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女性的成长困境—《寒夜》与《包法利夫人》主人公形象解读

作者：张伊楠  2020-09-02 10: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巴金笔下的《寒夜》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运用、女性意识表达上有其相似处和差异性，因此本文以曾树生和爱玛等主要人物为分析对象。

[摘 要] 巴金笔下的《寒夜》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运用、女性意识表达上有其相似处和差异性，因此本文以曾树生和爱玛等主要人物为分析对象，探究较深层次的社会成因，从人物性格、时代背景引发的家庭悲剧中揭示中西视域下现代女性不同的成长与抉择及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曾树生 爱玛 女性意识 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5-0127-09

引 言

在中西文化不同的视域下，作家巴金与福楼拜的作品有较为明显的可比之处和差异之点。他们大多秉承现实主义衣钵从日常生活图景着笔，以真实准确的目光审视社会中的阴暗面和人情世态，以朴素平白的笔法展示处于自我精神危机下小人物的命运走向，进而对现实世界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反思。以两部作品为例，巴金的《寒夜》将抗战胜利前夕黎明未到的黑暗图景作背景，成功地刻画了曾树生这一与家庭和社会进行反抗和决裂的“五四”新女性形象—迷茫阵痛之余不乏女性意识的觉醒；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在庸俗糜烂的贵族生活中完整塑造了一位似乎与当时男权社会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以“放荡”心性追求爱情理想最终幻灭的女性形象，其间都饱含了作者的无比同情与怜悯。除此之外，其他人物形象的性格展示，譬如《寒夜》中汪文宣、汪母和《包法利夫人》中夏尔·包法利及其母亲亦有潜在的相同之处。基于此，本文将从社会环境、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悲剧成因四个方面入手，对《寒夜》和《包法利夫人》两部作品进行对比解读。

一、女性意识的萌醒

《寒夜》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五四运动”的余波犹存，“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的大旗仍在摇动，代表西方进步思想的曾树生和汪文宣便是在个性解放的风潮中相遇相知相爱的。受过新式教育的二人年轻时有共同的理想追求，秉持着相近的价值观念，讲求男女平等、恋爱自由，无视传统伦理和封建礼教，省去繁琐的结婚程序而私定终身。而汪母作为封建社会中守旧的一员，她在生活中与树生的婆媳矛盾便凸显为两种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汪母大言不惭大谈特谈旧式礼教—明媒正娶、相夫教子等，并辱骂树生为儿子文宣的“姘头”，企图把女性放置在一个由男权所引导的被束缚被压抑的环境中，这与她本人的成长时代和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封建环境笼罩下的传统社会讲究夫为妻纲，夫是一家之主，妻遵循三从四德，要从一而终。缔结旧时婚姻的汪母嫁入汪家后不久丧夫，她只得将人生的所有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儿子，是终生依附男人的代表。但是树生是一位深受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独立精神深入骨髓，“对于婆婆的种种侮辱性的斥责，曾树生始终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自我认识，旗帜鲜明地捍卫自己的人格独立和社会地位，体现了新女性的自尊、自强和斗争精神”[1]，她始终保持与汪文宣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之上，即便有爱意存在，她的态度和作风也一直不卑不亢，甚至于在经济实力和生存能力方面已经远大于汪文宣这一男性人物，间接地挑战了父权制经济并占据了家庭的话语权。即使被外人称为大川银行的“花瓶”—依附于其他男性得到生存空间，但她仍尽可能以崭新的姿态为女性占据现代社会的一席之地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与示范，这样的人生价值是汪母不可比拟的。

