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貌使生活更满意吗？—基于CFPS2016的实证研究

作者：连腾飞 蔡圣刚  2021-08-10 11:25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美貌会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本文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控制访员固定效应的基础上，研究了相貌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貌会对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分样本回归发现，（1）女性的相貌对生活满意度会产生显著影响；（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相貌会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3）非农业工作从业者的相貌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将其他家庭成员的平均相貌水平作为工具变量纳入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文章最后对相貌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机制进行了探讨。

[摘 要]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美貌会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本文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控制访员固定效应的基础上，研究了相貌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貌会对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分样本回归发现，（1）女性的相貌对生活满意度会产生显著影响；（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相貌会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3）非农业工作从业者的相貌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将其他家庭成员的平均相貌水平作为工具变量纳入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文章最后对相貌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机制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相貌 生活满意度 自信 收入

[中图分类号] C9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3575（2019）06-0112-10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本的溢价问题备受人们关注，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开始增加对自身的投资，以提高自己的价值，医疗美容即是一种方式。根据《2018年医美行业白皮书》，中国医美市场呈现出如下特点：规模大、增速高，整形成为中国女性提高自信的八大方式之一、男性消费者平均消费单价是女性的2.75倍……整容的心理动因可以分为3种：常态整容、偏差整容和病态整容。[1]常态整容和偏差整容可以理解为是相貌歧视导致的整容行为，而病态整容与相貌歧视也存在着联系。因相貌差异而遭受差别对待，会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从而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影响当前的生活状态。2003年,“中国第一人造美女”在北京“新鲜出炉”。2004年,“人造美女”再掀波澜。随后几年间，整容真人秀登上荧屏，整容走进公众视野。2018年，一场关于整容的访谈综艺中，“人造美女”的观点博得观众所认同：整容可以使人变得“不平凡”，整容带来的快乐远大于接受它的痛苦。直播行业的兴起，再次掀起了看脸浪潮，也传达了美貌即是生产力的讯号。

^[1]马志国：《走过盲目整容的心理误区》，《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10期。

通过几个小时的直播，赚到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对利益的追求，促使一些人通过“整容”变身“主播”。可见，相貌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美貌所带来的巨大“吸金能力”会使一些人产生改变相貌的想法和行为。不仅如此，有研究表明，个体相貌会对婚姻（Margolin，1987）、教育（Ritts，1992）、社交（Feingold，1992；O'Connor和Gladstone，2018）和幸福感（Katsaiti，2012；Hamermesh和Abrevaya，2013）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相貌也会影响人们的工作机会和收入（Karp，2005），而婚姻、教育、社交等都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满意度指个人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一段时间内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2]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3]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历史很长，但进入实证研究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从收入、婚姻状况和环境等角度入手，自Diener E提出“主观幸福感”之后[4]，学者们将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提高了一个水平，并构建出一系列的量表度量生活满意度。林南等认为：生活质量能表达个人对生活总体的满意程度及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5]即生活满意度应当是人们对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也有学者界将生活满意度界定为“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6]作为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红经济”的兴起，让很多人看到了“美貌”亦可以成为生产力：美貌带来的关注度，既能增加收入，也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对于多数相貌普通的人来说，相貌是否会影响自身生活、影响生活满意度呢？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从个体特征、周围环境等层面论证了相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相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进一步丰富了关于相貌和生活满意度等主题的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对研究相貌和生活满意度的文献进行总结分析。第二部分介绍所使用的数据及变量定义。第三部分为模型的构建及计量结果，进行了基准回归、异质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第四部分阐述本文的主要结论及建议。

^[2]张兴贵、何立国、郑雪：《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的结构和量表编制》，《心理科学》，2004年第5期。

^[3]池丽萍：《幸福感：认知与情感成分的不同影响因素》，《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年第2期。

^[4]Ed Diener and Robert A, Emmons,“The independence of positive and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84,47(5).

