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建共治共享的民生发展格局的内涵与路径*—对先行示范区民生幸福标杆战略定位的理论探讨

作者：谢志岿 李卓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民生发展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和初心，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内在要求。共建共治共享民生发展格局的主要特征有完善的民生内容体系、优良的民生服务质量、多元的服务供给主体、广泛的民生服务覆盖和高效公平的供给体系和制度机制。根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的意见》对民生的战略定位，结合深圳实际，建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在策略路径上需要注意如下几点：民生发展的社区化、在地化，民生供给的合作化，民生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长远性、渐进性，以及民生发展的制度创新和法治保障。

[摘 要]民生发展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和初心，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内在要求。共建共治共享民生发展格局的主要特征有完善的民生内容体系、优良的民生服务质量、多元的服务供给主体、广泛的民生服务覆盖和高效公平的供给体系和制度机制。根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的意见》对民生的战略定位，结合深圳实际，建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在策略路径上需要注意如下几点：民生发展的社区化、在地化，民生供给的合作化，民生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长远性、渐进性，以及民生发展的制度创新和法治保障。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 民生幸福标杆 共建共治共享 民生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 D616；C9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1-0020-09

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深圳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探索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径绘制了宏伟蓝图。《意见》提出要把深圳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全球标杆城市。民生幸福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目标被写入《意见》，并做出详细阐释。《意见》提出，深圳要建设民生幸福标杆，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1]加强民生建设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重视。民生幸福标杆作为中央对先行示范区在民生方面的定位，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发展方向。进一步理解《意见》对于民生幸福的定位，明确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的内涵特征，探讨推动实现民生幸福的具体路径，对深入贯彻落实《意见》，实现民生幸福标杆的战略定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得到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深圳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前瞻性问题研究”(SZ2019B021)资助，同时系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2019年8月9日。

一、民生幸福的定位：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和初心

民生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不懈追求。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从马克思所批判的“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的社会，逐步转变为某种程度的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饱经战乱之苦的西方国家，在战争的废墟上，逐步完善了资本主义的福利体系。西方现代福利制度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也需要社会福利制度缓和社会矛盾。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衰退，财政趋紧，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新自由主义兴起，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开始调整。

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批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改善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状况，建立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压迫，劳动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主体，把人的幸福生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终极追求的目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发展道路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建国起就开始实行一整套与西方不同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限，国内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福利制度模式。在城市实行“大包大揽”的单位制福利模式和面向城镇无经济收入和生活无人照料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等特殊群体为服务对象的民政福利。[2]在农村则实行以人民公社体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也发生重大变革，单位制福利逐步解体，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福利制度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福利制度的目标，是在吸收和借鉴各国福利制度的基础上，既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又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民生福利模式。

经过40年余年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发展过程经历了侧重经济发展，到更加强调人、突出人的地位，社会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更加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更加强调民生建设。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直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积累经验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是深圳义不容辞的责任。《意见》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深圳的重视和厚望，民生幸福标杆的战略部署，也为深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民生幸福标杆的战略定位，准确把握了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秦丽：《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一）民生发展关系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人的需要”和“生产发展”的辩证运动关系，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规律，[4]决定着一个时期社会的主要任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我国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定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历程的分析可以发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涨船高”；人民期待不断提升生活的“美好度”，不断增强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5]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主体，改革开放40年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两次精准把握和界定，无不以凸显群众需求和时代发展为最终旨归，体现着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立场和宗旨情怀。[6]

目前，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7]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尽管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壮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发展质量相对不高，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区域发展、城乡发展、收入分配、经济与社会发展、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市场竞争、效率发挥、潜力释放、有效供给、动力转换、制度创新不充分，[8]生态、民生、脱贫等方面依然存在短板和不足，人民需要的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更好的社会保障和更充分的就业等还相对短缺。只有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4]魏志奇：《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共享发展的新要求》，《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1期。

^[5]颜晓峰：《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6]沈江平：《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7]邓纯东：《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哪些方面》，《人民论坛》，2019年第20期。

