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人为自然界立法
■海舟
提要:
启蒙运动时期,关注人、重新发现人的价值是当时哲学的重大课题。康德的哲学也不例外,“人是目的”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切为了人,以人为本。“而非手段”的意思就是不能把人当成工具,它意味着每个人都只能把对方当作自由、平等的存在物来对待,这样才能成为人们追求平等的本体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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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也就是“一个脑袋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冲破思想牢笼的时代,那时的大学生疯狂地追捧尼采,追捧叔本华,追捧海德格尔、萨特,“每一个不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他人即地狱”“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是那样的与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相契合。但对于康德,很少人真正地坚持读下去,因为康德实在是太难懂了。康德像神一样存在,永远树在你的心中,等你有了一定的学术功底,要想弄懂它的念头又会冒出来,当然,大多数人只会在心里保留康德神一样的位置,除了敬畏,再也难以亲近他。记住的只有他的墓志铭,“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敬畏康德的种子就这样埋在那一代学子的心中。
难怪,康德曾将《纯粹理性批判》的手稿寄给形而上学大师马库斯·赫茨,赫茨只看了一半就把书稿还给了康德,他说:“要是我看完了它,我就该发疯了。”
在国内,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一时看不懂,他是后来从叔本华开始进入,慢慢地品读康德的,并用他们的理论来分析红楼梦,开创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
康德的书那么难懂,不要说是原文,就是翻译过来的中文,每个字都认识,每句话都念得通,但是组成上下文的意思,你却像看天书一样,那真的是另外一个神奇的世界。难怪有人埋怨康德,说,“看你的书,十个指头都少了。为什么?你文章中的句子超级绕,其中的从句用十个指头都数来不过来。”所以,大学时代,当一个同学在啃《纯粹理性批判》而乐此不疲时,我们都对他敬佩有加。有一天,他突然问,在你们的印象中,就外貌而言,康德与孔子的形象是如何的?我们当然认为康德是高大英俊的,而孔子呢,就是一个慈祥的邻家老头,身材虽然不是矮小,但绝对称比不上康先生。错,错,错,没想到这位同学振振有词地说,你们都被自己蒙蔽了。然后他有理有据地考证说,康德的身高远低于欧洲人的平均身高,只有1.57米,而孔子的身高却是超过2米。
的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按照现在的标准,超过2米,即使是当代,孔子也是个巨人。而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书中的记载并不是那种高大威猛的洋人,他身材矮小,有些虚弱,塌胸驼背。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康德在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这自然是因为他在知识学问中所塑造出了魁梧形象。
大部分天才般的伟大哲学家其生平都很简单,就是出生,思考,写作,死亡。康德的一生,也是如此,极其简单,乏味到你找不出他任何生活的浪花,他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遭遇,更谈不上什么绯闻。海涅说:“他没什么生活故事。因为他既无生活,也无故事。”另一位著名粉丝尼采倒是肯定康德有故事,可他的一生也就是“一个脑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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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去世后“哲学家之路”成为专有名词
在外人看来他的生活那样枯燥,活得那样纯粹,像钟表一样规律守时,还有人说“康德的一生就像一个最规则的动词。”而且是一个从不与其他词搭配的动词。
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自己出生的东普鲁士小镇柯尼西斯堡(现变成俄罗斯领土,改名加里宁格勒),可充盈他思想的却是无穷无际的洪荒宇宙和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他的大部分活动范围就是围绕自己的房子散步。
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是这样描述康德的日常生活的:我不认为与城镇居民伊曼努尔·康德相比,大教堂时钟在完成自己每日工作方面会采取一种更冷静,更有规律的方式。起床、喝咖啡、写书、讲座、吃饭、散步,每一件事都有它固定的时间。
邻居们都知道,每当他们看到康德穿着灰大衣,拿着手杖走出家门,走向那条长满树的石灰小径时,一定是下午4∶30。无论春夏秋冬,康德总是在这条小路上散步。每当碰到坏天气或低沉的云层预示着要下雨时,人们总能看到康德的仆人老兰佩,腋下夹着一把巨大的雨伞,一脸焦虑地跟在主人后面。
康德去世后,该路被命名为“哲学家之路”。从此“哲学家之路”成为专有名词,并在其他地方衍生,最著名的当属德国海德堡的哲学家小路了,那是因为当年黑格尔最喜欢在这条小路上散步思考,此后在这条小路上流连忘返的哲学家、诗人还有费尔巴哈、马克斯·韦伯、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歌德、席勒、荷尔德林,如今这里也成为人们追逐的热门景点。
康德所有的伟大历险都发生在他的头脑中。康德认为散步使人感官彻底开放,神游四方,精彩程度堪比纵横世界的旅行。他散步时拒绝与人交谈,认为一开口就会打乱自己散步的节奏。
据说,康德一生中只错过了一回这样的散步,那是因为他正沉迷于阅读卢梭的《爱弥儿》而忘记了时间。
就这样一生像钟表一样地生活,一天的高潮就是与朋友共进午餐,一周的新鲜事就是周一周五邮车送来的书报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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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
