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深圳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作者：李雪  2021-08-05 11:26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通过概括深圳过去40年发展路径及特征，分析发现新时代背景下深圳面临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双边市场挤压等方面的挑战，探索先行示范区发展新道路，注重培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营造优良的民主法治环境，打造深圳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摘要]本文通过概括深圳过去40年发展路径及特征，分析发现新时代背景下深圳面临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双边市场挤压等方面的挑战，探索先行示范区发展新道路，注重培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营造优良的民主法治环境，打造深圳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关键词]先行示范区 高质量发展 科技自主 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 F1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3575（2019）06-0021-08

一、引言

从小渔村到国际化创新型大都市，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改革开放是深圳最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承担着改革开放先行探索的使命，为我国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等事业起到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深圳的创新增长可归结为四个特征：一是在降速中转型，利用经济周期换挡，不断强化分工的基因；二是在创新中转型，提升经济质量，不断强化协同创新能力；三是在竞争生存中创新，依赖产业链协同，聚集创新企业家能量；四是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法治是基础、政府是保障，其中政府发挥保障作用的核心要点有四个：一是鼓励企业创新，推动科学创新中心（Invention）与产业技术创新中心（Innovation）的超空间合作；二是推动市场主导的企业创新；三是创建创新的法治基础；四是建立与市场支持相容的产业政策体系。

深圳过去高速增长的40年抢占了信息产业和通讯产业的风口，科技革命正在改变我们对产业链的认知。互联网赋予企业成长新生态，改变企业经济成长轨迹，产业组织形态依托平台载体迅速集结分散的资源。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潮时期，风口上的企业都能踩着时代的浪潮，但当潮水退去，只有

真正获得资源、掌握核心的“鹰”才能腾飞，这样的经济周期实际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深圳每一轮衰退都伴随一批优秀的企业腾飞，如华为、中兴、比亚迪、迈瑞、大族激光等。如今全球进入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微笑曲线的两端变得更加陡峭，大规模制造的收益明显下降，创新不断侵蚀大规模制造[1]，技术变动越来越快，更加要求企业具备重大科学认知的能力和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以便适应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再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成为新时代中国先行先试的“领头羊”。中国深化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大变局的背景下，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仅因其已经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城市，需要赋予新的政策“礼包”，开启新征程；更深的含义在于：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处于交汇期，保持创新战略定力，有条不紊地向既定的强国目标迈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一伟大实践的重大时代性开启[2]，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深圳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向更高水平的创新产业进军，面临新一轮转型的契机与挑战。深圳从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制造业向高技能、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展示了工业化后来者所面临的挑战。后来者不仅必须与富裕西方国家中劳动力成本高、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者展开竞争，还必须与亚洲和东欧地区劳动力成本适中、技术密集型的生产者展开竞争。深圳走向高质量发展要告别过去以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为基础的数量驱动型增长方式，不再依靠比较优势中的廉价资源，而是转向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现代要素为基础的创新驱动型增长，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立相对完善的创新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圳要有胆量、有胆识和更高的智慧深化改革，抓住重大时代开启的机遇，突破障碍，勇于挑战，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强力迈进。

自2017年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表述后，开始不断有学者为如何高质量发展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在科技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蔡跃洲等认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其具有四大特性，即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和创造性来支撑宏观经济高质量增长，同时认为深化教育改革，开发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是首要目标[3]。其中关于产业生态体系的内容，有王娜、王毅提出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五个构成要素，即产业体系、硬件条件、软件条件、人才和外部环境，并表示不断完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的一致性，可以使整个产业生态系统效用最大化[4]。白雪飞等基于我国1997-2017年相关指标数据，考察自主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但是二者之间处于低效率的均衡[5]。辜胜阻认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基于资源整合功能的制度创新，能够促进人才、资本、

^[1]World Bank Group,“Trouble in the making? 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led development”,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18

^[2]王伟中：《深圳市委六届十二次全会工作报告》，2019年9月17日。

^[3]蔡跃洲、陈楠：《新技术革命下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就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4]王娜、王毅：《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组成要素及内部一致模型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13年第5期。

^[5]白雪飞、杜娟：《自主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互动机理与实证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9期。

