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生

行规本身就是一套规则系统，寻求道德共识，维护行业秩序，协调同行利益。

行规是一种行业联盟达成的一体遵循的社会性、组织性契约，不仅规范商业行为，还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矫正人性、培育道德、创设秩序。

行规可以高效地解决三个最重要的市场问题：产品有无，价格高低，质量好坏，小则关系到百姓生活日用，大则关系到市场秩序、社会稳定甚至国运兴衰。

市场主体是逐利的，市场既能够激发善性，但更容易激活恶性，为了一本万利，最终见利忘义。纪晓岚曾记载北京夜市的烤鸭，油光晃眼，香味扑鼻，价钱还特便宜。可惜除了鸭头鸭脖鸭掌是真的，商家在鸭骨架上搪泥、糊纸、上色、浇油、炙烤，造假技术一流，消费者贪便宜，回家一啃一嘴泥，还有苦说不出。

对于这类行为，法律固然可以介入，但成本太高。毕竟，为了一个鸭骨架，要惊动公安、工商、卫生等各大部门，任何时代的社会治理都付不起这种代价。道德当然也能介入，但不具有任何强制力。

法律道德都很难规范，是不是就没有选择了？有，这就是行规。各大行业内部熟悉本行业各式各样的花招、技巧、套路，为了稳定市场，共同求富，对上述这些行为都会严加禁止。

行规作为本行业的合约，不仅要解决物价、劳动用工、工资标准之类的问题，还要维护市场秩序和行业声誉。这就是历代官府为什么承认行业自治的真正原因：既促进了经济秩序正常化，又节省了社会管理成本，有益无害，两得其便。

行规本身就是一套规则系统，寻求道德共识，维护行业秩序，协调同行利益，其制度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进效益。为商之道，求财求利，但如果陷于无序竞争，一个团体很快就会衰败，被竞争者取而代之，甚至导致整个行业萎靡不振。换句话说，各行各业如果只顾图财图利，最后只能以“跳楼价”“吐血价”向下竞争，挤走竞争对手。有鉴于此，传统的理发行业立下规矩：“七上八下”。这是控制产业布局和规模的有效措施：一个小镇，上场口可以每隔七家开一家理发店；下场口就只能每隔八家才能开一家理发店。如此一来，每家理发店都能够基本生存下去，可以保持行业效益，也可以平衡各家收益，还能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

第二，维护公平。苏州从南宋以来一直是商贾麇集之地，地饶物丰。苏州的繁荣昌盛离不开便捷的交通连接，但更离不开千年以来的商业精神浸润。苏州行会特别发达，每一个行业都有极为细密的内部规范，这是苏州商业文化发展的隐形密码。比如，从南宋到晚清，苏州各大行业都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对商标、商号及其他识别性标志的保护可谓不遗余力，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得“影射他家牌号，混蒙销售易兑”，更不能通过盗窃技术、仿冒产品、诋毁商誉进行不正当竞争。

第三，助推诚信建设。诚信是立人之本，也是经商之本。针对不守诚信的惩罚，苏州行规也特别严厉。比如苏州蜡笺纸行业规定，“六年准收一徒”。今天看来很奇葩，但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防范经营人员多了，出现无序竞争；二是防范知识产权过早外泄，危及整个行业的生存。

第四，稳定秩序。有了公平、诚信，自然就有了效益和秩序。行规里边有很多禁忌，看起来很霸道，仔细考察，无非就是为了维护行业内的秩序，维持经济和市场的有序运行。比如为了防范外行入行，清代的长沙木业行就规定，内行不得与外行合伙。

为什么禁止外行入行？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防范其凭借外来资本优势，垄断价格和市场，强行挤压同行的生存空间；二是导致本行业的技术秘密、商业信息泄露，危及本行的根本利益。

由此看来，正是因为行规的存在，行业自治才有了自己的内在法权依据和制度基础，也才有了各行各业的千姿百态，百舸争流。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