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改善城乡收入不平衡吗？—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作者：陈向阳 潘敏基 黄立华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收入不平衡的作用机制，利用广东省20个市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降低城乡收入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能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要进一步改善城乡收入分配失衡，必须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摘 要]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收入不平衡的作用机制，利用广东省20个市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降低城乡收入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能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要进一步改善城乡收入分配失衡，必须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关键词]普惠金融 面板数据模型 城乡收入不平衡 

[中图分类号] F124.7；F8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1-0037-08

一、引言

富者余也，余者借也；贫者缺也，缺者贷也。所以富者赚取了利息差，贫者用钱依靠富者，收入不平衡也是金融发展的动力。那么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否改善收入不平衡呢？目前，普惠金融作为G20峰会的重要议题，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改善收入不平衡的重要措施，频频出现，普惠金融的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否改善城乡收入不平衡呢？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成立格莱珉银行后，提高了孟加拉国乡村居民的收入，减缓了当地的贫困，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城乡收入不平衡有着正向效应。在现有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种：一是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即普惠金融发展初期或发展水平低的阶段会扩大收入不平衡，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会在后期起到改善收入不平衡的情况；二是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资金流向富裕地区和高收入人群，会恶化收入不平衡的情况；三是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扩大辐射范围，能覆盖到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率和福利水平，实现社会公平。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关注的焦点，2006～2015年期间，广东的城乡收入比从2006年的3.13降至2015年的2.6，比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低5%，但是高于浙江、江苏、山东和福建。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消除城乡收入差距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迫切任务，而金融发展统一了资本市场，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减少地区间与行业间投资收益的差异，深远影响着城乡收入的差距。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金融宽度也称为普惠金融，指的是让社会成员普遍享受的并且给予农村等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适当优惠的金融体系，其反面是金融排除。为消除弱势“三农”普遍遭受的一定程度上“金融排除”现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那么，如何度量金融的普惠程度？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不平衡有怎么样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二、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周东波（2010）认为之所以城乡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是因为金融资源在城乡分布是不平衡的，并从金融发展门槛与金融资源配置两个视角，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失衡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广东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以及政府支农政策对改善城乡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积极作用。崔艳娟（2012）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于减缓贫困的影响，在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978～2010年的数据，采用GMM、OLS的估计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会通过金融服务来减缓贫困，作用有限，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刘开华、施修玲和宋立（2015）利用2003～2012年成都19个区县数据，通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GMM估计方法，对成都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成都的金融发展对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农村居民，且农村居民收入具有跨期影响，金融发展加剧了收入的不平衡。卿剑（2014）把金融发展分为金融效率与金融规模两个角度，分别与城乡收入差距做回归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金融发展规模带来的负效应大于金融发展效率，总体来说，金融发展显著地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是一种包容性金融，目的在于减少传统金融排斥，确保人人享有便捷的金融服务。目前，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来计算金融发展的普惠程度，用其来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肖瑞（2015）利用2006～201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PVAR模型测算了各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的作用及其作用的程度，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滞后预期能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并且西部地区改善的幅度大于中部，中部地区又大于东部。朱红林（2014）利用山东省所辖1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山东省1983～2012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效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而普惠金融的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无关，农村金融对居民收入的增加具有正向作用，但是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不平衡的改善无影响。杨文华（2016）把重庆作为研究样本利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出发，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做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平稳关系；金融的规模与效率是收入差距的单向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规模对于城乡收入不平衡起到改善的作用，金融发展效率起到恶化的作用，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作用效果明显小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苏伟琦（2016）利用2008～2014年全国和5大分区（直辖市、东、中、西、中部和东北）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发现国内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全国范围内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负相关。

本文以广东省20个地级市普惠金融发展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来反映各市金融发展的普惠程度，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来计量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文献。