^[8]李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中国智库网，2018年1月12日。

（二）民生发展关系党和政权的性质宗旨

为哪些群体服务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9]“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0]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章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提出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个民族、各个阶级为实现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是为人民追求美好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党领导人民不断“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探索，都是为了解决发展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改善人民福祉为己任，始终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11]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12]随着生产力发展，党对民生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增强，党的十七大正式把以民生发展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把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文明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更是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民生幸福标杆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

^[11]习近平：《在江西调研考察时的讲话》，2016年2月1日-3日。

^[1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三）民生发展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资本及其自身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14]与资本主义把物质财富作为生产目的不同，社会主义把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生产的目的。斯大林在阐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5]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发展目的的关注不同，在根本上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不同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坚持生产资料私有制，获取利益是资本的核心目标，只有在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时，在不影响物质财富的增殖和利润产出的条件下才对劳动者的生活境况进行关注。社会主义生产在关注利益和效率的同时，更关注公平，把改善和发展民生作为目的，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17]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范畴或者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18]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党和国家始终把社会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改善和发展民生，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积极破解民生难题，坚持均衡普惠的民生发展之路，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民生内涵不断丰富。党的十九大更是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把民生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点，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性，在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已经积累了雄厚基础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会比以往更加注重民生发展，更能彰显中国特色。

所以，社会建设和民生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路径的过程中，坚持推进社会建设，重视民生发展，有利于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积累新经验，有利于为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找到新思路；有利于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进一步增强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法性；有利于为世界其他国家促进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树立新典范。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78～279页，转引自李文成：《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08年，中国人学学会第十届学术年会暨“以人为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会议论文。

^[15]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页，转引自李文成：《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17]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

^[18]杨明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红旗文稿》，2019年第12期。

二、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的主要特征

《意见》明确了民生幸福标杆的战略定位，支持深圳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并特别强调提升教育医疗事业发展水平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分析民生幸福标杆战略定位的内涵，我们认为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具有如下特征。

（一）完善的民生内容体系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主要指人民的生活。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阐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因此，民生是指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民生对个体来说在勤，对政府而言，则在于公共服务。包括就业、教育、医疗、文体、交通、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家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就对象来说，则包括所有人群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和各类弱势群体的服务等。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的首要特征在于其涵盖的民生领域十分广泛、完善。尽管《意见》对民生发展格局的阐述篇幅不长，却包含了民生内容的主要方面，建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的首要标准，就是要充分考虑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优良的民生服务质量

十九大报告在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论述中，提出的要求是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意见》对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是民生幸福标杆，具体要求是：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这些要求要高于中央以往文件中对于民生发展目标的定位，在追求民生发展数量的基础上，更加突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民生发展的优质、高效，体现出党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民生发展问题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高的标准。

（三）多元的服务供给主体

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突出民众的共建和共享功能，因此必须发挥社会主体作用，让民生服务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提供。与社会治理格局类似，民生服务也同样需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体制机制。民生服务多元供给，有助于克服过去由政府部门单一供给所产生的弊端，丰富民主服务的内容，提高民生服务供给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在民生服务中，企业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主体，衣食住行等基础民生内容，须臾不可离开企业，这是民生服务与社会治理相区别的地方。尤其是在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过程中，企业化运营的物业公司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民生服务中，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必须发挥好企业作用。同时，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专业效能，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或申请志愿服务等，满足群众对于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此外，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作用，汇集群众力量扩大民生供给，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多主体共同提供公共民生服务的格局。

（四）广泛的民生服务覆盖

纵观民生服务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在民生服务领域基本采取了开放性、包容性强、覆盖面广的民生服务政策，消除了因身份等阻碍共享公共服务的制度藩篱，让外来人口比较容易在当地就业、入学、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等，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这些城市的做法为深圳建设民生幸福城市积累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真正的共建共治共享是一种在保障人民生活方面，不区分种族、民族乃至户籍的一种理想状态。深圳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位置，在建设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幸福城市过程中，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务完善、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19]不断扩大民生服务的覆盖面，实施科学合理、积极有效的人口和社会保障政策，有序推进外来（包括境外）人口身份上和待遇上的城市化、市民化，逐步实现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包容性发展。