那么在《包法利夫人》存在的西方语境里，男权制也素来占据着主导地位，从造人神话—女人夏娃是从男人亚当身上一根肋骨诞生起，男人就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女人应该并且必须服从于男人。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凭借经济主动权的掌握欲将一股新鲜的“平等”之风吹向欧洲大陆，试图打破一成不变的等级观念。女子们有机会脱离男性社会强制设定的固定角色，即除了日复一日的相夫教子、循规蹈矩的生活模式，亦可以接触到新的社会风尚—读书认字、追求个人幸福等，尝试放弃对男人的附庸，独立的女性意识渐渐萌发。于是在福楼拜笔下19世纪中期的法国社会，空气中飘散着卢梭、孟德斯鸠的启蒙新思想，使得少数女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传统势力的束缚，偶有女性意识的闪光”，预示着“女性并非天生属于家庭，生存于男性羽翼之下”[2]。修道院中长大的爱玛有机会接触到文化教育，潜移默化地受到浪漫主义小说中女主角理想爱情的熏染，企图将阅读世界带到现实生活来，寻找无所不能、才貌俱备的“白马王子”，实现美好的人生追求。

但是比之曾树生，爱玛是不成熟的。首先，她所受教育的途径只是虚无缥缈的文学作品和老修女口中繁华的生活图景，这仅是当时超脱于农家少女身份的贵族教育，与曾树生所接受的真正解放思想实现自由的高等知识教育完全不同，她没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所谓理想也就是顽固地对爱情的追逐，陷于此的弊端便展现出来：只求摆脱身边无能懦弱的丈夫，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通过搬家和游览妄图进入更高层次的生活社圈，依旧把人生的改变寄予在男子身上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只是女性意识的萌芽，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的崛起。其次，爱玛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她出生于一个略富庶的农家庄园，结婚时有一定的陪嫁，日常生活的开销全部来自于丈夫的遗产和从医收入。但是由于个人情绪的不安和欲望的无法满足，她与夏尔离开了刚刚站稳脚跟的托斯特迁到了新堡区的永镇寺，房屋装修、衣装打扮使得财产消耗殆尽，而收入菲薄。以至于后来她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让她大举借债无力偿还，深陷经济的囹圄。很显然，物质上的被动也没有使爱玛真正跳脱男权的束缚，仍然具有依附性和趋同性，和曾树生独立的经济地位、职场担当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爱玛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勇敢地把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投注到不朽爱情的追求中去，对于激情的渴求也是一种对女权的宣誓，她“对包法利男性气质包括对整个男性开始质疑并做出评价，她自己虽然在生理上以及强加

^[1]姜哲：《巴金〈寒夜〉中的现代女性意识》，《语文建设》，2016年第36期。

^[2]周标：《西方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重建》，《求索》，2013年第2期。

于她的社会地位的不同，但至少有文学素养，有生活趣味和方式的追求，不断努力地追求进步，在这一点上是两性平等的，这是她对社会建构的性别认同的挑战，以平等的地位对男性发出的蔑视”[1]，虽然爱玛对于爱情的追求成为自己香消玉殒的悲剧根源，并且不被男权社会认可和尊重，但是她也由此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唤起心中隐秘的世界，大胆突破禁锢女性幸福的障碍，成为那个时代对女权追求的一抹独特的亮色。

二、人物形象的对比

（一）曾树生和爱玛的妻性和母性

作品中的两位女主人公是妻子，是母亲，但是她们并没有完成好他人眼中这两重身份的叠加，反而遭受了世俗眼光的非议和责难。曾树生作为妻子这一角色一直饱受汪母的诟病，面对树生的社交生活汪母总是强调她丝毫不顾及丈夫与家庭，而树生费尽心力地挣钱维持家用，也被说成“她们当‘花瓶’的，不怕扣薪水”“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又不是去做女招待，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2]。另外，曾树生和丈夫汪文宣之间相爱的程度并不平等，如果说汪文宣给不了她满意的婚姻是性格天生软弱所致，那么，她对汪文宣的爱则是后天经不起考验的。丈夫重病卧床，她忍受不了家庭日益压抑的氛围，毅然随陈主任远走兰州，虽仍不忘向家中汇款，但细细考量不难发现，此刻的曾树生已经被生活磨圆了棱角，当婚姻丧失爱的支撑，怜悯性质的亲情不足以撼动她向往自由的心，年轻时单纯的美好心境和理想已经不复存在，她认为唯有用尽全力地存活下去才配得上谈论未来和幸福，然而她所寄予的未来和幸福里面可能没有汪文宣的身影。其次，曾树生母性的缺失亦是“实至名归”。从表面上看，她将小宣送进贵族学校是重视儿子教育培养的体现。向深处挖掘我们可以发现，