^[5]林南、王玲、潘允康：《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1985年天津千户户卷调查资料分析》，《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

^[6]邢占军：《心理体验与幸福指数》，《精神文明导刊》，2005年第11期。

一、文献综述

劳动力市场存在相貌歧视，这一现象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人们普遍认为相貌较好的劳动者拥有更多升职加薪的机会，如：Hamermesh和Biddle研究发现劳动者的外表对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7]Harper关于身材影响工资的研究结果显示，标准身材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高于肥胖者[8]Rhode在其著作中持“拥有良好外表的人，在工作中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和更好的工资待遇”的观点。[9]Salter等人分析了房地产经纪人的相貌与业绩表现，发现美貌增加了更具吸引力的代理商的工资。[10]国内学者方面，刘一鹏等的研究表明，相貌高于平均水平不会有显著的工资升水，但相貌低于平均水平则会使男女性劳动者的工资有不同幅度的降低。[11]王询等认为拥有高颜值的人可以获得“美貌溢价”，而低颜值不会受到“丑陋罚金”的影响。[12]王慕文和卢二坡认为，颜值越高的男性具有更好的就业素质，并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可以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两种机制对女性并不适用。[13]以上研究表明，相貌对劳动者的就业难易程度及升职加薪机会等都产生了影响。关于相貌能够影响就业和收入的解释，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特定行业中，良好的相貌能够提高职员工作效率是真实存在的；第二种是“相貌歧视”，即雇主认为相貌好的员工生产率更高，是主观臆测的。

^[7]Hamermesh D S. and Biddle J E,“Beauty and the Labor Market”,NBER Working Papers,1993,84(5):1174-1194.

^[8]Harper B.“Beauty, Stature and the Labour Market: A British Cohort Study”,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2010,62(s1).

^[9]Rhode D.L. The Injustice of Appearance in Life and Law. Oxford Vnversity Press,2010.

^[10]Salter S P, Mixon F G. and King E W,“Broker Beauty and Boon: A Study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Its Effect on Real Estate Brokers’Income and Productivity”,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2012,22(10).

^[11]刘一鹏、郑元、张川川：《长得好有高收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貌歧视问题研究》，《经济评论》，2016年第5期。

^[12]王询、岳园园、朱晨：《颜值越高收入越高？—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经验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13]王慕文、卢二坡：《颜值越高越容易找到工作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18年第5期。

近年来，收入增长被认为是让人生活幸福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周钦等的研究指出，收入差距会影响居民的心理健康，[14]从而影响人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程超和温星祥通过研究家庭内部相对收入对我国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指出妻子相对收入的增加对男女双方的幸福感均有负向影响，但对男性的影响程度更大。[15]Aaron认为在有关幸福感的调查中，收入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6]吴开松和李华胤认为，心理收入差距比实际收入差距更能真实地测评个体生活满意感。[17]这些研究表明，工资收入等会影响个体当下的生活状态和满意度。通过研究时间、收入、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宋瑞发现休闲活动的参与和休闲消费支出对生活满意度均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18]而通过休闲活动的参与和消费支出提高生活满意度，正是以提高居民收入为前提。通过公开的政府统计数据，邢占军研究了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收入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19]郑昱等通过分析2004年至2010年21县市的面板数据，得出结论：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感有显著正相关。[20]Boyce等人认为，个人收入的排名位置可以预测总体生活满意度，而绝对收入和参考收入则没有影响。[21]在有关“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Hamermesh和Abrevaya首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将外貌与幸福感联系起来，研究发现：外貌指标每变化1个标准差，会给男性带来0.10个标准差的幸福感，女性则为0.12个标准差。[22]此外，Salvia等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常存在相貌偏见，外貌好的学生获得了更高的成绩。[23]Clifford和Walster发现即使学生成绩相同，教师一般仍会认为相貌更好的学生更聪明。[24]Boyatzis等的研究发现，外貌有吸引力的个体在同伴中更受欢迎，[25]这表明，外貌可以为主体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增加其生活满意度。通过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发现，美貌的人会得到更高水平的教育，拥有更高的工作收入，拥有更多的伙伴、朋友等，而生活满意度恰恰与这些东西息息相关。综合前人文献，相貌会影响人们的就业、工资、学习等，但直接讨论相貌与个体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文献比较少。因此，本文在探讨相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的同时，也将纳入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使本文的论证更具说服力。