三、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不平衡的作用机制

金融权利的不平等，会导致获得金融服务的金融排除现象，更会导致城乡收入的不平衡。作为金融排除反面的普惠金融，就是通过各种金融资源的整合和金融制度的创新，增强社会全体尤其是长期排除在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贫困人群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实现社会全体拥有平等的信贷权，逐渐改善收入不平衡的情况。在现有的相关文献中，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改善收入不平衡的影响是通过门槛效应、排除效应、减贫效应来实现的，本文通过归纳总结，分别从信贷价格机制、投资机制、财富积累机制及就业机制来分析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不平衡的作用。

（一）信贷价格机制

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农村的信贷价格。农村的信贷价格一般高于城镇的信贷价格，原因首先是，因为农村地区经济实力比较弱，土地也是流转土地，缺少金融机构认证的抵押品；其次，农村居民也会因其信用条件差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信贷担保人比城镇少。同时，农村的教育水平落后于城镇，居民的金融意识不强，没有建立自己良好的征信，国家也未针对农村地区建立起完善的征信系统。更重要的是，农村居民背后依赖的是脆弱的农业生产，资产回报率比较低，还款付息能力远不及城镇居民，信贷违约风险比较大，因而信贷价格较高。不同的信贷价格，对应不同的信贷需求，农村居民会因为其信贷价格的提高而减少信贷，甚至会放弃部分合理的信贷需求。

但是，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村征信系统得到完善，农村信贷价格过高的局面得到改善，农村居民也能获得更多信贷权。如图1所示，在价格水平A的右侧，农村信贷价格与信贷量的关系为斜率平坦的直线。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政府出台价格调控政策，把农村地区信贷价格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放宽信贷申请条件，之前不能满足信贷条件的大部分农村居民

能进入普惠金融体系，农村信贷价格与信贷量关系为斜率陡峭的直线，信贷需求会大幅度提高。同时建立一定的贷款保险制度，维持金融机构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普惠金融消除了金融发展中的“门槛效应”，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合理信贷需求得到满足。而城镇居民达到原有信贷条件的人数多，对于现有信贷条件的放宽，并不敏感。如图2所示，因为直线与的斜率大小接近，需求曲线的斜率没有太大变化，未能引起信贷需求明显增加。即农村居民的受益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信贷价格愈低、信贷需求愈高，有利于其收入的增加，因而普惠金融起到了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的作用。

（二）投资机制

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金融深度的主要标志是整个经济中金融部门的发展和社会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而金融宽度也称为包容性金融，即普惠金融，强调的是金融的可获得性，也就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能获得更多便捷的金融服务。由于金融的逐利性，金融深度发展的结果是导致金融机构集聚于城市，陈向阳（2016）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业集聚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和收入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金融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负面影响，技术落后的地区仅当它们拥有必要的资金来源时，方可得到受益于新技术的机会，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如果缺乏具有发散增长率的合适的金融市场，则即使条件满足也无法获得那样的机会。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可能性将会随着农村自身金融的发展而提高，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投资渠道起到了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的作用。其一是普惠金融统一了城乡资本市场，减小了地区间投资收益的差异，并提高了平均收益率；其二是普惠金融的政策减少了城乡地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未来收益风险的差异，促进投资者对城乡地区的投资项目作出较为理性的选择；其三是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发挥生产的相对优势，提高规模经济的好处，进而提高投资的平均收益率；其四是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农村地区建筑物、土地和其他本不能上市的实物财富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市进行交易和转让，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通过资本的自由转移提高投资效率。农村地区投资效率的提高，提高了其收入水平，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财富积累机制

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更多的低收入家庭获得了信贷机会，农村居民在初始财富很低的情况下也能投资某个具有收益的项目，财富在短时期内会得到快速增加；城镇地区因为更复杂的金融体系能够限制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金融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高于农村地区，更低的审核筛选成本，可以将资金向最佳投资引导，高收入的城镇地区会消耗更多的金融服务，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就快于农村居民，在储蓄倾向一定的条件下，城镇居民的储蓄额增长快于农村居民。在当前房地产价格持续升高的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城镇居民也获得更多的信贷机会，并且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入房地产部门，房地产的快速膨胀使房地产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收益率，使城镇居民的财富积累快于农村居民，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四）就业机制