^[1]杨雪：《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包法利夫人〉》，《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

^[2]巴金：《巴金选集》第6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65页。

给予孩子优厚的物质条件实则是曾树生对自我价值的弥补和虚荣心的泛滥。她是新时代知识女性，却不得不迫于生计在大川银行当“门面”，放弃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因此她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无法享受的生活放置到孩子身上，妄图得到心理补偿。这仅是无权无势的小资产阶级一份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完全是无私奉献的母爱。另外，小宣一张冷酷、没有表情的成人脸使得母子的关系并不亲热，甚至于树生出走兰州之际说出了“他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他对我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我以后仍旧可以帮助他。他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连宣也不能够”这样的话。曾树生口中的“帮助”并不涉及母亲身份情感上的慰藉，只是金钱上的“置换”，出走寻找自由才是生活的真谛，至亲的孩子与丈夫都不会成为人生的绊脚石。我们亦可认为，曾树生作为一个新时代女性有她的独特之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独立因而母性阴柔的一面缺失，转而为符合“五四”新文化遗风被贴上“富于反抗从来不会逆来顺受”的标签。

至于热烈型的爱玛，可以说，妻性和母性在她身上都呈现出“恶劣”的一面。与夏尔结婚，她的目的在于摆脱生活的百无聊赖，凭借着生理刺激捕获空中的爱情。刚开始，爱玛激情满满—去写生、弹钢琴、在月夜的花园里背诵热情洋溢的句子，“一会儿把烛台托盘剪个新花样，一会儿给裙子镶上道边，赶上有盘挺普通的菜，女仆烧坏了，她就起个别致的菜名，而夏尔照样也会津津有味吃个底朝天”[1]，看似是尽力表达对丈夫的爱意，尽妻子之道，平凡之中增加不少生活的乐趣，用心营造家庭的氛围。然而爱玛为夏尔所做的一切不是和他所想的一样—都是为了他，这实则是为了她自己，幻想自己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生活处处充满资产阶级情调，这是一种自私心的膨胀和神经质的宣泄。终于有一天她受够了，参加过子爵聚会后“她的心宛如这锻鞋：一旦擦着华贵而过，便留下无从拭去的痕迹”[2]，于是她重新寻找能够让自己振奋起来的事物。归根到底，她寻求情人，一方面

^[1]2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57、53页。

^[2]3郑洁玲：《理想转嫁与现实超越—包法利夫人形象分析》，《唐都学刊》，2006年第3期。

是对丈夫、对生活的不满意的一种表现，对非理想生活的一种叛逆，另一方面则是想把情人当成理想转嫁的载体”[1]，这便在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层面做出了极大的僭越。爱玛为自己规划的自由世界挑战了男权系统，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包法利主义”，将平庸卑污的现实和渴望理想爱情、超越实际可能的幻想对立起来，成为世俗的背叛者，塑造为一个无法得到当时社会容纳和确认的现代性妻性的形象。爱玛的母性则更为缺乏。怀孕期间她对新生命表示好奇，当分娩出女儿时她又充满了失望，当初做母亲的欣喜一扫而光。诞生的孩子仿佛是她生活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偶尔才能想起其存在。突然对女儿贝尔特唤作“可怜的宝贝儿”“我的天使”这样的行为都使保姆大吃一惊，忽而迸发的爱意往往又令人颇感意外。因为新生命是一名女性，所以愈加把爱玛的幻想摔得粉碎—男性尚且还能培养成混迹上流社会的风流才子，而无力的女性只得同她一样附依于家庭和男子，哀叹生活的平庸。据此分析，原因可能在于在她成长历程中，身边没有一位成年女性向她口传心授有关家庭和婚姻的现实意义包括女性在其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地位，她亦没有现成的例子加以模仿，脑海里仅是充斥着修道院里的道听途说和小说中的浪漫幻想。因此，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对爱玛而言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她断不会用好妻子、好母亲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也绝不会为了孩子摒弃自己追求梦想、自由生活的权利，是妻性和母性的丧失。

