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网首页 > 理论周刊 > 

山厦村秘密交通站是大革命失败后不倒的红旗(1929~1931年)

2021-02-02 10:03 来源:深圳特区报
1928年5月,宝安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县兵和反动民团对共产党及农民自卫军进行清剿,斗争异常艰苦。为保存实力,宝安党组织决定将革命力量全部转移到香港等地。

1928年5月,宝安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县兵和反动民团对共产党及农民自卫军进行清剿,斗争异常艰苦。为保存实力,宝安党组织决定将革命力量全部转移到香港等地。

1929年8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中路会议,决定今后铁路工作,广九铁路英段为香港党员负责,华段工作除广州外,其余应为东莞、宝安两县的党组织负责,特别注意石龙、深圳两站工作。东、宝两县党组织应把铁路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重要的一项工作。目前宝安的党组织尚未恢复,因此,恢复宝安党组织是当前的任务。

1930年2月,党组织决定恢复皇岗交通站,派庄泽民从香港返回皇岗,在水围开设杂货店作为掩护,并在庄海添家设立临时秘密接待站,恢复了皇岗党组织和交通站的工作。

1931年3、4月间,宝安三区地下党组织恢复,庄泽民任区委副书记兼交通站负责人。交通站仍分内外两条线,外线由曾品贤负责,内线由庄海添负责。

1931年12月,曾品贤、庄海添先后被捕叛变,出卖了深圳大来金铺、鱼街广德祥店联络点及蔡屋围农会负责人、石厦村以及皇岗交通站负责人,致使蔡子湘、林权初、蔡成汉、庄泽民、潘兴达、庄林贵、潘柏芳、潘火有、潘丁等9名党员被敌人抓获。叛徒又带敌人到平湖,包围纪劬劳学校,逮捕了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党员刘伯刚、刘仲德。在党员叶庆光的领导下,当地商民、店员工人、农民拿起大刀、棍棒等器械,将刘伯刚、刘仲德救出。至此,宝安党组织和皇岗交通站遭到严重破坏,红色交通线被迫中止了一切活动。

后来,刘伯刚流亡新加坡,刘仲德流亡越南。蔡子湘、潘兴达被押往广州枪决,潘柏芳被保释出狱,其余6人直至1936年6月宋庆龄、何香凝等提出释放政治犯后获得自由。中共平湖山厦村支部是一个坚强的堡垒。工农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悬赏花红1200元通缉山厦党支部书记严凯祥。严凯祥被迫流亡越南,严永辉流亡吉隆坡,山厦党支部由严仲喜任书记。这时党员只剩下12人,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党员严润泉受党支部委派,前往香港寻找上级联系,不久就带回一笔资金,发给参加党组织活动的人作为经费。上级还确定派人来山厦,帮助建立联络点。为防止敌人破坏,党支部将山厦农民协会改名为“牛会”,由严仲喜召集主持开会,动员耕田的农民参加。入会农民如果失去一头牛,就由每个会员出四角钱集中起来购买一头耕牛给回失主。会员们团结互助,保障生产安定情绪积蓄力量,党支部继续领导群众和敌人进行长期隐蔽的斗争,并于1929年吸收翟义光为党员。

山厦村秘密交通站是中央交通局和省委安排建立的,随时更换接头地点,以流动的形式灵活隐蔽地开展活动。尽管反动势力包围下的山厦村形势极为危险,但这个秘密交通站始终未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考验,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不倒的红旗。

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三省。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把几十万大军撤到山海关以内,致使东北大片国土沦陷,无数同胞惨遭日军杀害。中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城乡兴起。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中共两广省委随即发表宣言,强调“中国目前唯一的反帝力量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苏维埃和一切革命运动”,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东各地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大事记(1924-1978)》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一卷)》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栏目整理:王玥)

编辑: 战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