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货币实际收益率的上升，提高了投资者的资金成本，为节约资本使用，投资者会倾向于以劳动密集型生产替代资本密集型生产，提高了就业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本却相对稀缺。因此，通过以劳动密集型生产替代资本密集型生产，既充分利用了这些剩余劳动力，又可以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本。从而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长，改善城乡收入不平衡的情况。

总之，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究竟是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还是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还需要利用实证结果来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测算

本文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是依据印度学者Mandira Sarma（2008）构建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广东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量化分析。在Sarma的观点中，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应类似于人类发展指数（HDI）、性别发展指数（GDI）从多个方面评价，然后得出综合指标，即用一个数值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测算。本文主要从三个维度测算，分别是地理维度服务渗透性、人口维度服务渗透性和金融服务的使用性，再用6个指标来对各个维度进行评价。中国的金融服务体系主要是银行业机构为主，所以本文采用的指标来自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的地理维度上，分别以每万平方千米拥有的银行金融机构网点数和银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为评价指标；在人口渗透维度上，分别以每万人拥有的银行金融机构网点数和银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为评价指标；在金融服务的使用维度上，分别以人均存款占人均GDP的比重和人均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为评价指标（见表1）。权重的确定，权重相对于指标而言是用来评价该指标在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中的重要程度，对比几种赋权方法后，采用一种客观的变异系数法作为赋权方法，为克服各项评价指标量纲不同的影响，需要用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各项指标取值的差异程度。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_（1）

上式中下标it表示第i城市第t指标，σit为第i城市第t指标的标准差，it为第i城市第t指标的平均值，

（t=1，2，3，4，5，6）。

各地级市各指标的权重为：

_（2）

再将各个不同量纲的指标标准化处理，得到普惠金融各个指标的测度值：

_（3）

其中，it为第i城市第t指标的样本数据实际观测值，max是样本数据最大值，min是样本数据最小值。所以，采用Mandira Sarma（2008）测算IFI的方法如公式（4），来计算广东省各地级市2006～2015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_（4）

（二）其他变量与度量指标

（1）城乡收入不平衡指标（CJ）。在现有关于收入分配失衡的文献中，一般采取基尼系数或者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作为量化的指标，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可比性和认可度，本文借鉴了张晓燕（2016）的做法，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收入不平衡的代表指标，作为计量分析的因变量。

（2）经济发展水平（GDP）。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对于改善收入不平衡有正面效应，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化越来越严重，有可能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本文采用人均GDP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

（3）财政政策（CZZC）。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提出，财政能调节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社会公平，财政支出能提供公共产品缓解收入不平衡，加大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直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财政支出能在教育支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保障性支出上给予农村地区更多援助，促进其居民收入增长。本文用人均财政支出占人均GDP比作为度量政府政策指标。

（4）对外贸易（JCKE）。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不平衡起到正向作用，一方面，根据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的观点：开展对外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城镇各种基础设施完善，是对外贸易的重点地区，对外加工贸易业发达，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以，城镇的劳动力报酬提高，即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另一方面，城镇作为外贸的主要地区，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推动城镇经济发展，提高其居民收入。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用进出口增加值占GDP增加值比作为度量指标。

（5）产业结构（DSCY）。城市城镇地区第三产业发达，就广东来说历年的第三产业的产出值占全省的80%以上，城镇地区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较多，而农村居民则一般从事第一、第二产业。按照周绪军（2015）的观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工资性收入高于低附加值的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镇居民收入提高贡献最大，则农村居民收入相对降低，所以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大，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也会加大。本文采用进出口增加值占GDP增加值作为测算指标。