技术三大关键要素的互动和集成，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发展合力[6]。在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对既有“营商环境”及其指标体系的限缩，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2019）对营商便利度指标的10个领域进行衡量，用客观的数据作为行动依据，以吸引投资、创造就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刘江会、杨传开、娄成武、胡兴旺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为基础，构建了适合所研究区域的评价标准和体系，认为应当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务服务效能、基础性经济金融制度与国际接轨等方面。[7][8][9]～[10]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法制化进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侯强、杨建国、步一军等综述我国科技法制化发展历程，认为科技法制体系的完善对于培育创新要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提出应当完善科技立法与实施监督机制、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的研究、通过立法手段优化科技法律体系、构筑科技进步评价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建议。[11][12]～[13]在先行示范区建设中，科技自主创新与法制化营商环境互动协调，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此问题尚未受到关注，因此开展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科技自主创新推动深圳高质量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必须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未来的创新过程不仅仅依赖于专利、技术、工匠，要更加依赖于科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基础性、前瞻和应用基础的重要性，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着力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要牢牢将科技自主创新摆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位，要求我们形成改变深圳40年传统认识的根本，要认识到科学发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科学是需要自己创造出来的，人是需要自己培养的。要实现基础科学新知识的积累与突破，建立相对完善的开放式创新体系，要以主阵地的作为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加快重大创新载体和平台建设，加快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一）提升认知能力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基础

^[6]辜胜阻：《高质量发展要让创新要素活力竞相迸发》，《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

^[7]刘江会等：《顶级“全球城市”营商环境的比较研究—基于SMILE指数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8期。

^[8]杨传开、蒋程虹：《全球城市营商环境测度及对北京和上海的政策启示》，《经济体制改革》，2019年第4期。

^[9]娄成武、张国勇：《基于市场主体主观感知的营商环境评估框架构建—兼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模式》，《当代经济管理》，2018年第6期。

^[10]胡兴旺、周淼：《优化营商环境的国内外典型做法及经验借鉴》，《财政科学》，2018年第9期。

^[11]侯强：《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深化发展及其对策》，《科技管理研究》，2014年第22期。

^[12]杨建国：《论我国科技法制定中的偏差与矫治》，《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3]步一军、阮传胜：《我国现行科技法制对科技创新的作用、不足和对策》，《民主与科学》，1999年第4期。

认知是人类大脑参与、识别和行动的能力。认知能力的提升取决于大脑的功能，依靠正确的原则和正确的习惯，从惯性和限制性思维中解脱出来，从专业独立的不同学科中解放出来，糅合尽可能多的想法，消除“知识孤岛”。从全球科学技术发展态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工作性质和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终身学习和学科交叉融合大势所趋。认知技能禀赋高的城市工资水平高，产业扩张快。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将实现宏观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以创新和知识驱动为特征的高质量增长，改变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但其推广也意味着对部分应用领域劳动就业岗位的替代、产生降低工资水平的风险。[14]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在非重复性认知技能和社会行为技能密集的行业中就业的工人比例从19%增加至23%，发达经济体的比例从33%增加至41%。[15]在“可被编码的”重复性工作中，机器最容易取代工人的作用，如简单认知性工作和手工或体力性质的工作。在发达经济体中，就业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高技术认知技能的工作类型。相比之下，就业已经从诸如机器操作等中等技能行业向外转移。这可能是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问题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中等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均会因为自动化、竞争的加剧而遭遇工资水平降低的损失或是失业的风险。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当人类进入大规模的计算机革命之后，创新越强就会越快普及一种新技术，从而快速替代老技术。在就业结构转换过程中，只有具备更高教育水平或特定技能的劳动者，才有更多机会在跨时代、创造性更强的岗位上重新实现就业等。提升一个城市的能力就要不断提升人的认知能力，表现为人类受到的教育、培训、实践，同时将吸收的外部信息重新组合，发现新的规律，找到新的产品或者新的商业模式。努力产生大量前端科学思想依托于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在接受教育、学习或者作为学徒学习的过程中，习得的才能是内在于人的资本，是个体财富的一部分，同样也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源源不断的高层次人才资源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和巨大优势。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发展学习者的高阶思维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培养学习者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为一个“批判性思维工作者”和“有创新能力的终身学习者”。同时，对个体而言，所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每增加一年，平均的收入水平就会提高。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回报是相当可观的。在美国的小学教室中，以一名素质处于平均水平的教师取代一名低素质的教师，将使在该教室中学习的学生的终身总收入提高25万美元。万物互联、3D打印、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的时代，高质量教育是前瞻性基础研究和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深圳要走向世界名城之路最重要的是学研联盟的打造。世界创新生态体系表现出以下特点：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创新分工逐日加深，前者聚焦于研究，后者致力于研发。如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128号公路），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的金三角；马来亚大学创建了的八个覆盖可持续科学与生物技术的跨学科研究集群；北京大学正在建设的关于精准医学、健康大数据和智慧医疗的集群—“临床医学 +X”；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区新成立了七个科研园区，通过大学与私营企业的孵化和协作促进创新；墨西哥科研技术创新园有30多家研究中心，从事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的研发活动，其中七所研究中心由大学领导。

