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涛

相比南昌起义本身，起义军按照既定战略南下广东的历程及评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战斗历程，不仅同样曲折壮烈，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建立红色政权，开展红色宣传，留下大批军事政治骨干和枪支弹药，成为南粤大地土地革命战争得以推开的催化剂。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就像一声惊雷，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相比南昌起义本身，起义军按照既定战略南下广东的历程及评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战斗历程，不仅同样曲折壮烈，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一、南下广东战略的酝酿与形成

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这里拥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有出海口，便于取得国际援助。因此，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想到的反击之策就是重返广东，再行革命之举。大概在1927年7月中旬的时候，中共中央基本形成了“南下广东”的战略，当时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寻找同情、支持中共的左派将领及武装力量，以作为重返广东的支撑力量。经过分析，这一人选最后落到了政治表态尚未明确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身上。

中共中央选中张发奎作为合作对象，是有着现实考虑和历史渊源的。一方面，张发奎是广东人，军事经历大多在广东，队伍中的广东子弟兵不少，加上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思维，他应该是有重返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意愿的。另一方面，张发奎在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左派将领政治倾向，给了党的领导人极大的心理暗示，这也是最大动因。大革命中，张发奎与党的关系非常密切，和很多共产党人有过亲密合作，在国民党将领中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进步面貌，即便是共产国际也对他印象深刻。苏联顾问评价他：在蒋介石、唐生智之后，应选择支持张发奎。他是一个年轻，有实力，且更加革命和更加活跃的人物。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就是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共产党员最为集中，这是党力图争取他的客观原因。有统计数据表明，到北伐高潮来临时，张发奎部队中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当时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像许继慎、周士第、恽代英、高语罕、张云逸、卢德铭等，都集中在他的部队，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更是与他有深厚渊源。除此以外，宁汉合流前后，各地国民党实力派将领均对党露出了“獠牙”，张发奎却收容了不少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共产党员，于是坊间流传：“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张发奎重返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正在南下广东战略付诸实践之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在与张发奎的进一步接触中发现，其对中共提出的合作要求态度游离、犹豫，表现日趋右倾。于是，1927年7月20日，党的部分重要领导果断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决定向南昌集结发动军事行动。几天后，中共中央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同时派周恩来赴南昌领导起义。关于起义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则延续了之前所提出来的“南下广东战略”——“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获得国际援助”。

二、南昌起义军在广东的战斗历程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举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8月3日，起义军按计划开始撤离南昌，取道江西的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南下广东。从8月初到9月中旬，起义军一直在江西、福建界内战斗，途中，由于部分将领意志薄弱，率部离开了革命队伍，加之天气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非战斗减员严重。期间，虽打了一些胜仗，但总体上已是疲劳之师。9月18日，南昌起义军在当地农军的配合下，进入梅州的大埔县城，大埔成为起义军入粤的第一站。9月19日，起义军占领三河坝并很快做出分兵决策，主力随即向潮汕进军，由朱德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留守三河坝。9月23日，在潮汕工农武装的配合下，起义军占领潮州，次日，进入汕头。接下来的几天，随着起义军陆续占领澄海、揭阳、普宁等，潮汕大地赤旗招展，掀起革命浪潮。

然而，从9月28日起，起义军遭到国民党重兵围攻。起义军在揭阳汾水、潮州、汕头、大埔三河坝等地与国民党陈济棠、黄绍竑、钱大钧部发生激战。尤为惨烈的战役是汾水战役，贺龙、叶挺率领起义军主力6000余人与超过自身两倍的敌人激战两昼夜，无力再战，最终撤退。潮州、汕头等地相继失守。10月初，驻守三河坝的朱德部在与敌激战三昼夜之后，伤亡近千人，不得不转移。在大规模的战斗结束以后，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聂荣臻、彭湃等人从汕头、潮州、揭阳等地撤退到普宁，不久，在各地党组织的护送下分别取道陆丰、惠来等地前往香港。

三、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历史价值

从战略的角度看，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行动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这一点无需避讳。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救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当然，历史不可假设，但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带给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

一是撒播革命火种。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南昌起义军挥师南粤，在南粤大地掀起了一波革命的浪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广东进行了反蒋起义，这些起义规模不大，范围分散，影响较小，但南昌起义军的到来使广东省委趁势在全省范围促成反蒋起义的高潮，海陆丰、潮汕、梅州地区的革命运动也因此受到鼓舞，各地工农武装纷纷行动起来，占领县城，发动群众，为之后海陆丰、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起义军余部中朱德部转战粤东北，叶挺、刘伯承部转战海陆丰，均极大地推动了当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建立红色政权，开展红色宣传，留下大批军事政治骨干和枪支弹药，成为南粤大地土地革命战争得以推开的催化剂。

二是亮出革命旗帜。大革命失败之初，党组织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均是沿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这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也是自身路线政策尚不成熟的表现。1927年10月2日至3日，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失利后陆续抵达普宁流沙，在这里召开军事决策会议。与会人员有周恩来、彭湃、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此时，周恩来虽患疟疾，发着高烧，但仍然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决定取消国民党的旗号，进行土地革命，周恩来还表示，要亲自到海陆丰树起苏维埃红旗。这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较早一次主动亮出苏维埃旗帜，在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探索革命道路。孤军南下，千里征战，南昌起义军在南粤大地的战斗历程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尝试，期间很多做法，对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在潮汕，起义军建立了革命政权——汕头市革命委员会。虽然这一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但在政治、治安、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都进行了安排规划，可以说是我党较早开展的建政实践之一。特别是，革命委员会还利用接管的《岭东民国日报》，出版了套红的《革命日报》，响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又如，在茂芝会议中，起义军在朱德领导下作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这为我党探索开展游击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乃至之后的井冈山会师，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是铸就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成千上万革命先烈、英雄模范前赴后继，英勇献身，形成了一系列伟大革命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战斗历程不仅充分体现出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八一精神，而且在南粤大地上形成不少其他独特的革命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三河坝战役精神。三河坝战役在党史和军史上意义重大，如萧克上将所评价的——没有三河坝战役，就没有后来的井冈山会师。这场战役体现出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