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法天道，立人道，使春秋人确立了人类理性的权威和尊严，形成了政治文明的道统观念。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问穆叔，什么是“不朽”？

穆叔回答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这样的回答，在流传了两千多年以后，还能作为座右铭，不仅出现在连绵不断的历史叙述里，而且被列入指导人生的格言里，不光用来评价历史，还用来立足于现实。仅凭一句话，就穿透了国家、民族和历史，一言兴邦，真是莫过于此！

穆子还说，“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官当得大，不能算作“不朽”，保着一家一姓世不绝祀，也不能算作“不朽”，说明“不朽”与官本位和家族无关。

追求“不朽”，跟人性有关，跟做圣人有关，跟人之所以为人有关。人性并非全然“不朽”，人的肉体性、物质性和功利性都会腐朽，但穆子高扬了人性“不朽”的维度，在于它的精神性、事业性和思想性，只有这三方面的成就，才能达到“不朽”。

立德，是精神性的“不朽”；立功，是事业性的“不朽”，立言，是思想性的“不朽”。在“不朽”的维度上，立德位于首列，在“三不朽”的并立中，昂然具有最高的价值。

然而，“德者，得也”，“得”什么？西周人要得天命，而春秋人则更追求得天道。

若问春秋诸子和诸侯“立德”要“得”什么？那便是要“得”道，要“得”天道。天道有如春风明月，是人人可以分享的。在分享之中，诸子意识到，道所具有的普遍性，揭示了一种远在“德”之上的强大力量在推动着社会大变动。

春秋初期，“道”的概念被普遍使用，但多半与“德”并用，不过，仍以德行为主，得道就是立德。中期以后，人们已知有德与无德，都要接受天道的检验，天道，因其客观性的尺度而成为普遍法则，如果说礼是制度性权威，德是伦理性权威，那么道就是规律性权威，道对德的超越，是春秋人对周文化的整体提升。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史默，为什么鲁国的季氏，赶走了他的国君，而人民却服从于他？史默就用天道来回答，说：命运无常，君臣无常，民意无常，天道从来就这样，惟天道有常。所以，仅仅有德还不够，还要认识道的规律，得道，就是顺应天道。

从有德到有道，是西周政治理性向着春秋时期的历史性的进展。从有道到有德，是春秋人按照理性的政治原则所做的逻辑安排。

历史形态的因果与逻辑形态的因果有所不同，历史的因果，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故德为因，道为果，而逻辑的因果，是按照概念的属性来划分的，以体用言之，道为体，德为用，以本末言之，道为本，德为末，以因果言之，道为因，德为果。

这样的划分，是以道为最高本体，为普遍法则，为根本之因，以得道的过程为圣化，以有道的主体为圣人，将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都纳入圣化之中。

法天道，立人道，使春秋人确立了人类理性的权威和尊严，形成了政治文明的道统观念，世事变迁，而由人类理性建立的道，却在一代代思想者的努力下流传，无论是在多么动荡的年代，经历多么艰难困苦的岁月，“天道”总是以其独特的“中国方式”诠释着人的理性精神，这是春秋诸子的一大贡献，在无常的历史命运中，理性益显其尊严，从有德到有道，开创历史新局面。

（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