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司马迁线”，引出了夏文明的起源，还引发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即天下一家，是立于农牧分界线的亦农亦牧的观点。

秦汉时期，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终于被统一了。孔子和老子，也被司马迁统一到《史记》里。

司马迁的精神是儒家的，思想是道家的，他在两者之间，建立起真正的统一性，即崇高的理想性与广泛的适宜性的统一。

他把儒学与黄老思想真正统一起来，后世所谓“儒道互补”，就从他开始。面对先师，他充满敬意，他在两位先贤的参差多元之中取平均值，所以精神仰慕孔子，思想取法老子。

司马迁继《春秋》而作《史记》，若以《春秋》为中国立史，那么《史记》就为中国建立史系。

因此，《春秋》很深，而《史记》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大到司马迁的历史视野，已经越出了黄河长江流域，落在了“龙门—碣石线”。

这一线正是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线，又称“司马迁线”，出自唐晓峰著《人文地理随笔》。它西起吕梁之南端龙门山，向东北延伸，越过霍山，再往东北行，直至河北昌黎，抵达渤海湾，是一条农牧业分界线，而文明初期的亚洲内陆国家，多半就在这条分界线上诞生。

据说，司马迁本人，就在这条分界线的起点出生，《太史公自序》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龙门在何处？一说在陕西韩城，一说在山西河津。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韩城鬼东乡徐村，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太史公后裔，声称，原为司马姓氏，因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有司马迁庙为佐证。而另一说则认为，龙门之地，就在山西河津，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这一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处。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至今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可以这么说，命运可能将这个不幸的家族分在了两处，但实质上，它们是一体的，就像华山在陕西，中条山在山西，中间被黄河分开来一样，古人依然认为两山一体。

“司马迁线”，引出了夏文明的起源，还引发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即天下一家，是立于农牧分界线的亦农亦牧的观点。

天下一家，在孔子那里，还是一种文化理想，在司马迁，则成为历史观。如果说孔子的中国视野，主要还在两河流域，那时，两河流域的统一是最大的问题，而司马迁的历史视野，已不再是两条河的流域，他多了一条“司马迁线”，长城就在这一线。

因为司马迁时，黄河长江流域的统一已不再是问题，秦统一中国，就是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后来楚汉相争，也是争黄河长江流域；汉初统一的最后一战，高祖战英布，也还是在两河流域；而吴楚七国之乱，则是黄河长江流域历史惯性的一次大反弹，此次平乱之后，东南一隅，江淮流域，才被彻底搞定，“两条河流，拥护一个王权”的目标，才得以完全实现。

于是，太史公的目光，转向了东北长城内外那一片，那里有茫茫草原，目光所往，视野所及，出现了一条新的历史地理线，就是“司马迁线”。后来的历史也见证了“司马迁线”，是一代王朝成长为一个帝国的利益线，也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运势线，控制那一线，就能把握地缘政治的主动权和历史进程的主导权。

那时匈奴是牧业文化的代表，活跃于长城内外的“司马迁线”上，趁秦汉之际雄霸草原。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是“夏后氏之苖裔，其始祖曰淳维”，而“淳维”原来就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无道，被商汤伐于鸣条，流放于南巢（巢湖市），死后，其子迁往北野。

匈奴是夏族的浪子，这样就在同祖的名义下，通过和亲，形成血缘共同体，不光匈奴，还有西南夷，都是炎黄子孙，都有列传，因此，汉家的和亲政策，就是对血缘共同体的重建和确认。

从血缘认同出发，走向文化认同，开发文化中国。 （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