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评关于《21世纪资本论》的争论*
作者：舒丽娟 黄晓野 2021-08-12 17:5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围绕数据与政策建议，西方学界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代表著作《21世纪资本论》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左翼学者认为皮凯蒂的数据真实而细致地勾勒了资本演变的历史趋势。右翼学者指出皮凯蒂数据采集和处理存在技术性问题。左翼学者将公平概念限定于经济层面，正确指出资本税消除社会不平等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忽视了资本税挫伤个人经济激励而导致经济持续衰弱的可能性。右翼学者并不否认公平的重要性，只是要求以保障个人权益为出发点，认为拓展公平的意涵是促进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出路。反思这场争论，并理解争论背后左、右翼学者在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层面上的区别，有助于深入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于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摘 要]围绕数据与政策建议，西方学界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代表著作《21世纪资本论》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左翼学者认为皮凯蒂的数据真实而细致地勾勒了资本演变的历史趋势。右翼学者指出皮凯蒂数据采集和处理存在技术性问题。左翼学者将公平概念限定于经济层面，正确指出资本税消除社会不平等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忽视了资本税挫伤个人经济激励而导致经济持续衰弱的可能性。右翼学者并不否认公平的重要性，只是要求以保障个人权益为出发点，认为拓展公平的意涵是促进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出路。反思这场争论，并理解争论背后左、右翼学者在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层面上的区别，有助于深入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于我国收入分配理论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21世纪资本论》 公平 效率 整体主义 个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 F093；F014；F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1-0045-10
*本文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19年规划基地课题“新形势下的海南多维贫困测量研究”[HNSK(JD)19-29]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于2014年3月初在美国出版发行的《21世纪资本论》，以长时段历史数据描绘了财富和收入两个多世纪的变迁进程，指出社会不平等问题肇因于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自行修复社会不平等问题。西方学界围绕该书的理论渊源、数据和资本税政策建议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关于理论渊源之争，笔者已另辟篇目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述。[1]而表面上的税前数据与财税政策之争，本质上是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左翼学者倾向经济思想整体主义方法论，依赖简单便捷的资本税政策实现社会公平，却忽略了个人能力差异与需求的多样性，这将导致经济激励消失，经济效率难以为继。右翼学者偏好经济思想个人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社会人视角，在公平概念上突破经济平等的理论局限，关注个人权利多层次的追求，拓展了公平的意涵，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长期统一。深入理解这场争论，对我国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基于争论内容的逻辑，辨析左、右翼学者在公平意涵、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方面的差异，揭示双方的思维方式特征及其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权衡影响。
二、社会公平的测量及其意涵
保罗·克鲁格曼等左翼学者赞扬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以翔实的历史数据，为我们清楚、准确地呈现了资本集中的现实情况及动态变化趋势，认为资本过度集聚导致了社会不平等，强调社会公平即为经济意义上的合理差距[2]。有右翼学者直接批评皮凯蒂对数据的搜集和处理存在缺陷，有言过其实之嫌。比如，无视税收政策变化对数据源的影响，导致数据统计结果不能客观反映事实。如税率调整会引起富人把公司收入划归到税率低的个人收入项目下，或者是将资产转换为税率低的资本形式，以合理避税[3]。马丁·费尔德斯坦指出，上世纪80年代实施的一次大范围的减税以及自我雇用的个人所得税改革，都对个人收入带来明显变化[4]。而且，应税收入概念改变也会引起个人收入数据前后不一致[5]。
又如，忽略社会保障体制也会夸大社会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学的收入概念不同[6]，税前数据不包含如医疗保险、食品券等转移支付或福利保障项目。哈伯德和奥尔巴赫等都认为，相比遗产，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占家庭收入比重更大[7]。税后数据显示贫富差距在合理区间内[8]。
[1]参见拙文《皮凯蒂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欧美学者关于〈21世纪资本论〉理论渊源的争论》，《铜陵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2]Paul Krugman, Now That's Rich: Commentary. New York Times, Late Edition (East Coast), A.27, May9,2014.
[3]Alan Reynolds, Why Piketty's Wealth Data Are Worthless.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2014-7-10 (A11).
[4]Martin Feldstein, Piketty's Numbers Don't Add Up.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 Opinion,2014-5-14.
[5]Michael Potter,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Critique of Thomas Piketty's Political Economy, A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 Reform,21,2014.
[6]经济学中的收入可以来自工资，财富（资本）回报，或者是政府转移支付。
[7]Hubbard G., Taking Capital’s Gains: Capital’s Ideas and Tax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ational Tax Journal,3,2015; Auerbach A J. and Hassett K., Capital Tax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2015.
[8]Alan Reynolds, The Mumbo-Jumbo of'Middle-Class Economics'. Wall Street Journal, Opinion,2015-03-03.