^[19]《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2月18日。

（五）高效公平的供给体系和制度机制

建设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必须建立完善一套实现这一民生发展格局的体制机制，拥有一套与GDP增长同步的居民收入增长机制和社会分配机制，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及时、直观地惠及全体劳动者；拥有一套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能够提供与民生幸福标杆城市相匹配的高质量公共服务；拥有一套完善的多元同治的社会治理机制，大力发扬民生民主、完善社区居民议事制度，实现民生民主化，[20]通过党群服务中心平台推进服务型治理，完善现有的民生微实事等工作机制，建立包容性、参与性的公平公正的民生决策和供给制度，赋予社会主体更多的发言权，让社会决策和政策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总之，开放包容是深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民生幸福标杆城市过程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全球化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合作更加紧密、中国对外开放更加深入的背景下对深圳民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深圳建设全球标杆城市的必然选择。

^[20]王宁、李卓、谢志岿：《布局：民生幸福城市的顶层设计》，载《深圳社会建设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三、民生发展的策略路径

《意见》的出台为深圳未来30年的社会建设和民生发展确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但由于《意见》所提出的目标要求比较高，深圳目前在民生领域的现状与之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医疗、教育、人均可支配收入等部分民生指标也存在一定差距。[21]因此，建立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既需要对标先进，又需要根据深圳的实际情况，采取符合民生发展内在规律的路径和措施，不断提升深圳民生服务水平。

（一）民生发展的社区化、在地化

1929年，美国社会学家克莱伦斯·佩里提出“邻里单位”理论，主张以较小人口规模的邻里为都市生活的基本单位。邻里以小学为中心，与其他服务设施一起布置在中心广场或绿地中，每一个邻里单位占地约160英亩，每英亩10户，保证儿童上学距离不超过半英里（0.8km），邻里单位内小学周边设有商店、教堂、图书馆和公共活动中心。规模有限、设施齐全的邻里单位保证了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便捷满足日常生活需要。“邻里单位”理论构成了城市规划的基础理论之一，对城市社区建设包括我国的小区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按照该理论，每一个社区是一个自足性很强的生活空间，包含了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这些设施位于社区中心，居民可以便捷地获得这些服务。深圳在建设民生幸福示范区的过程中，必须十分重视以社区为单位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把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内容和必要设施，包含在规模适宜的社区之内，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努力打造十分钟生活圈，最大限度实现公共服务社区化、在地化，让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需求，在社区即可得到满足。

（二）民生供给的合作化趋势

区域发展一体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有利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发挥比较优势，打破区域壁垒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在民生领域，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城市间优势互补性强，更需要加强区域民生发展的合作化。与周边的惠州、东莞等地相比，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但土地资源相对不足，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可建设用地面积有限，用地相对紧张，深圳的住房、教育等多项民生内容成本较高，供给紧张。就基础教育而言，深圳居民平均年龄较轻，育龄阶段人口比重高，婴儿出生率高，学位缺口较大，与实际需求差距大，制约着“高标准办好学前教育，扩大中小学教育规模，高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实现。东莞、惠州等地，建设土地面积相对较大，成本相对较低，中小学学位可挖掘空间较大。因此，通过购买学位或者区域合作化办学的方式，鼓励和引导深莞惠相邻区域人口在东莞、惠州等地就近入学，互通有无，有利于解决这一民生痛点问题。对于东莞、惠州而言，一方面可以盘活土地资源，实现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可通过深圳优质教育的带动，提升东莞惠州临深片区的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最终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共同发展。