^[14]周钦、秦雪征、刘国恩：《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9期。

^[15]程超、温兴祥：《家庭内部相对收入、性别身份认同与中国居民生活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

^[16]Aaron Ahuvia,“Wealth, Consumption and Happiness”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Economic Behaviou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

^[17]吴开松、李华胤：《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探讨》，《理论月刊》，2014年第2期。

^[18]宋瑞：《时间、收入、休闲与生活满意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14年第6期。

^[19]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0]郑昱、赵娜、王二平：《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感的动态关系检验:基于某省21县市2004～2010年的面板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7期。

^[21]Boyce C J, Brown G D A. and Moore S C,“Money and Happiness: Rank of Income, Not Income, Affects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0,21(4).

^[22]Hamermesh D S. and Abrevaya J,“Beauty is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3,64.

^[23]Salvia J, Algozzine R. and Sheare J,“Attractiveness and School Achievement”,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1977,15(1).

^[24]Clifford M M. and Walster E,“The Effect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n Teacher Expectations”, Sociology of Education,1973,46(2).

^[25]Boyatzis C.J, Baloff P and Durieux C,“Effects of Perceived Attractiveness and Academic Success on Early Adolescent Peer Popularity”,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1998,159(3).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

（一）数据来源

生活满意度、相貌评价、健康状况等数据来源于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大规模跟踪调查项目，该调查跟踪收集中国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覆盖了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人口迁移、个体健康等众多内容。从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展了测试调查之后，CFPS从2010年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正式开始实施基线调查，随后，还将继续进行每年一次的跟踪调查。该调查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除去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南、香港、澳门、台湾)，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则涵盖样本家户中的所有家庭成员。CFPS的主体调查问卷依据数据层次的不同，划分为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以及少儿问卷4种类型。本文主要对2016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估计研究，其中，关于观察对象个体的幸福感、相貌、收入状况、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等数据来自于CFPS调查的成人问卷部分，而反映观察对象的家户信息、家庭收入和资产的数据来自于家庭问卷部分。文中所使用的数据包括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相貌评价、健康状况（自评）、收入、教育程度、身高、体重、年龄等均来源于成人问卷部分。家庭收入和负债等信息，来自于家庭卷。

（二）变量选取及定义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生活满意度？”（life_sat）是1个以1-5表示很不满意到很满意的五点量表问题，数值越大，反映被访者对自己当前的生活越满意，并将此部分数据剔除异常值后纳入回归模型。解释变量“相貌”（yanzhi）为访员对受访者相貌的评价，1-7依次表示很差到很好，处理方法同因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其他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如：性别（gender），以0表示女性，1表示男性；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_background）：从文盲/半文盲、小学到博士；党员（party），是否为党员；户籍类型（urban16），分为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婚姻状况（marriage_status），已婚为1，未婚、离异、丧偶等记为0，表示未婚；环境（environment），从1-5依次表示对自己居住环境“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个人收入（ln_pinc），将个人收入取自然对数放入模型中；自评健康状况（health_self），1-5依次表示“很不健康”到“很健康”；根据收集到的身高、体重数据，计算得出BMI值，并根据其所属的不同范围“18.5以下”“25-30”“30以上”依次将其划分为过轻（underw）、过重（overw）和肥胖（fat）（根据WHO标准划分）。

（三）模型设定

个人的相貌如何影响其生活满意度？从这个问题出发，设定如下模型：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life_sati表示个体i的生活满意度；β0是常数项；主要解释变量yanzhii表示个体的相貌评价得分，β1衡量了相貌对生活满意度的边际影响，若β1＞0，则表示相貌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即相貌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为党员、城乡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居住地环境、收入和健康状况评价等。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样本主要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生活满意度（life_sat）评价的均值为3.528，表明大多数人对当前生活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相貌（yanzhi）的均值为5.931，表明访员对此次采访对象的相貌评价中，相貌高于平均水平的评价较多。控制变量的信息如表所示。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2汇报了相貌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为消除访员对受访者相貌评分时可能存在的偏误，本文的所有回归分析中均控制了访员固定效应。

