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麒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对人对事上有“海纳百川”的肚量。

商人总是有“壁垒”之心，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些流传几千年的熟谚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雷池”，突破不得，须死死相守。在这种理念下，中国的商业虽有开拓和发展，但交融性不够，开放性缺乏，致使商业文明始终得不到很好的发育，商业土壤始终处于板结、贫竭的境地。而细细检索中国古代商业的史册，我们终于发现龙游商帮身上有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信仰，尤其是他们的“容人”之心，成就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书写了许多商业传奇。

龙游商帮实际上是由浙江衢州府的商人组成的，以龙游县商人居多的商业集团。它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中叶，至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宋室南迁后，建都杭州，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赣的官道。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龙游商人视此为大好商机，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业发展的流域性商业团体闪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对人对事上有“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人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身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性质的新生产关系。

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还在海外贸易中大显身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造纸多以作坊或龙游北乡古商道场形式生产，自产自销，具有若干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刻印贩书业。龙游多产纸木，可刻印书籍，又有文化传统，一些文人学士放下架子，从事于刻印贩书业以聚财。如望族余氏，就在江苏娄县开设书坊书肆，刊印读本绘画，销路很好。

珠宝古董业。经营珠宝业一需有雄厚资金，二需有鉴别观赏能力，三需有进货销货的渠道，四需有能躲过被劫被盗的应变能力。史料载：“龙游商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眼类较（软）物。千金之货，只一身自赍京师、贩絮、僧鞋、蒙戎、褴褛巨疽、膏药内皆宝珠所藏，人无所知者。”

龙游商人大都爱读书，有文化，因而眼界开阔，见识超前。他们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进而充实和扩大了自己。“每个外来户，都是龙游人”，这话听起来那么耳熟，外来的商家进了龙游就像进了自己家门。明清时期，有许多外籍商人纷纷奔赴龙游经商，有的还寓居于龙游，加入到了龙游商帮的行列，并把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入龙游商帮中，大大地激发了龙游商帮的活力。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曾率众在龙游经营有典业和田庄；汪文俊在龙游经营有盐业。又如赣商周学锦在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来龙游做生意，发了大财后就定居于此，彻底做了“龙游人”。还如闽商三元戴冯氏、黄静斋、池明英等都先后经商于龙游。

清末至民国时期，龙游县籍商人渐少，而客居此地的商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来自浙江的遂昌、兰溪、义乌、处州、绍兴、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见，龙游商帮商人群体融合了徽商、粤商、苏商、浙商、闽商和赣商等外地商帮商人。龙游商帮的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但他们却能容纳其他商帮的商人的融入，足可见其胸襟和格局的宽大。

经商靠朋友。朋友有远有近，但既为经商而来，就不要分亲疏远和厚薄，日久必生交情，远朋友也自然成了近朋友。那种以某个地域、某个城市甚至某个国度来划“小圈子”去经商做买卖的惯性思维，在当下的世界经营贸易大格局中，是行不通了。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