（二）善良但懦弱的汪文宣和夏尔·包法利

不得不说，《寒夜》中的丈夫汪文宣和《包法利夫人》中的丈夫夏尔·包法利的性格刻画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他们对于自己妻子的爱都溢于言表。吵架离家之后，汪文宣寻找树生，在街上碰到之后“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略略点一点头。他的勇气突然增加了，周围突然亮起来，仿佛春天就马上到了似的。他堆着一脸笑向她走过去”，树生答应到“国际”去坐坐，“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好像谁把这两天来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拿走了似的”[2]，这连串的心理描写表现出文宣在树生面前的小心翼翼，妻子对他的一点温柔就足以令他振奋起来，生活充满无限的希望。他性格懦弱，始终生活在树生和他母亲矛盾的夹缝中，但难抗母命的同时依旧替树生掩盖解释并心疼关怀树生，企图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调转那不可调和的船头。对于夏尔，爱玛起初所做的表面上的持家行为实则是小资情调的装腔作势，在他眼里都是对美满婚姻的用心经营，是对他爱意的奉献，“于是夏尔更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妻子感到自豪了”[3]；他对爱玛言听计从、事事顺遂，宁愿放弃刚刚打拼出一片天地的托斯特来到永镇寺，只是为了缓解爱玛需要换个新环境的神经官能症，希望自己的妻子心情愉悦早日康复，可见其赤诚的真心。就连爱玛早已背叛他，做出爱情不忠、品行不端、贪婪无止、不可饶恕的行为而服毒自杀后，欠款源源不断地涌来时，夏尔依旧蒙在鼓里深切地怀念自己的妻子，不肯变卖爱玛的遗物，直到发现她与莱昂的信件，他也无法停止对她的爱而最终以死谢幕。正如王安忆所讲“包法利这个笨人，实在是有着感人的爱，即便是对他从未爱过的前妻，也含着温情，何况是他深爱的爱玛”[4]。因此可以说这是两位丈夫对自己妻子深沉的爱意，亦是他们性格之中柔软的一面使得情比金坚。

其次，他们的懦弱都使自己的妻子感到不满。汪文宣失去了曾经大学毕业后的凌云壮志沉溺在庸庸碌碌的校对工作之中，岁月和时局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人际关系的复杂又使他望而却步，唯有麻木又委屈地活着。可是树生不甘于此，努力地赚钱养家、送儿子去贵族学校念书、与顽固的汪母做斗争，一派毫不妥协的样子，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贯穿始终，这便使得他们在生活的观念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过去把她和汪文宣连接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以及文宣的活力，可到了战时的重庆，文宣也被迫放弃了理想的追求，且复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懦弱敷衍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5]，

^[1]4巴金：《巴金选集》第6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3]4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41、43页。

^[4]王安忆：《残酷的写实—重读〈包法利夫人〉》，《读书》，1999年第11期。

^[5]阎浩岗：《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重读〈寒夜〉》，《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即使后来他们彼此体谅甚至有所让步，但是却无法达到生命共同体的统一协和的重要原因。另外，树生不满文宣的懦弱还体现于对其婆媳矛盾的处理上，他希望妻子如同自己一样对母亲多忍让，甚至于妻子去兰州后他幻想她能给母亲写封道歉信，使破裂的家庭重归于好，使心中一面是母亲一面是妻子的天平保持平衡，但这样的做法无疑让性情刚烈的曾树生无法继续容忍，继而后来提出了离婚的想法。相比之下，爱玛则对于丈夫包法利的嫌弃和鄙夷更加严重。婚后不久，她便发现“对他来说，表露感情成了一种例行公事；他吻她都是定时的”[1]，一成不变的生活和甘于平淡的丈夫使她恼火，对丈夫的憧憬破灭进而迷失自我，不懂浪漫、缺乏才干的夏尔最终成了爱玛逃离婚姻寻求刺激的直接原因，转向对其他男性的附依。因此爱玛去交往拥有更多共同语言、同样浪漫放荡的莱昂；把情场老手罗道尔夫作为自己的情人，越陷越深，以致后来不可阻挡地走向坠落和毁灭的道路。可以说夏尔对爱玛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埋葬，因此激发了她对于男权主义的控诉、对女权主义的呐喊。