^[21]李卓、谢志岿：《迈向更高质量的民生幸福城市》，载《深圳社会建设之路》。

（三）民生发展的硬件化、工程化

民生发展既包括民生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包括民生制度、政策设计。过去，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片面注重城市空间以及建筑面积的扩大，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人的问题，产生了许多弊端，西方城市化过程也同样存在这一现象。美国社会学家甘斯认为，随着都市的发展，都市人口年龄、性别、收入、教育、就业等出现新的特点，塑造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终导致都市社会解组。因此，他反对通过改变都市的物理空间来改变社会结构。甘斯的理论适用于解释城市空间完善、城市功能良好的区域，过度开发物理环境，不注重人文内涵开发，造成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失落，邻里关系的淡漠等负面现象。[22]但是，针对城市空间本身破败、功能不健全的区域，进行必要的物理空间改造对于提升城市功能，改善民生服务尤为必要。空间形态和基础设施改善对公共民生服务有积极意义。以深圳市宝安区在107国道宝安段和宝安大道为例。这两条道路修通前，城市面貌较差，公共服务也比较落后；两条干线修通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产业环境得到巨大改善，带动了一大批产业发展，也带动了商品住宅小区建设和公共配套的完善，使得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成就了今天的新宝安。这是通过科学规划，改善城市物理空间形态，提升城市功能，推动民生改善，进而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深圳在建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的过程中，必须更加注重改善城市的物质生活空间，尤其是加强落后破败区域的空间改造，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需要合理规划和建设轨道交通，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23]实现区域快速通勤，建立1小时快速通勤圈，通过交通等基础设施改善，诱导人口、产业等资源合理布局和流动，进而促进民生发展。

^[22]Gans, Herbert J.: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2; People, Plans, and Policies: Essays on Poverty, Racism, and Other National Urban Problem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23]《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2月18日。

（四）民生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

民生发展是一项系统化工程，既包括民生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也需要恰当处理好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其他方面的关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努力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经验、做出贡献。民生发展要求就业、医疗、文化、体育、交通、住房等关系人民生活的各个维度都得到发展。《意见》指出，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涉及内容涵盖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居住和关注弱势群体层多个层面，民生幸福标杆城市的建设要在这些方面同时发力、均衡发展，而不是片面发展。同时，民生发展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过程，民生发展是其他各方面发展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目前深圳的经济发展成绩相对突出，必须进一步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注重民生发展和社会建设，不断增强深圳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此外，要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推动深圳与周边城市区域的协调发展，与湾区其他城市实现联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通过湾区民生服务的整体协调发展，促进深圳和大湾区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

（五）民生发展的长远性和渐进性

《意见》为深圳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划分了三个阶段，确定了每个阶段的发展目标，民生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深圳民生事业基础与先行示范区目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领域还有很多欠账，如基础教育学位供给严重不足，人均住房面积小、房价过高，医疗、社会保障还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等，这些短板得到补齐还需要一定时间。由于深圳常住人口规模较大、结构比较复杂，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或者需要突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在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既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忽视民生事业，同样也不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财政负担能力过度扩张民生福利的范围和层次。在推动经济、文化、生态和民生建设协同发展的同时，要分清主次缓急，防止冒进，将《意见》精神转化为一个个行动方案、一项项具体措施，稳步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六）民生发展的制度创新和法治保障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建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既是理念创新，也是制度创新。民生问题因涉及到人民的实际利益，涉及的体制机制往往更加复杂。在公共服务和民生发展过程中，国家和地方均出台了一系列标准和规范，在保证工程和服务质量规范、可控的同时，也由于其滞后或僵化的特征，不能适应时代需求和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此，深圳要建设先行示范区，必须突破这些僵化的体制机制，通过制度创新驱动，推动民生发展。其中涉及到的事权问题，需要深圳通过改革不断探索，也需要得到中央和省的支持授权，通过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突破民生事业和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教育方面的学校建设标准、教学设施建设标准、招生录取政策等，医疗服务方面对于先进医疗技术、药品等的引进和应用程序等，交通服务方面对于交通道路设施建设规划审批变更的自主权等，在不涉及国家重大体制机制和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特区立法权优势，在权限范围内，大胆突破束缚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消除体制机制障碍。

总之，建设民生幸福标杆，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对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一个重大发展机遇，必然提升深圳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给深圳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同时，《意见》对深圳所提出的民生幸福标杆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是迄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30年民生发展的最高标准的一个表述。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巨大的投入，也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伟大工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要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安排，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不断让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均衡地惠及全体居民，勇担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深圳的新使命、新任务，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的新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