（二）基础科学是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

1．基础科学研究是科技革命重要推动力 给人类社会带来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大多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

^[14]Trajtenberg M.,2018, AI as the Next GPT: A Political-Economy Perspective [R], NBER working paper,No.24245.

^[15]《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2019。

回顾历史长河发现，基础研究产生革命性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科技革命。凡是抓住科技革命机遇的国家都成为了当期的工业强国，如力学等科学的进步使得英国抓住了以蒸汽机的发明及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电磁波理论等方面的发明使得德国和美国等抓住以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在第二次科学革命中的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的突破和科学的整体进步，为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空间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知识源，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抓住机遇获得持续发展，日本等国家也抓住这次机遇成为工业强国。[16]《科学：永远止境的前沿》（布什，1945年白宫办公厅主任，主持战后美国科技发展规划）中提道：“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方面依赖于他人的国家，工业发展速度将减缓，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世界科技走到今天，大量产业由科学创造，基础科学水平高低决定了产业的生存能力。面临新一轮的科学技术发展浪潮，培养基础科学研究能力，抢占技术制高点，是走向新一轮技术革命必须具备的基础。

2．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深圳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标志 在先行示范区意见中，“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位列“五个率先”，不仅有利于促进深圳经济实力和发展质量的跃升，更将推动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先行典范。需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格局，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是深圳发展史上的重大标志。2017年中国大陆向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申请的PCT国际专利排名世界第二，按照WIPO的预计3年之内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04—2017年，深圳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是从331件增长到超过两万件，超过了德国、韩国，略低于法英瑞荷的总和。如果循着巴斯德象限看深圳，与东京—横滨在科学发现上存在巨大差距，东京-横滨是世界当之无愧的科学与产业创新中心，科学论文居世界前列，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数最多。北京是世界单一城市科学发现最大的城市，深圳100个专利中12个是与北京合作的，北京每100个专利12个是硅谷来的，深圳每100个专利8个是硅谷来的。在北加州湾区硅谷与珠三角深圳之间，通过电子通讯网络技术，构成一个全球创新三角，深圳的最大伙伴是北京，但北京最大的伙伴是硅谷。世界大多数名城均以科学为导向，全球排前的城市基本都和硅谷有着密切的伙伴关系，大量技术的前端来自于硅谷。深圳如今面临的挑战是缺乏科学发现，提供基础研究的平台，加快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深圳亟须向前迈出的一步。

（三）加强产学研是科技自主创新实现的重要路径

提高科技自主创新的路径实现，要求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商业化这三个要素之间形成相互衔接、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协调机制。世界经验表明，区域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而科技创新主要源自高等教育。过去深圳主要优势是市场大、企业多，但在基础研究力量上较为薄弱，科研机构和高校都偏少，深圳更多是做科技转化的承接，其自身的科技“含量”并不够，“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技术转化—科技企业”链条不完整。而发展基础研究需要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能力的提高，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像发展工业通过简单的“招商引资”来实现。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必不可少，高层次的人力资源亦不容缺，这需要依靠高水平大学予以有力支撑。高水平大学作为育才高地、创新源泉，是决定一个区域竞争力和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将在深圳践行先行示范区意见中发挥关键作用。高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来源地，高水平大学既担负着培养大批优秀创新型人才的重任，也是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集中产生地，更是影响一个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风向标。深圳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聚焦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加强与高水平大学科学研究合作，打造城市科研互动、资源共享、创新互进的优势，

^[16]李静海：《抓住机遇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年第5期。

三、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

（一）以法制打造最好的营商环境

深圳建立了初步完善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体系，形成了可实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充分地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致力于消除行政垄断的行为是对创新的最大支持，经济特区立法权为深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也积累了经验。深化改革要有大思路，也要不懈推动小微改革。如《世界银行报告》罗列深圳改革的成就，企业注册登记一站式服务；对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许可证要求；精简接电流程，提高电费透明度；控股股东对不公平关联方交易承担连带责任，加强对少数投资者的保护；小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行业增值税税率，加强电子化纳税申报和缴纳；简化进出口程序；规定破产程序债权优先规则，提升债权人参与程度，提高办理破产便利度。从营商便利指数表现看，法治水平越低，监管越复杂成本越高。低收入国家的法治水平低，经营便利性就低。高收入国家的法治水平高，经营便利性高。因此，提高经营便利性就是改革，就是开放，就是提高国家和城市的竞争力。