（三）两位婆婆：传统文化的卫道士

在一定程度上讲，两位婆婆的形象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现代与传统的不兼容使得婆媳之间的矛盾深化变得显而易见，但是在汪母和树生之间起主要作用的则是更深层次的畸形的心理因素。汪母的旧时婚姻束缚了女人的天性，长期守寡和恪守妇道压抑了对男性的欲求，不得不将所有的爱—包括母亲和女人两重的爱都投入到自己的儿子汪文宣身上。曾树生的到来大量侵占了儿子对其爱意的回报，仿佛另外一个女人来抢夺自己爱人的恨意和妒意油然而生，辱骂曾树生连娼妓都不如。恰好曾树生早已看透了一切—“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汪母的心里便“感到失望”，认为“一定是那个女人在他心上作怪。她更留心地看他”[2]。一位婆婆对儿媳妇竟然产生了如此的憎恶，仿佛旧时家庭中的妻妾争宠，说明“这种心态已超出了母爱的范畴，她的下意识里对树生升起的已不单单是‘恨’，更多地混杂着一个女人的爱被夺走之后所滋生出来的‘妒’”[3]。如此日复一日的恶性循环，婆媳矛盾积重难返，而汪文宣却始终无法理解她们为何一直争吵不能和解，以至于总是在作无谓的“和稀泥”。这样看来，在汪母的潜意识里，已然把汪文宣及其父亲幻化为一个人，她把自己摆在一个既非母亲又非婆婆的位置上，如同妻子一般和曾树生用力去争夺儿子所有的爱，可谓荒唐至极。换言之，她的表现成为一种变了形的“恋母情结”即反转为一种排他性的“恋子情结”，一是由于传统文化中要求女性“嫁从夫、夫死从子”，汪母对于儿子的依赖性；二是长期以来本性的压抑使她把成年的汪文宣视为曾经年青的丈夫，混淆了母爱和妻爱的界限。不得不说，这样人性的悲剧比社会所造成的伤害更深刻、更令人惋惜。

与之相比较，夏尔之母的脾气有所收敛和克制，但也对自己儿媳的所作所为有偏激的抵触看法。她不仅看不惯爱玛模仿大户人家置办吃穿用度，责备爱玛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还流露出对儿子爱的争夺—“可现在，夏尔对爱玛的恩爱，在她眼里就是对她的母爱的辜负，就是对她的尊严的亵渎”“她借着忆旧的由头提醒他，做母亲的为他受过多少累，做出过多少牺牲，跟爱玛的不关痛痒两相比较，他这么一头扑在妻子身上宠爱她，真是本末倒置了”[4]。因为同样，她也具有汪母般的爱情悲剧。夏尔之父生活放荡，整日吃喝嫖赌，家庭中的一切料理全凭夏尔之母独自支撑，她唯有隐忍而得不到任何怜爱。她只有把生活的希冀转移到儿子身上，把他作为实现自己遥不可及梦想的代替人，从而体验到人生的价值。于是她常幻想着夏尔能够衣食无忧、高官厚禄，连为儿子寻找妻子都是因为看中了对方财产，并不在乎对方是丧夫之妇的身份。然而当夏尔与爱玛结合时，她便由慈母的形象转为恶婆的样貌，与汪母的“恋子情结”尤为相像。

因此，不可否认，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特点是由于自身性格所致，但是婚后丈夫的懦弱无能、婆婆的言语相向，对其思想观念的转变、行为举止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2]巴金：《巴金选集》第6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3]刘艳：《情感争夺背后的乱伦禁忌—巴金〈寒夜〉新解》，《东方论坛》，1995年第2期。

