念中未婚并非“低人一等”，因此，由懒惰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当地80后光棍的主导因素。

^[1]陶自祥：《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渝北S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

（四）“不确定性”的婚姻实践逻辑

与上述两个年代的人相比，“90后”未婚群体面临更多的婚姻“不确定性”。深入当地农民生活实践可知，其优势在于全国性的婚姻市场已经成熟，而且本地婚姻依然存在，有更多的婚姻选择性；同时，近几年随着交通便利、当地农居旅游产业的兴起，提升了整体经济实力，因而当地的品牌效应逐渐凸显，使得该村庄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明星村”，村庄所具有的整体吸引力有利于更多的人愿意嫁到该村，这是上辈人所不具有的优势。

然而，随着“天价彩礼”的出现以及女性婚姻价值观念的变化，增加了男性婚配的不确定性。当地农村男性结婚，娶一个本地的女性需支付20万至50万的彩礼，平均彩礼价格达到25万，其上限因家庭经济条件而异。此外，还需要有房或者有车，最好是既有房又有车，但至少必须有一样。农村自建房一般花费40万（包括装修），与在县城买房花费差不多。买车通常为合资小车，10万以上。因此，按最低标准来算，彩礼加一辆小车，至少需要20万。这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较大的负担，如若是多子家庭（两个儿子或以上），那么成家的压力更大，成为光棍的概率更高。

另一种情况是，不在本地娶媳妇，而是娶外地媳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外地媳妇与10年前的外地媳妇有所不同，因为现在的女性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她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更高，对生活的期待更高，即使是嫁到农村也会要求男方在城市买房，至少要在县城买房，否则她们宁可不嫁，或者在农村勉强待一段时间之后还是选择离开，她们认为就算离开男人也可以养活自己，而且还有机会重新组建家庭，寻找更好的生活。第三，那种带着传统乡村味道的老实本分男青年，由于不善于与异性交往，因而接触异性的机会不多，成为光棍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更多的青年男女追求个体性的价值，受城市风气的影响，他们倾向于晚婚或者不婚，成为“主动光棍者”[1]。这些因素构成了“90后”婚姻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一阶段很难用某一种特定的类型进行概括，而呈现出“多元混合型”的样态。结合上述对光棍的年代分层、主导类型及其趋势的机制分析，可制作表1：

^[1]安治民：《我国城乡光棍现象对比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表1 M村光棍的年代分层、主导类型及其趋势

四、社会性价值再生产：农村光棍自我认同的深层机理

上述分析表明，M村的光棍成因具有显著的年代分层特点，但呈现出共同的特征：高度的自我认同。所谓自我认同，在心理学上也被称为“自我同一性”，是人们对自我存在感和认可的一种心理状态，在行为上表现为自尊自信，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束手束脚。农村光棍群体因受到社会排斥和自我边缘从而有犯罪及自杀等社会风险，这种对农村光棍的风险界定在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在以M村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农村就呈现出较大差异性。从调研结果来看，该村光棍群体并未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特征，从着装、消费、谈吐乃至精神状态都与“常人”无异，没有被村庄边缘。

（一）光棍自我认同的多重基础

当地的经济结构、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以及低度均衡的代际关系是当地光棍自我认同的三大基础，缺少这种基础，光棍这一群体很难获得村庄他人的认可，进而影响光棍群体的自我认同。

1.经济基础：非正规经济体系。有学者指出，只要有市场存在，非正规经济就和正规经济一样是现代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非正规经济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不仅包括边缘性的经济活动，也包括不在国家控制之内的现代化生产和服务活动[1]。这个界定对非正规经济做出了较全面的阐述。与中西部农村相比，M村地处浙江沿海发达城区辐射带，其所属的县城，乃至乡镇都有较发达的经济体系，既包括类似电子上市公司等大型正规企业，因为具有薪酬较高、环境较好、稳定有保障等特点而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者，且对当地农村的中青年也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村里也存在发达的非正规经济形态，例如农家乐、小作坊、建筑工地“小工”等，都给留在当地的村民创造了收入机会，而光棍就是其中受益者群体之一。因为这些非正规就业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不高，工作强度不大，且不需外出，机动灵活，有活干村里有人来叫，去不去自己决定。这些特点与光棍的特性相契合，为他们提供了收入保障。

虽然我是个光棍，而且患有先天性的肢体残疾，但是我会做木工，近几年村里农家乐的兴起，很多村民都将自家的房子进行改装，我的活也多起来了，收入还不错。我一个人过得很舒服，有酒有肉有朋友，不觉得与别人有什么差别，而且活着开心最重要，有空就会和村里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去县城玩玩。（LD，42岁，男）

