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英国的四角机制不仅在筹措财政收入方面优于其他机制，同时也为私营经济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派生利益。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欧洲国家必然经历过由“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的演化过程。熊彼特所说的“领地国家”的特征是，在封建制度下，国王的收入有两个，一个是自己领地上的收入，一个是来自诸侯的进贡，国王无权对诸侯领地直接征税。“税收国家”则指由公众税收养活的现代国家，区别于中世纪西欧那些依靠国王自有领地收入的封建国家。

在熊彼特看来，西欧地区之所以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在于西欧在中世纪晚期转向了税收国家，即财政从主要依靠统治者个人的土地收益，转向常规化地征税于私人经济。这一转型发生在十六世纪前后，主要原因是欧洲国家的君主们需要大笔的金钱去支付战争的费用，特别是在封建制度崩溃以后，君主们迫切需要雇佣军队去作战，而原有的封建土地收入已不够使用，因此，税收制度开始实行，一整套官僚行政机构得以形成，以征收并进而使用这笔金钱。为了获得民众对税收的同意，君主不得不建立起代议制机构。也就是说，一种现代国家（税收国家）由此开始诞生。

熊彼特模型的影响非常大，不过后来学者对此又有一些修正。

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把英国成功的体制框架，设想成为一个四边形：税收机关、议会、国债和中央银行分别位于四边形的四个顶角。这四个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共同促成了英国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转化。首先，征税机关是一个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相比那些把大部分税金留归自己的当地资产所有者和包税人，食俸的税吏无疑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其次，在代议制下，纳税人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议政，这也能够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这种体制下，纳税人代表可以用纳税来换取立法权，并要求国家预算须经他们同意才具备合法性。再次，国债体系使国家在开支需要剧增时的危机情况下（如战争），在取得税收之前，先行筹足经费。借债的有利之处在于，它使战争成本平摊到一段时间内，并从而抚平税收波动。最后，中央银行不但管理国债发行，还会从它所垄断的纸币发行中征收铸币税。

正是这四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英国在欧洲的战争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霸主。英国的四角机制不仅在筹措财政收入方面优于其他机制，同时也为私营经济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派生利益。首先，若要建立有效的征税机构，必先开展正规的教育体系，以保证能够提供充足的既能读写又能计算的公务员。其次，议会体制有助于建立私人产权方面的法律制度。再次，以长期国债为基础的政府借贷体制的发展能够促进私人部门的金融创新，政府大量发行债券非但不会排挤私人的投资，反而可以拓宽和深化资本市场，为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流通创造新的机遇。最后，中央银行基于对纸币发行和政府经常性项目的垄断，发展出新的职能，比如汇率管理和最终贷款人，这些职能降低了金融危机的风险和银行恐慌，从而稳定了整个信贷体系。如此一来，那些起初以战争融资为目的的体制，也随之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提高，法治的完善，金融市场的扩张以及信贷体制的稳定，又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先决条件。

尼尔·弗格森的四角体制模型，对于理解英国从欧洲一个不发达的岛国最终率先成长为强大的财政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

（作者系财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