^[4]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三、人物刻画的特点

（一）小人物的塑造

两部作品最大的相似之处无疑是对小人物的塑造。巴金先生的《寒夜》选取了抗战时期处于迷茫和阵痛当中的小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锋芒已经被岁月磨损殆尽，当初青春时代留下的理想也付诸东流，如今唯有苟活于世，得过且过。人物勾画全然不同于战时语境下伟大革命者的不朽形象，而恰恰把小资产阶级的摇摆、软弱刻画得淋漓尽致。汪文宣从有志青年退化为卑微的校对员，在上司面前甚至于母亲和妻子面前都低三下四，遇到困难时只能用喝酒和自我埋怨的方式来发泄痛苦，没有半点骨气；曾树生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冲破封建礼教自由恋爱缔结婚姻，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维持家庭生计，但她的人格意识仍不完善，“她一方面怜悯丈夫贫病交加的处境；另一方面时而产生尽快离开的念头”，“她一方面对婆母的顽固守旧、嘲讽侮辱毫不退让；另一方面又有几分可怜她”，“她一方面耻于在银行当‘花瓶’；另一方面为了家庭生活与个人享乐，曲意迎合顶头上司”[1]……彷徨又延宕的曾树生最终还是选择了抛夫弃子远走兰州。直至汪文宣的死亡彻底宣告了这类家庭的正式解体。所以，无论是汪文宣还是曾树生，他们都带有一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巴金正是将小人物身上的局限性搬上了文学舞台，给予普罗大众深刻的启示与反思。

《包法利夫人》中夏尔·包法利、爱玛、莱昂、罗尔道夫等都可以称得上是永镇寺这一生活场景中的小人物，包法利懦弱但深爱妻子，爱玛放逐自我但引人怜悯，莱昂和罗尔道夫卑鄙无耻给人警醒，每个人都以鲜明的个性展示出作者典型化的写作笔法。以莱昂为例，起初的莱昂仅是一介文书，与包法利夫人一见如故，漫谈阳春白雪，总会引起共鸣来，但即使互生情愫亦不敢过分跨越雷池。可当莱昂前往巴黎进修后，举止得体的他沾染了一些花花公子的市井气后，开始放开胆子和爱玛一同追求肉欲和风流。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生动，情节的发展变化逐渐撕掉莱昂、罗尔道夫

^[1]易丽华：《巴金〈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论析》，《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等人道貌岸然的面具，把自私自利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肉体上一面享受着爱玛的温存与热烈，精神上却在爱玛深陷财务绝境时却背信弃义、扬长而去。福楼拜评价自己作品时也讲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着笔小人物可以说是摒弃了以往流行的浪漫主义技法，以现实主义眼光审度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样貌，从而披露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真实状态。

（二）积极形象的缺失

巴金在他的文章《谈〈寒夜〉》中指出作品中“三个人物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并给予他们每个人深切的同情。汪文宣作为整部作品中的“弱势”人物是最值得同情的，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左右为难不是因为他是非不辨，而是他总站在母亲和妻子二人的角度理解问题。可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为什么会事业无成，家庭破败？是他还具有忍让怯懦、胆小怕事的性格局限，因为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善良的同时也在被动接受社会和家庭带来的无形的压迫。另外，曾树生的出走一直被批评为是导致汪文宣死亡的直接原因，可以这样讲，因为她不是一个能够完全抛弃个人享乐追求、忍辱负重而全身心投入为家庭做无私奉献的“圣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阶层的新女性，不免受个性主义影响把自我得失放在首位考虑，实现自己的成长与抉择。这样的人物塑造完全不同于20年代革命小说中“高大全”的革命者即甘愿牺牲个人利益也要保全他人的形象。换言之，这也是巴金先生对小说人物个体生命独特性的尊重，积极形象的缺少不代表主人公皆是消极形象，人物虽然平庸却更显真实，读者恰恰可以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感同身受般的融入小说阅读中去。

