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记者王玥周国和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像深圳这样，以其发展体现整个国家的制度变迁的方向，并创造着一种崭新的富有绩效的社会发展模式；更没有哪座城市能像深圳这样，以其自身的不断变革书写着社会转型发展的奇迹，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着新的观念、精神和理念。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了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陶一桃，共同探讨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以及深圳这座城市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

●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

陶一桃认为，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既不能简单地就特区来谈特区，也不能仅仅停留或局限于经济特区问题本身的研究上，而应该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视角出发，把经济特区置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框架中，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发展、完善的进程中，置于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中，置于新时代的征程中来研究。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评价中国经济特区不可替代的地位、功能和独特的历史使命；从制度变迁的脉络，诠释经济特区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内在联系；从转型社会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论证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在陶一桃看来，经济特区既是中国道路的实践者，又是中国道路的开拓者，同时它本身也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一个深刻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

第一，经济特区作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同时开启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探索征程。从此，中国现代化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模式，更不同于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拉美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佳路径选择，从而也成为探索中国道路的路径选择。正是非均衡发展道路，使中国这个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大国，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而成功地走向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标志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经济特区作为非均衡发展道路的产物，与非均衡发展道路共同成为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经济特区作为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在“摸着石头过河”理念下，构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实践模式，而“先行先试”“率先示范”“敢闯敢试”又都构成了这一重要实践模式的重要内涵与品质。如果说非均衡发展是面临约束的一种发展方式，那么渐进式发展则是面临约束的一个发展步骤，作为同一改革过程中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主导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自然发生；保证了转型过程从局部向全局的稳步推进；保证了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动的有效结合；保证了经济的市场化与全方位改革的渐进式发生与实现；保证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协调，从而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中国道路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

●为改革开放破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路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有一个突破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排头兵，经济特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肩负起“杀出一条血路”、为改革开放破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路的国家使命。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设为经济特区。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自此中国五大经济特区正式形成。

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经济特区中最成功、最富有绩效，最能体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一个特区。为什么深圳经济特区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陶一桃总结了四大原因：

第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源于其自身的历史原因。1979年之前，在中国的版图上，还没有深圳这个城市，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深圳是中国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区，所以在这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改革成本低、风险也低。第二，深圳本身所处的独特的地缘位置。地理位置的优势也是深圳成功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深圳毗邻香港，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毗邻香港给深圳带来了接触世界、了解世界，融入市场经济的便利条件，深圳改革开放的定位之一就是对外开放的窗口。

第三，深圳与香港密切的血缘和文化联系，是深圳相对其他经济特区更加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香港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在深圳，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非常希望深圳经济能迅速发展起来，自己的家人能过上好日子。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最早引进的外资就是港资，引进港资办起来料加工厂，是早期深圳快速发展主要途径之一。

第四，在五大经济特区中，深圳是移民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特区。深圳是非常显著的移民城市，这座城市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特质，即与移民社会相适应的某些精神品质与文化品格，那就是包容与冒险的偏好。来深闯荡的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一群人，他们不满足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现状，想尝试新的更具挑战性的东西，于是来到了尚不知未来将如何的深圳。深圳的发展奇迹，不是单纯的资源的胜利，也不是简单的资本和技术的胜利，从根本上来讲，它是源于观念的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也是这样，看起来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的，实际上是从观念更新入手的。观念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是观念能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历史再次选择深圳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意见》再次赋予深圳重大历史使命，明确了深圳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定位。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是中央对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的功能地位和深圳所创造的奇迹的一种肯定。今天，我们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历史为什么再次选择深圳？陶一桃解读到，40年前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深圳非常好地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使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探索从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天历史再次选择深圳，赋予深圳更加深刻，更加具有历史分量的改革使命，可以从以下三点来理解：

第一，无论“先行先试”还是“先行示范”，都需要敢闯敢试、敢于冒险、敢于探索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深圳与生俱来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就是在敢闯敢试、敢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引导下进行的，所以深圳今天能承担起先行示范的使命，是由于这座城市的先天品格所赋予的。

第二，中央把深化改革的使命赋予深圳，是因为深圳自身具有承担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物质资本和体制机制资本，也就是说，深圳具有完成这一使命的条件。不仅有先天条件，还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积累的后天资本。《2020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深圳高质量发展总得分全国排名第一，深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营商环境便利度和宏观杠杆率得分上均为样本城市第一。

第三，除了经济上的出色表现外，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创新是深圳的底色，也是这座城市永葆活力的秘诀。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制度创新，只有把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放在首位，并且创造出一个拥有更加灵活制度绩效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我们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更加有效地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民生幸福、法治建设等目标。

历史再次选择深圳，是因为深圳具有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的城市品格和优势，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这种转变不仅是从开拓性改革到目标性改革，同时也是对改革者自身的一种挑战。

“如果说当初深圳的先行先试，是面对贫穷的革命，那么今天深圳的先行示范，是富裕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当时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人们会冒风险去改革，因为这是一种生的选择；然而当不改革不会失去什么，改革却有可能冒风险的时候，也许人们会选择不改革，而深圳却不怕风险，继续坚定扛起改革开放的大旗。今天的‘先行示范’比当年的‘先行先试’需要更大的勇气、智慧、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完成‘先行示范’的使命，对深圳自身是一种考验。”陶一桃说。

●为中国创造世界机会，为世界创造中国机会

陶一桃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深圳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进程中，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要进一步发挥核心引擎作用，为中国创造世界机会，为世界创造中国机会。

未来深圳最需要解决的，首先是如何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上走在全国前列，真正确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化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

其次，深圳要形成全要素自由流动的完善的市场机制，尤其建立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流通交换机制。深圳目前还存在实际开放度低于名义开放度的“开放不国际”的问题。如何从制度上继续扩大开放，就是要形成全要素无制度障碍流动的市场。所谓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市场。而人力资本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开放性的重要标志。只有做到了人才的国际化，深圳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个具有制度力量的引擎。

最后，如何能够更好地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或者说如何把国家的繁荣富强与民生幸福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需要探索一整套更加成熟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医疗、个税体系的完善等一系列问题。深圳应该在普惠的保障民生幸福的社会机制体制探索上，走在全国前列。一个民生幸福的深圳，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最深情的礼赞，更是对中国道路正确性最有说服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