（二）法制与科技自主双向共进

科技立法对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需要特定的土壤条件，其本身的发展程度与科技进步、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对法律的需求程度直接相关。自具有基本法性质的《科技进步法》颁布以来，科技进步、科技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科技、知识含量在不断增加，将我国科技进步的方针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将科技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对于保障科技改革成果，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培育创新人才，发挥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作用。同时，科技创新本身具有两重性。为防范对科技创新成果的误用、滥用，非道德使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并对受害者给予法律救济。至于研究开发的科技成果，其应用有可能危害人类社会，造成不可逆转后果的，也应以相应的立法，预先作出应用范围和性质的规范。

（三）发挥政府在法制和市场化环境中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习总书记更指出，用法律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既要放开市场的无形之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促进各类要素加快合理性流动，提升高效集聚的质量。同时，科技体制改革需要通过建法立制固定下来，形成新的国家科技创新管理秩序，大幅提高改革举措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化改革措施的约束性和引导力。如美国旨在推动大学科研商业化进程的《拜杜法案》（Bayh-dole Bill），其内生于美国专利法之中、遵循专利法一般原理，以取消资助合同规范中特定承担者让与专利权义务为核心，在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实现公共利益和承担者权利之间的平衡。其本质是一套合同松绑规则，首先要求承担方依法从发明人处取得；其次作为联邦研发资助协议承担方的非营利机构和小企业，不再需要根据协议向联邦政府机构“让与”发明的权利，相关权利由承担方继续保留。也就是说，研究人、大学及研究机构能够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一切的后续性研发也可以由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各方共享。一个明显的数字说明，1978年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5%，《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短期内翻了10倍。

（四）创新实践，立法先行

“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是中央文件第一次在国家政策层面对特区立法原则的明确诠释，鲜明指出：特区立法可以根据特区改革创新实践需要，对法律法规“作变通规定”。根据授权决定，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权限“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即不能违反宪法规定，不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因此，深圳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事项非常宽泛，立法实践空间很大。但是，随着国家法制越来越完善，深圳经济特区先行性立法的空间越来越小，更多应当转向变通立法和精细化立法。[17]作为创新医疗法监管的美国，2017年6月，德州州长Abbott签署允许该州的诊所和公司使用未经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干细胞治疗法案，法案规定，在医生考虑其他疗法后仍推荐干细胞治疗的情况下，并且在医院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批准后，严重慢性疾病或绝症患者可选择在诊所中接受干细胞治疗—从成人组织如患者自身脂肪中分离出治疗所用的干细胞，同时要求干细胞疗法已经在人类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这项新法案给美国原来由于干细胞乱象引发FDA严厉监管的困局带来突破。

四、若干启示

对于先行示范区的发展目标，2025、2035和本世纪中叶3个重要时间节点，是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间表紧密相连，体现出全程领跑、全面示范的特点。“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目标”更是对深圳提出了高要求。深圳践行“先行示范区”意见，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化城市”有五大路径：第一，改革开放使创新成为深圳鲜明城市特征；第二，高质量且公平的教育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核心；第三，新改革目标全面提升深圳经济发展的科学含量；第四，努力探索建立与新技术革命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监管体系；第五，增强转型自觉，把握决心力度与分步走的平衡。其中，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含量，不仅是深圳，更是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从跟跑走向并跑到领跑的重要因素。深圳应在已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凸显其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政策支持为辅助的创新体系特征，强化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加快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注重政府用好“有形之手”，提高政府的服务职能，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升高效集聚的质量，着力推动高质量教育，打造国际人才高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努力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是实现“法治城市示范”战略定位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深圳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的坚实保障，也是深圳成为“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的坚强基础。

参考文献

[1]唐杰,王东.深圳创新转型的理论意义[J].深圳社会科学,2018(01).

[2]林致远.以先行示范区构建高质量发展战略高地[N].经济参考报,2019-08-22(001).

^[17]王成义：《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历史、学理和实践》，《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