福楼拜的小说中亦不曾涉及积极形象，因此《包法利夫人》被誉为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小说。爱玛是一个脱离实际富于幻想的具有现代女性萌芽意识的妇人形象，她既不是高高在上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贵妇，也不是下层中逆来顺受过着相夫教子生活的农妇，正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平庸生活让她陷入了痛苦无边的深渊。一个柔弱的女性，一个无助的小人物，在自我思想的矛盾中沉浮，自封的“贤妻良母”无法继续伪装，最终还是摆脱庸庸碌碌的丈夫去寻找自我认定的激情爱情而香消云陨。虽然爱玛极不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并且越出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底线，但是作者给予了女主人公极大的同情和怜悯，甚至在写道爱玛吞砒霜而亡的时候，福楼拜放声疾哭“爱玛死了，爱玛死了！”由此可见，虽然爱玛不是一个正面主人公的积极形象，但是这一人物寄予了作家极大的思想感情，并成功地反映了法国堕落的社会风气和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价值。

（三）深刻的心理揭示

学者夏志清曾评价《寒夜》—“凭着这一小说，巴金成为一个极出色的心理写实派小说家”，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有关人物刻画的技法大多是从主人公的心理入手，其中最集中的心理矛盾冲突体现在曾树生的“走与不走”中。起初战局发生变化，虽然汪母咄咄逼人但是曾树生还是坚定地答复汪文宣“一定不会离开他”，可当陈主任不断与她讲明利害关系，她的内心发生了动摇，好似为了报复婆婆和丈夫一样欲图反抗。这样，人物的心理便随着情节的不断推动而发生偏移，自然而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每次婆媳大吵之后，曾树生的心理活动如同电影中蒙太奇手法一般，用绵延不绝的意识流动来肆意拼接情绪的宣泄流淌，“为什么还要守着他？”“为什么还要迟疑？”“我还能有幸福吗？”[1]……从迁怒丈夫、顶撞婆婆到顾及个人幸福，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内心独白把人物纠结转而坚定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另外，作品中还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巧妙地把人物心声袒露出来。汪文宣收到一封他所期待已久的来自兰州的长信，字里行间渗透出曾树生歉意而又决绝的离去：首先她检讨自己不是一个汪母眼中的“好媳妇”世俗口中的“好妻子”，然后指出丈夫的懦弱和婆婆的刁蛮使她无法继续消耗自己最后一点青春，最后说明自己只想去追求自由与幸福。树生的无奈、痛苦、自责、不舍等若干矛盾的心理交杂在一封书信中，让我们真实地体味到字面下焦灼跳动的一颗心，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同样地，福楼拜作品中亦存在大量的人物心理刻画，因此《包法利夫人》也被称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胆接触到了女性性心理描写的小说。其中小说里一个经典的情节便是农业展览会上，一头是官员们无聊沉闷的讲话，一头是罗尔道夫引诱爱玛的试探，两者交错进行，讲述了爱玛彻底沦陷在罗

^[1]巴金：《巴金选集》第6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

尔道夫“温柔乡”的过程。期间爱玛“心荡神驰”，从渥毕萨尔的子爵、情短意长的莱昂到身边亲密的罗尔道夫，她觉得“这种甜蜜的感觉就这样渗透从前她那些欲望，好像一阵狂飙，掀起了沙砾，香风习习，吹遍她的灵魂，幽眇的氤氲卷起了欲望旋转”[1]。直达人物心灵的描写把女主人公压抑许久的爱欲释放出来，一点即燃的浪漫放荡充斥在小镇的空气里，爱玛无可救药地进入到罗尔道夫的情感圈套中。另外，以“沙砾”“香风”等景物介入人物内心世界则更加明晰地阐明情感变化，化抽象为具体，侧面烘托出爱玛迸发的激情和欲望，引发读者的想象和共鸣。

四、悲剧发生的成因

巴金的《寒夜》集中表现了在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交错下的曾树生的成长与抉择，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集中表现了在传统道德和新自由影响下的爱玛的成长与抉择。中西视域下社会环境、文化内涵的差异导致了两位女主人公在为人处世方面动因的根本性不同。