（三）计量模型与回归结果

本文选取广东省所辖的21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数据由各年广东统计年鉴整理得到，深圳市除外，因为深圳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全体人口均为城镇居民，不存在城乡收入不平衡问题。因此，选取除深圳外的20个市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利用OLS和GMM估计方法进行回归。计量模型如下：

_（5）

_（6）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见，关键解释变量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的回归系数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负相关系，即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可明显地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因为，广东在2006~2015年期间积极完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其一是创新普惠金融的服务。开始着手建设农村信用体系，2015年6月，全省20个试点县启动县级征信中心，启动信用村1963个，认定信用户达到30万户，各个试点县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贷款工作也启动。农村征信体系的建设完善，有利于农村居民的信贷价格的降低，减少信贷成本。即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信贷成本的降低，提高了信贷回报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另外，从2005年开始，广东省积极建设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包括广东省农信社联、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扩大了服务的覆盖面，受众群体不断扩大，落后偏僻的农村地区也能享受到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多元化，农村金融（保险）服务站、乡村农业补助点、“政银保”新型贷款，还有多种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专门从事“三农”贷款和现代农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出现，农村居民了解理财、购买理财产品的渠道得到拓宽。其二是普惠金融规模得到扩大。从2006年到2015年，广东省普惠金融服务规模显著提高，金融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不断增多。截至2015年末，金融机构多达16465个，比2006年增加1059个，从业人员为316630人，比2006年增加37.2%。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保持稳定增长趋势，2015年各项存款余额9.57万亿元，同比增长12.3%，是2006年的3.7倍，贷款余额11525.8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其三是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得到提高。2015年末，广东省农村合作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8915.1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4.0%。全年涉农贷款总额9270亿元，同比增长3.2%，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110亿元。

人均GDP增速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增长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农村。财政政策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财政政策可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是实现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最重要的力量，具有市场、第三方机制不具备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改善城乡收入不平衡具有正向效应，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吸收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验证了前面理论分析的结论。滞后一期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本质上具有动态性、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上一期对当期存在显著的影响，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可明显地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宽度增强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质的提高，特别是农村金融普惠程度的提高，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发挥显著的正向效应。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建设普惠金融体系

从金融体系的层次结构来看，我国缺少的是对微型企业和农户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金融机构，而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就是金融体系中的“毛细血管”。为此，可由商业银行向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批发贷款，必要时由国家提供部分担保；同时建立一批公益性的小额贷款公司，专门为农村地区的贫困户提供信贷。通过体制创新找出大规模发展村镇银行的新模式，促进村镇银行的快速发展，例如可尝试由大的商业银行成立一个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在农村地区吸收当地的民间资本作为小股东。另外，要加强对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防止由于监管不严造成的违规吸储、非法集资现象。

（二）优化金融生态，加强普惠金融的征信体系建设

金融中介机构影响经济增长有五个渠道：提供事前信息、监控投资、更好地管理风险、发动储蓄和促进货物与服务的贸易，而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影响以上渠道畅通的关键因素，执法环境是金融体系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法律和会计制度是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解释因素。为此，需要发展农村信用体系，建立农户与中小企业的信贷登记系统，建立动态的信用评价机制，优化普惠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加强金融服务的宽度，针对不同的金融需求提供差别化的金融服务，有效发挥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加强普惠金融下的农村金融文化建设

农村金融文化是规范信贷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和助推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农村地区广大农户的金融知识还比较匮乏，对普惠金融文化的认识程度也不高，阻碍了普惠金融政策的有效推进。为此，通过网络、电视和金融知识讲座等渠道加强农村金融文化的宣传力度，创新金融文化的管理体制，推进诚信文化建设，提高农户的金融参与度。

（四）加快商业银行的微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

给商业银行加入一些激励机制和补贴机制，使商业银行有更大的内在动力来扩大对微小企业的融资，例如可提高对微小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在贷款额度和存款准备金等方面对微小企业贷款的补贴措施、建立微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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