可就是在这样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那些关乎宇宙与人类的哲学重大命题都在他的脑海中惊涛拍岸,翻江倒海。
100多年前,我们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后来有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穆勒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在思想界影响巨大。
后来又有人将古代的希腊哲学和近代的德国哲学这些地道的思辨哲学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最重要的两本书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说他的这本书是12年来思考和反思的成果。至于为什么一般人难以看懂,康德承认,他是故意不使用解释性的例子的,他认为,那些例子只是让一部本就卷帙浩繁的书更厚罢了。另外,为了表达一些新的概念,他感到他必须赋予一些拉丁语词汇以新的意义,或者创造一些德语新词;他还经常用普通的词汇去表达他自己的特殊意思或是用同样的词汇去表达不同的事物。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位小个子哲学家艰深宏大的作品却永远与西方思想紧密相连。而他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摧毁性批评,使他被后来者所景仰。
康德哲学博大精深,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三大批判,改变了西方哲学。除了上面涉及认识论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还有探讨宗教和伦理学《实用理性批判》(1788),以及研究艺术和美学理论《判断力批判》(1790)。而由邓晓芒翻译的三大批判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中文版本。
作为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康德调和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培根的经验主义,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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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是被尊重的对象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
康德三大批判讲的是什么呢?康德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认为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没有先天的范畴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三大批判就是把人类思想的可靠性所在揭示出来,从而以此为基础避免人类的思考陷入虚妄不实之境,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关于人类知识的哲学。
这里“批判”的含义不是完全否定,而是审视和考察的意味。康德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即属于理论哲学,分析人类理性的适用范围,人如何认识世界,讨论的是我们认知的立足点,回答了“我能知道什么的”的问题。《实践理性批判》则是在探讨“自在之物”,属于实践哲学,是考察人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以纯粹的实践理性作为标准去衡量各种行为,回答“我可以希望什么”。而《判断力批判》则是现象界和自在之物的中介,从人的审美和情感维度进行探讨,是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回答“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最为一般人熟悉的是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论述。这句话出自《实践理性批判》,所谓“实践理性”,是指实践主体的意志,对于实践理性的“批判”,就是要考察那规定道德行为的“意志”的本质以及它们遵循的原则。“人是目的”原话是:“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
启蒙运动时期,关注人,重新发现人的价值是当时哲学的重大课题。康德的哲学也不例外,“人是目的”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切为了人,以人为本。“而非手段”的意思就是不能把人当成工具,它意味着每个人都只能把对方当作自由、平等的存在物来对待,这样才能成为人们追求平等的本体论根据。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是具有理性的,理性决定了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因此人是最神圣的。理性以自身为目的,而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本身就构成了自身的目的。自由是人的本质,人有了自由才使道德成为可能。但只有人的意志自律,才能达到自由。
康德提出了三条最基本的道德命令,这些道德命令是绝对命令。在这三条最基本的绝对命令中,“人是目的”是中心。第一条绝对命令:“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立法原理。”第二条绝对命令:“你的行动,要把你本己中的人和其他本己中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目的,永远不能只看做手段。”第三条绝对命令:“每个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理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理念。”这三条绝对命令分别可概括为“善良意志”“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在任何时候,人绝不允许被随意摆布,人必须是被尊重的对象,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地球转,哥白尼却说,地球是在围着其他星球转。他指出,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为自然界立法。
康德哲学就是这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