在社会环境层面，《寒夜》铺陈的背景是国民党统治下抗日战争后期的重庆，政局动荡不安扰得人心混乱，通货膨胀加速使得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中，民不聊生。汪文宣一家正是受此影响，放弃了上海安定的居所和理想的教育事业，委身于社会底层。由此可见，不堪的社会制度和频繁发生的战乱是导致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始作俑者”。在文化内涵层面，站在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交叉路口的曾树生，想脱离男性达到经济独立却不得不当起“花瓶”，想自由恋爱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却被婆婆视为非名正言顺的“姘头”，因此一切陈腐的社会、文化力量促使了她悲剧性的出走与家破人亡。

在社会环境层面，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出生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现实社会中一方面残余着旧时贵族的风俗秉气，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和大资产阶级挥金如土的金钱观，两者参差混杂，造就了千人千面的有产者们。从个人角度出发，爱玛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冲击传统道德中

^[1]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成长起来的女性，她萌发的浅层女性意识令其向往男女平等，她“渴望生男孩、时常穿着男人的衣服、叼烟斗等举止也显现出她对女性弱势群体的认识以及对于性别平等的最初要求”[1]。而恰恰正是这样的观点意识使她陷入命运的深渊，在社会中的女性没有真正实现财务自由、人格独立的情况下，若想从男性名下的“附属品”中挣脱出来，近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爱玛对于爱情和激情呈现出执迷不悟的态度，“将自己事业的理想寄托于爱情，希望爱情能让她享受到事业上的成功的快乐”[2]。可以说，这样远离现实、沉溺于幻想世界的人生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从人际交往中窥探，推动爱玛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商人勒乐在物质层面的贪婪勒索。在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工业社会，资产阶级为扩大自己的财富不择手段地进行资本积累，勒乐便将倒货的“捕猎”目标瞄准为虚荣且无知的爱玛。兜售物品时阿谀奉承，讨要外债时不通情理，资产阶级丑陋的嘴脸如温水煮青蛙一般把富有反抗意识的爱玛打击得一蹶不振，而侧面亦说明作者福楼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抨击。其次，爱玛没有真正的知己也是导致她悲剧命运无法挽回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年失去母亲，少年没有玩伴，成年丈夫平庸，试图向牧师祷告挣脱精神枷锁却效果衰微，独自一人承受所有的苦闷和压力无法释放，只得使她一步步走向沉沦。在文化内涵层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观便是“金钱至上”，不论是包法利家族还是卢欧家族对婚姻的唯一考虑就是金钱。包法利老夫人为了钱，让儿子迎娶拥有大量遗产的寡妇；卢欧老爹为了钱，甘愿把女儿嫁给行走乡间不计较陪嫁的医生。这样的金钱意识贯穿始终，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在向我们展示“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因为金钱，爱玛嫁给了平庸的包法利；因为金钱，罗尔道夫拒绝了爱玛的私奔要求；因为金钱，莱昂二次追求爱玛整日在外幽会；因为金钱，骄奢淫逸的爱玛被逼无奈服毒自杀……生活的一切价值都要靠金钱来体现，可以说，这是爱玛走向堕落和毁灭的终极诱因。

综上所述，虽受不同社会环境、文化因素的影响，两位女主人公的结局一个是出走一个是死亡，但悲剧性的命运如出一辙。女性意识觉醒的她们，奋力划开旧式社会裂开的口子，去尝试吸吮外部世界新鲜纯净的空气，挣脱传统家庭中夫妻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束缚，即便是用不对等的代价来交换亦在所不惜，只求做出顺从内心的人生抉择和追求幸福的决定，进而获得渴求已久的自我成长和自由发展。通过两部现实主义小说《寒夜》和《包法利夫人》的对比解读，我们可以较为深入地探究出其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技法运用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一步探讨了中西文化背景下女性主义意识的异同，挖掘出了悲剧发生的更深层次的个人与社会因素。

作者简介：张伊楠，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山东威海 264209

^[1]李嘉懿、张瑾：《谁“杀死”了爱玛？—隐藏在爱玛之死背后的政治原因》，《法国研究》，2015年第4期。

^[2]廖存希：《〈包法利夫人〉中的三类典型悲剧女性形象》，《文学教育（上）》，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