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生

国人对“刷脸”敏感、反感的文化根源，来自于古代曾有过的在人脸上刻刺不同字样图案的四种刑罚。

按照美国哲学家怀特的文化分层理论，人脸不仅是一种几何描述的生物识别信息，还是一种经过文化策略性抽象后的价值赋予和符号呈现，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声望名誉和人脉资源的函数。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据此进一步主张，“面子”并非单纯的人格再现，还是一种社会形象。

这也是民法典第1034条的分类标准和立法逻辑：人脸不仅是一种生物性存在，还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刷脸”特别敏感甚至反感？一方面是出于权利隐忧：人脸是基本的法权单元，人脸信息的泄露可能危及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另一方面，传统法文化深刻影响了国人对人脸的社会识别和心理认知。

回望历史，中国古代也堪称是“刷脸”时代。常见的情形是对高危人群进行另类管理，通过特定刑罚在脸面上做出显著标记，既便于识别，也提醒公众小心应对。

怎么进行另类管理？标签化。这标签不是今天电子化、数据化的信息数据，而是在人脸上做文章，刻刺不同的字样图案，四种刑罚随之产生。

第一种叫黥刑。周秦以来用钻凿、刀锯在人脸上、额头上刻下或割出特定的字迹或花纹，再用染料揉进伤口，结疤后永不褪色。宋代以后改用针刺，所以又叫“刺刑”。至于刺什么方位、多大面积、什么字样，法律都有明确规定。《水浒传》中，武松为什么假扮行者？就因为头箍可以遮住额上的刺字，长发刚好遮住两颊和耳朵后的刺痕！

第二种叫髡刑。剃掉头顶周边的头发，是先秦时代的一种耻辱刑，战国时期齐国有个著名的辩论家受过此刑，所以人称其为“淳于髡”。今天看看影视剧，再到大学校园走一圈，传统的髡刑貌似还成为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发型。

第三种叫耐刑，是用刀剃除脸颊上的毛发。耐也是一种耻辱刑——对古代男人来说，髯不单纯是帅气阳刚的外显，还是生命、人格的内敛。直到今天，很多民族都还保留了一些相关禁忌，如不能摸男人的胡子，更不能剃掉其胡子，因为那代表的是自由身份和人格尊严。

第四种叫劓刑，是用刀割去鼻子。今天骂人“不要鼻子”很打脸，就是起源于这种刑罚。

传统法文化中的“刷脸”虽然能够进行有效身份识别，也能很大程度防范、惩治犯罪。但另类化、标签化管理的后果很明显，也很严重。

第一，身份歧视和身份强制。宋代名将狄青年轻的时候帮哥哥顶罪，额头上被刺上文字，留下瘢痕，发配军队。即便后来身居高位，还是被人瞧不起。宋代重文轻武，当他担任定州军队总管时，司令官是文人韩琦。韩司令瞧不起武官，有个妓女叫白牡丹为了逗乐，借敬酒之际，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嘲笑狄青额头上的癍文。狄青当场不便发作，第二天将白牡丹拖回军队，一顿竹条打成了“红牡丹”。

这是身份歧视，再看身份强制。唐末军阀朱温规定了一条严酷的军令：凡是出战，指挥官战死，所有的部下统统斩首，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拔队斩”。军令一出，战败的士兵只能用脚投票，跑得越远越好。但朱温无赖出身，有的是智商：在每个士兵脸上刻上字，姓甚名谁，部队番号，一清二楚，无处可逃。就算逃回老家，亲戚乡里都怕连坐，就算父母也怕牵连，只能劝他乖乖回去送死。

第二，行为强制与职业歧视。从西周时期开始，百姓犯法受刑后，都被强制性地束缚在固定职业上：黥刑的守大门，劓刑的守关口，髡刑的守仓库，身份固化，分工明确。

到了宋代，发配到军队效力的人，不仅脸上有刺文，独立登记，叫“赤籍”，发配的军人随之也被污名化，叫“配军”，今天都还是贬义词。

污名化、职业强制必然带来职业歧视。北宋时期开始流行一句谚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后来演变成更流行的俗谚：“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

第三，人本身的物化、异化。按照传统的孝道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古人为了惩治犯罪，为了职业固化，将人脸视为社会管理和法律惩戒的手段和工具，直接危及到了国民的身体健康、名誉、隐私等人格权；通过毁伤身体、侮辱人格进行社会分类，也会引发整体的社会歧视。

由是而论，古代“刷脸”主要是用于惩戒、处罚违法犯罪行为并进行社会公示。正因为如此，非经官府正当程序，任何人不得毁伤他人脸面，邻居之间为小事对骂对打，也会遵守一个基本行为规则：“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为什么？脸代表人格，短代表隐私。

如此一来，人们对“刷脸”就有了一种文化上的本能反射，产生孤立感、羞辱感、排斥感等心理反应。这应当是国人对“刷脸”敏感、反感的文化根源。（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