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荻枫

布坎南绝不是一名保守的知识分子，而是一名积极寻求社会和政治弊病根源的知识分子。

作为经济学科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却被经济学界视为圈外人，这似乎有些奇怪。

布坎南的职业生涯自身一直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之中，就像他的思想本身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样。他曾经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但他因为大学的内部政治问题而离开了那里，后来30多年的时间里，他在那些不太知名的学校里执教。公共选择革命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弗吉尼亚大学，但是这场革命是在70年代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扎下了根，而公共选择革命在公共经济学的几个理论前线上取得胜利，是在80年代的乔治·梅森大学。布坎南在其职业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既是一位有着圈外人思想的内行，又是一位对专业领域的既有状态有内行主张的圈外人。正如布坎南所说，如果诺贝尔委员会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组成的，他将绝无可能获得诺奖，因为他的工作在欧洲得到的赞赏远比在老家美国的研究共同体中所得到的多得多。

布坎南不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唯一诺奖得主：贡纳·米达尔，赫伯特·西蒙，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都获得了诺奖，尽管他们在方法论、政治和研究领域等方面拒绝传统的经济学智慧。然而，在有一种意义上布坎南是更特别的——他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的南方传统和他所代表的对主流经济学专业的思想挑战。正如他自己所说：

“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来自田纳西州中部的农村男孩，在又小又穷又偏远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并就读于一所陷入困境的州立师范学院，又有多少几乎只在南方大学工作的学者获得过诺奖，不管是哪个专业？又有多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同行既避免使用形式化的数学技术，也避免扩展到求助于实证检验？”

布坎南在方法论、社会哲学和公共政策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等领域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桑德莫认为，布坎南的“主要成就是向经济学家同行们引入了经济学思维的新方式，特别是公共部门和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布坎南打破了主导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政治观，也打破了市场失灵和通常的公共经济学的经济处理方式。其次，布坎南重述了逻辑一致的主观主义，来挑战现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最后，布坎南重新将经济学引入其姊妹学科道德哲学，并奠定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布坎南从奈特那里得到了他的理论框架，接受了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观点。从维克塞尔那里，布坎南学到了必须在交换的框架里理解政治。只有在集体选择的一致规则下，才能保证公共部门的效率。从意大利人那里，布坎南得知公共财政必须有国家理论作为假设，并且这种假设最好排除功利主义和黑格尔的理想主义。一旦将这三种要素结合在一起，布坎南对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贡献的框架就定下来了。

在布坎南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的研究计划惊人地一致。指导他研究的基本命题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它是一门“哲学”的科学，应该注意奈特提出的反科学主义的批评。

·经济学讨论的是选择和调整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状态。均衡模型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局限时才有用。

·经济学讨论的是交换，而不是最大化收益。交换和套利应当成为经济分析的中心。

·经济学讨论的是个体行为者，而不是集合的实体。只有个人才会选择。

·经济学是一种规则下的游戏。

·正确的研究经济学不能脱离政治。不能忽视对不同的游戏规则的选择。

·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它在解释自发秩序原则中发挥的教导作用。

·经济学是基础性的学科。

从他早期对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批评，到后期关于宪法设计的著作，布坎南一直都强调这八点。

最后，重要的是认识到布坎南用以解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方法论模式，以及他怎样通过这种模式将以上八个命题编织成一种连贯的社会理论框架。关于这方面，布坎南就“政治内部的政策”和游戏规则的系统性变化这二者引入了关键的区别。持久的改革不是来自于既有规则下的政策变化，而是来自于治理规则的变迁。因此，布坎南绝不是一名保守的知识分子，而是一名积极寻求社会和政治弊病根源的知识分子。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