该案例反映出当地70后中年光棍的生活状态以及自我认同感，他们虽然没有组成完整的家庭，但是并不影响对自身外在形象和内在谈吐的注重。从外表上看，头发乌黑郑亮（喷了定型水），口袋里装着一包十五块钱的香烟（在当地算中等水平），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俨然一副生活无忧的神态。其经济基础来源于非正规就业体系中的持续收入，从而维持与其他村民均等的日常开支，例如，抽烟不能太差，“不然拿出来没面子”。正是因为发达的非正规市场就业体系为那些想参与就业的光棍群体提供了稳固的收入来源，使得他们有经济基础开展日常交往和村庄公共活动。

2.制度基础：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除了发达的非正规市场就业体系，本地光棍的经济生活还有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作为后盾，正如光棍ZWY所言，“即使我什么也不干也有吃有喝”。这里所指的政策保障体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基本的农村保障体系，包括基础养老金、医疗等政策。不同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浙江沿海发达农村的保障水平更高，每月的养老金额较高。第二，失土保险。由于工商业发展，村民土地大量被征用，因而每位村民都能获得较高的失土保险金，每月达到1500

^[1]柴定红、罗忆源：《谈谈非正规经济的性质问题》，《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元，因而增加了光棍群体的收入渠道，即使步入老年较少受影响。M村村民生活成本并不高，自己可以种菜，只需买点米、肉等生活用品，生活质量有保证。

虽然我50多岁了，但我并不害怕老了没人照顾。现在我的打算是趁着还能干的动就挣点钱，以后加上国家的政策保障也会过得很好。我种了两分地农家菜，一个人的日常开销也不大。每星期买两三次肉，每次买的不多，10块钱左右，每月买肉约120元、买米大概120元；夏天每天一瓶啤酒，累计下来每月60元左右；每天一包12元的香烟，每月合计360元。上述累计花费660元，再加上偶尔朋友来家里吃饭或者和村民打牌以及平均到每个月的人情费用，总的加起来不足1000元。（LQF，52岁，男）

上述案例表明，本地光棍群体的收入构成呈现多样化，尤其是较为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制度依靠，有益补充了光棍群体因年老缺乏家庭支持而陷入的资源困境，成为他们自我认同的有益制度补充，有利于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3.伦理基础：低度均衡的家庭关系。这里所指的低度均衡的家庭关系有两层含义。第一，有限的代际责任。从父代的角度而言，他们会尽力帮助子代建房以及成家立业，但是他们不像中西部农村的父母为了给子代结婚而举债且替子代偿还债务，因而是一种有限的支持，而非刚性的义务；从子代的角度来看，当父母年老后子代所承担的赡养责任相对较小，除非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且女儿也需要分担一部分养老负担。当地的普遍情况表现为老人都能参与非常规经济活动，获得养老保障，再加上丰富的政策保障体系，老年父母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理。因此，对于当地中年光棍而言，他们无需承担父母的养老压力，只需顾好自己的生活。第二，均衡的家庭关系还包括横向的代内关系，主要体现为兄弟关系。对于目前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光棍而言，长子居多，他们大多有弟弟妹妹，在有限的家庭资源下，为了让弟弟妹妹获得更好的教育与婚配机会而做出“牺牲”，由此形塑的是均衡的代内支持关系，“虽然哥哥是光棍，没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永远是他的家人，等他干不动了，我们照顾他”。因此，当地光棍与其兄弟姐妹之间一直维持着融洽的关系。

均衡的家庭关系构成了当地光棍群体的重要支持网络，同时让这一群体得以从家庭责任中抽离，最终形塑的是彼此认同的家庭伦理。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以M村为代表的发达农村光棍群体的自我认同具有经济、制度及家庭伦理基础，这些构成了他们自我认同的资源保障。应进一步追问的是，从物质层面的资源保障到价值层面的自我认同，其具体的实践纽带和路径是什么。

（二）光棍自我认同的纽带及其实践路径

1.符号的“在场”：以在村建房为实物表达。建房作为一种实物在场的标志，背后呈现出的是村民在村的符号化表达。只有在村拥有房屋这种实物符号，才能体现出没有脱离村庄的公共生活。从M村的经验来看，村民普遍在村建房，这与村民家庭的经济水平无关，而是“在场”的物质符号表达，背后展现出村庄生活价值面向，“没有房子就没有寄托，也会被人看不起”。基于村民之间难以避免的经济分化，房子的规格和标准呈现出差异性。对于富裕村民而言，他们不仅在城市拥有商品房，而且会选择回家再建一栋房子，而且房子的规格和外观都很“显眼”，一方面为了以后年老“落叶归根”，另一方面也是维系面子的需要。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村民，例如部分光棍，虽然难以匹配村庄少数富人的建房标准，但他们的竞争群体是占大多数的一般家庭，因而会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盖房的钱，至少要在房子的外表上与他人无异，室内是否装修不重要，他们需要通过房子这个象征性的实物来获得与他人互动的“资本”，这也是光棍群体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媒介。