1.相貌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基准回归  第（1）列为不加入控制变量时相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相貌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相貌评价每提高1个单位，生活满意度提高0.083个单位。这就初步验证了相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2.加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政治身份（是否为党员）等个体特征变量  从表2的第（2）列可以看出，在加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政治身份（是否为党员）等控制变量后，相貌与生活满意度依然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貌评价每提高1个单位，生活满意度提高0.086个单位。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中，相比于女性，男性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更低，但这种负相关并不显著；年龄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平均来看，年龄每增加1个单位，生活满意度将增加0.003个单位；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此外，相较于非党员，党员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显著高出0.315个单位。

3.加入户籍类型、婚姻状况和生活环境等变量  从表2的第（3）列可以看出，加入反映个体家庭生活的变量后，相貌和生活满意度依然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个体特征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依然显著。城乡户籍类型与生活满意度并无显著相关性。相较于未婚者，已婚者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会更高一些。所在小区或居委会的环境整洁度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4.加入个人收入和健康评价等变量  在表2的第（4）列，加入上述变量之后，相貌对生活满意度依然有正向影响。个人收入则不会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评价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引入BMI指标后发现，过轻和过重都会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5.使用ologit模型进行回归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life_sat）”为类别变量，故使用有序logit（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回归，并且在这之前，使用贝尔斯利与韦尔施提供的方法(coldiag2)，检验相貌、年龄等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运行coldiag2命令得到的条件数为22.24，小于30，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得出的结果和使用OLS方法得出的结论相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相貌对生活满意度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且这种影响程度的大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在基准回归中发现，个人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点与郝身永[26]的研究结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符号和显著性并不稳健”一致。

^[26]郝身永：《究竟是患寡、患不均还是患不公？—基于CGSS（2006）对居民幸福感决定的经验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三）进一步的估计结果

由于受访者工作性质的差异，不同的工作带给个体不同的感受，故个体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也会反映到生活中来，因此在进一步回归分析中，选择“工作满意度”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表3第（1）列可以发现，工作满意度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此时，相貌对生活满意度依然存在正向影响。卿石松和郑加梅的研究也曾发现“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27]。表3的第（2）、（3）列分别为加入家庭收入和家庭负债收入比（其中负债包括：购房借款、银行借款等，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农业收入、工商业收入等）的回归结果，据表可知，加入这些变量之后，相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依然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家庭收入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这一点也符合前人的研究，[28]而家庭负债收入比与个体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四）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表4的第（1）、（2）列中，我们分别考察了男女性群体中，相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女性群体中相貌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点发现也与生活现象较为接近，生活中，女性对“美”通常有更高的追求，相较于男性，女性群体更偏好于通过化妆等方式，增加自己的外在表现力，从而增加满足感。从表4的第（3）、（4）列可以看出，接受过高等教育能够显著增加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杨睿的研究发现，受过高等教育与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联系，且在所有OECD国家中,除了韩国、印度和土耳其，超过80%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29]文中发现与前人研究相吻合。在划分年龄段后的回归结果中，青年人和中年人的相貌均未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而老年人的相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青年人和中年人正处于事业发展的上升阶段和人生的奋斗阶段，良好的相貌带来的好处，会使其不断积蓄力量，为更进一步的事业发展而努力，因此，相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进入老年阶段后，生活重心的调整，使其能更好地享受生活，此时，良好的相貌带来的诸多“好处”，就能够显著的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石超和乔晓春通过使用世界价值观研究的五期数据发现，生活满意度在年龄维度上呈U型曲线变化，中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要低于青少年和老年人，[30]能够支持此处的结论。

^[27]卿石松、郑加梅：《工作让生活更美好: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幸福感研究》，《财贸经济》，2016年第4期。

^[28]康慧、张晓林：《农村居民收入质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经济问题》，2019年第4期。

^[29]杨睿：《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如何与教育相联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0]石超、乔晓春：《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分析》，《人口与发展》，2017年第4期。

