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儒者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来开头的，以历史为据，而非以公理为前提，是儒者的思维方式，孔子以仁确立了中国精神。

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

例如“中国”，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就发现自己无知。

还是请教专家吧。于省吾老先生，早就写了《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至迟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尊”为酒器，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为“国”了。所以，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汉代的《说文解字》就说，“国”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字一样。

从金文中找到“中国”的来历，同时，于老先生还指出，《尚书》“梓材”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说皇天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周武王了。按照王国维的“两重证法”，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何尊”和《尚书》都提到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则以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此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然而，商虽有中心意识，但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封建制并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

中国绥服四方，靠什么呢？靠分封制，又叫封建制，封邦建国的意思。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逐步做大。周公之时，中国之地最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周礼，是一种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为内核、分封为外壳的封建制政治文化，当封建制用“五服”之礼来表达时，“绥服”是关键。甸服、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而绥服是华夷之辨的前线，所以说，绥者，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绥服五百里，分为两部分，其内三百里，因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国化；其外二百里，则近于要服、荒服，故行武卫，奋武以卫天子也。

有了中国意识和中国化制度，然后就是做中国人的问题，这个使命就落到先知先觉的孔子身上。孔子说“吾从周”，他周游列国，就走了一条“吾从周”的路线。首先，他去投奔的国家，都是早已中国化了的宗周懿亲之国，如鲁、卫、齐、晋、宋、蔡、陈诸国，而非秦、楚、吴、越等蛮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国中，他待的时间最长的是用周礼的鲁、卫两国，而非用戎法而强的齐和晋。

不过，他对于齐和晋的霸业，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辈，帮助齐桓公尊王攘夷，成就霸业，一度成为他的榜样。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着一只膀子穿衣，披头散发做人了。这样做人，当然不是做中国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在孔子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做什么人。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其中有等级和名分，有仁义和亲情，但不管有什么，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做什么人，是做中国人，还是做夷狄之人？这就是华夷之辨，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还谈什么礼啊仁！

于是，他为周礼注入一种新思想和新精神，建立了一个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这道统是文化中国的命脉，自始至终维系着中国，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还在；王朝中国垮了，可文化中国还在。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第一次有了历史意识，孔子去世以后，留下一部《春秋》，为中国立史。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说儒者以历史为宗教，那就更为合适。儒者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来开头的，以历史为据，而非以公理为前提，是儒者的思维方式，孔子以仁确立了中国精神。

不过把“中国”作为正式的国号，那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儿了。（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