虽然我已是“半身入土”的年纪，也没有机会再成家了，但我不觉得与别人有什么差别。这些年我也攒了点钱，再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的钱，我也把房子建起来了，现在就是好好挣钱还债并过好自己的生活。（LND，男，45岁）

LND的案例体现，农村建房是所有村民共同的价值需求。光棍群体要想跟上村民正常的生活节奏，不得不挣钱盖房子，呈现出积极有活力的生产生活样态，通过生产和建房实现自我和群体之间的价值均等。

2.情感的内化：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互动。除了建房作为实物符号化表达，当地光棍在积极参与村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化私为公”，私人之间的情感得以向村庄公共互动升级，这是他们获得村庄认可和自我认同的公共基础。具体而言，其参与村庄互动主要包括两种途径，第一，通过人情往来加强交

往。不同于宗族型地区或传统中西部农村的人情交往所具有的结构性约束[1]，以M村为代表的浙江沿海地区农村，人情是维系私人之间情感的纽带，人情对象具有可选择性，难以形成对某一群体的压制与排斥，如光棍LWY所言，“在人情交往中我是一个独立的村民，只要我愿意，可以与所有的村民保持往来”。正是在这种非结构性的人情单位下，光棍群体可自由与村民展开交往，实现了由私向公的转化，与村庄保持持续的互动。第二，参与村庄公共娱乐活动。浙江沿海地区基层各类创建活动不断，以M村为例，最近几年被打造成明星村，村级组织在硬件设施上建立了老人活动中心、公共健身广场等设施，给村民日常公共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和平台，同时注重宣传“和谐相处、邻里共进”等实践文化。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村庄场域下，光棍群体积极参与，既可愉悦身心，还能与其他村民聊聊天、拉家常，有时还一起打麻将，正是在这些日常活动交往中光棍群体获得了村民的认可，并逐渐转化为自我认同。

我虽然是个老光棍，但没有人嫌弃我。村里和我差不多年龄的人都很好，他们家里办喜事我都会随礼，当然，我房子建好办酒时他们也都来了，这样挺好的，增加了感情。（HJF，男，52岁）

类似上述案例的情况非常普遍，展现了农村光棍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互动而表现出乐观积极的生活交往样态，他们并没有受制于村庄的结构性排斥而走向边缘，更没有“自我边缘化”，而是积极融入村庄公共生活，最终达至自我认同。

（三）自我认同背后的社会价值再生产

自我认同的背后，实质上体现了光棍群体的社会性价值再生产机制，是村庄公共规则对光棍群体社会价值的认可。在贺雪峰看来，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2]。村民的面子观、人情观均与社会性价值相关联，

^[1]杨华、欧阳静：《农村人情的变异：表现、实质与根源—对当前原子化农村地区人情的一项考察》，《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

^[2]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是其他人的对待与评价所引起的情绪性反映。在村庄社会生活中，农民本能地追求他人的好评，会在乎荣誉和声望。光棍群体的自我认同背后，既有村民对他们的认可以及光棍群体对自我所处村庄位置的心理接纳，更体现了他们对社会性价值的追求及对公共规则的践行。

五、结论与讨论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基于对典型村庄个案的研究，发现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光棍的形成呈现出显著的年代分层特征。在不同的年代，受制于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每个年代都有自身主导的光棍类型。此外，受城市消费主义和女性婚姻市场要价的影响，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新青年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婚配因素，并在城市“不婚”主义价值观影响下逐渐表现出“主动型”光棍倾向，这是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光棍的最大差异。

另外，不同于主流学界对农村光棍“弱势地位”的判断，本研究发现东部沿海农村光棍具有较高的自我认同感，其根源于临近发达城市经济带下的非正规经济就业渠道、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及低度均衡的家庭伦理关系，形塑了光棍群体独立且丰富的资源基础，并通过参与村庄人情往来、保持与村庄积极互动融入公共生活，避免了在村庄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这是他们获得自我认同的重要媒介。自我认同的背后，实质上是光棍群体获得村民认可以及对自我所处村庄位置的心理接纳，体现了他们对社会性价值的追求及对公共规则的践行。

由此，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光棍群体对基层治理的功效作用。不同于中西部农村光棍的消极心态和所处的村庄边缘位置，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光棍群体并没有成为基层治理的负面力量，更不是需要基层组织重点关注的“被治理对象”，反而因为他们可以积极参与村庄公共生活，与村庄公共规则的高度嵌合表现出正面的治理功效。对于目前正在广泛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而言，基层组织应思考如何激发一切可动员的正面力量，最大化整合乡村内部的资源，显然这一地区的光棍群体就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内生性力量。

作者简介：黄佳鹏，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