此外，通过区分农业工作（农、林、牧、副、渔）和非农业工作，可以发现，在非农业工作中，相貌能显著增加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而在农业工作中，相貌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工作中，通过积累工作经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此时相貌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无帮助，也不会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相反，具有良好相貌的个体从事农业劳动，容易遭受别人对其工作能力的质疑，会降低其工作的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而非农业工作中，因“雇主歧视”或“消费者偏好”等因素的存在，相貌也可以成为一种生产力，此时，相貌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五）稳健性检验

由于相貌评价为访员对受访者的主观评价，为克服由此引起的偏误，此处采用受访者其他家庭成员的样貌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放入基准回归。其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样貌对生活满意度依然有显著影响。这验证了本文的观点：相貌会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针对基准回归总“收入对生活满意度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本文认为不同地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异较大，且这种差异在对数变换之后仍然存在，故此处将“个人收入”变量替换为“受访者在当地的收入水平”，以此消除地区之间的差异，结果如表5第（2）列所示，此时，相貌依然能够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并且收入水平也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两者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

此外，由于相貌得分是访员对受访者的主观评价，因此，受访者接受采访时的态度（回答问题的耐心程度、对调查的疑虑等），可能会影响访员对受访者的印象，进而可能导致受访者的相貌得分失准，鉴于此，本文将受访者“回答问题的耐心程度”和“对调查的疑虑”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结果如表5第（3）列所示，耐心程度和疑虑程度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相貌与生活满意度仍然显著正相关。在表5第（4）列中，加入“对未来的自信程度confidence”变量后，相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相关性的显著性消失，而“confidence”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前人研究表明：吸引力与观察到的儿童自信、自尊以及成人自我报告的自信/自尊、能力和心理健康呈正相关（Langlois等，2000）、外表吸引力和个体的自信显著正相关（Mobius和Rosenblat，2006）。据此，本文对相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影响机制做出如下假设：相貌会对个体的收入和信心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即收入水平和对未来的信心是相貌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故构建方程检验中介效应。[31]

^[31]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年第5期。

按照图1的规则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在以“对未来的自信程度”（confidence）作为中介变量的检验中，β1、β2、β4显著，而β3不显著，据此可以认为，个人对未来的自信程度（confidence）在相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形成了完全中介效应；在以“收入在当地的水平”（income level）作为中介变量的检验中，β1、β3、β4显著，而β2不显著，且Sobel的检验结果中p值为0.0075，表明收入水平（income level变量）在相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形成了中介效应。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相貌提高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中，个体对未来的自信程度和收入在当地的相对水平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自信程度完全中介了相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收入水平在相貌和生活满意度之间也形成了中介效应。

通过上述分析，相貌通过影响个体对未来的自信程度，从而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此外，个体在当地的收入水平所代表的相对收入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活水平。

从上述结果可知，在控制了年龄、收入等因素后，相貌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即相貌越好，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越高。上述结果也表明，党员身份、周围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生活满意度，个体在当地的收入水平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各级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解释了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因素：相貌。虽然相貌是天生的，但是相由心生，通过后天的不断积累，也能塑造良好的形象，形成良好的气质。本文的另一个结论是，相对收入水平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从这个角度出发，各地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居民个体也应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己的“相貌”，并提高自己对未来的自信心，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最后，我们应一致努力，改变这种“看脸”的不良风气，消除“以貌取人”造成的相貌歧视，使每个人都能够被公平对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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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mermesh D S, Abrevaya J,“Beauty is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3,64.

[3] Karp R J, Cheng C, Meyers A F,“The Appearance of Discretionary Income: Influence on the Prevalence of Under-and Over-Nutr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2005,4(1).

[4] Katsaiti M S,“Obesity and happiness”, Applied Economics,2012,44(31).

[5] Langlois J H, Kalakanis L, Rubenstein A J, et al,“Maxims or Myths of Beauty? A Meta-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0,126(3).

[6] Margolin Leslie, Lynn White,“The Continuing Role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1987,49(l).

[7] Mobius M M, Rosenblat T S,“Why Beauty Mat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

[8] O’Connor K M, Gladstone E.“Beauty and Social Capital: Being Attractive Shapes Soci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2018,52. 

[9] Ritts V, Patterson M L. and Tubbs M E,“Expectations, Impressions, and Judgments of Physically Attractive Students: A Review”,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1992,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