而数据处理规则不一致同样影响结果准确性。奥尔巴赫和哈塞特认为，皮凯蒂忽略资本占比较低的年份数据，数据平均值具有“高度典型化”特征，各阶层数据调整方法不一致，使得不平等曲线陡峭程度超过了实际情况[9]。克里斯·贾尔斯和费迪南多·朱利亚诺则根据《金融时报》调查，指出数据还存在抄写错误、项目解释不详或者缺失、权重设置不合理等问题[10]。之后前者又发文指出皮凯蒂错用计算公式和凭空捏造数据[11]。
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与皮凯蒂相异的结论。阿兰·H·梅尔泽、斯蒂芬·罗斯、麦克·斯凯勒、菲利普·阿莫等人得出的实证结论与皮凯蒂大相径庭[12]。杰西·布瑞克使用美国人口调查局数据得到的结果均显示皮凯蒂结论确有不实[13]。
左翼学者对此不以为然，提出研究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平等程度应采纳税前数据[14]，且担心有富人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不平等程度还可能被低估[15]，认为在大量的历史数据统计计算中，数据或许存在的谬误已显得微不足道[16]。
[9]Auerbach A J. and Hassett K., Capital Tax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0]Chris Giles and Ferdinando Giugliano, The Holes in Piketty's Inequality Data,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Companies and Markets,2014-5-26, p.19.
[11]Chris Giles, Piketty Findings Undercut by Errors. Financial Times,2014-5-23.
[12]Allan H. Meltzer, The United States of Envy, Research & Opinion on Public Policy,4,2014; Stephen Rose, Piketty and the New Marxists Are Selling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Short,
[13]Bricker J., Henriques A M., Krimmel J. and Sabelhaus J., Measuring Income and Wealth at the Top Using Administrative and Survey Data.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08,2015.
[14]Peter K. Enns, Nathan J. Kelly, Jana Morgan, Thomas Volscho, and Christopher Witko, Conditional Status Quo Bias and Top Income Shares: How U.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ave Benefited the Ric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2,2014.
[15]Joseph E.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2012.
[16]Justin Wolfers, A New Critique of Piketty Has Its Own Shortcomings, The New York Times,2014-5-2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左翼学者对右翼学者的回应一定程度上有失公允。他们只是倾向于使用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以强化社会公平的经济学意涵，坚定自身理论信念，即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社会不平等。从现代经济学原理看，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本作为工业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形态，资本的价值不断升高，流动性加快，配置方式趋向多样化。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受到显著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推进了工业经济格局的扩大并产生变化，进一步增进了资本的流动和资本所有权的更替，资本和劳动力两个生产要素的分布在一国之内，乃至全球范围内出现失衡。资本驱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也为资本带来高额回报，社会贫富差距随之扩大。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英美两国在撒切尔和里根的领导下再次兴起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伴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资本在全球快速自由流动，工业化大生产格局得到进一步提升和拓展，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了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使得西方国家脱离了70年代的滞胀，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新兴国家的经济也迎来了高速增长期。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带来了机会，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阶层状态，资本益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接连爆发。就目前情况而言，即使统计时段内经历了各种税改，有关收入分配具体差距程度的税收数据却是目前最好的[17]，皮凯蒂使用它们很好地印证了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大部分左翼经济学家由此便把社会失序的责任推到了市场经济头上，认为市场经济造成贫富差别过大，且市场秩序本身无法在各个阶层间均衡社会财富。这一市场失灵进而危及社会民主，这种社会动荡是国家职能的失职，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有违价值取向。
[17]N. Gregory Mankiw, 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2013.
左翼学者轻易把市场失灵作为理论前提，却忽视了现有市场的不良后果，是政府之前不当干预扰乱市场秩序所致的可能性。不容忽视，自从新古典经济学开辟了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新思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应用物理与数学的分析范式，寻求经济增长的科学道路。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刺激复苏经济卓见成效以来，经济学更加沉醉于数理模型的建构。这一研究体系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应的国家顶层设计政策陆续出台并得到贯彻。但数学语言使得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失去了现实生活中个体差异性的前提依据。《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数据就无法描绘出财富产生与衰退的全景构图，理论建构也无关财富、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分析[18]。基于宏观和中观的数据统计无法将理论框架延伸及微观层面，这使得皮凯蒂的政策建议关注事后结果，而不是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使得国家政策干预过度，扰乱了市场秩序，并因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比如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19]，2008年的经济危机等[2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99%占领华尔街”事件，现今讨论的两极分化加剧也不例外。我们应当注意到《21世纪资本论》引发的轰动效应不是偶然。该书英文版的发行时间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时隔短短六年，美国政府货币量化宽松的政策与金融空转的机制，再加之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极大可能共同加快了不平等恶化的速度，社会不平等其实是最近一次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这种种不利因素要么是政府干预过度，抑或是政府不作为形成的。
[18]Gates, Bill, Why Inequality Matters.
[19]参见[美]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0]参见吴易风、王晗霞：《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4期。
右翼学者指出，尽管皮书明确显示了市场经济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但皮凯蒂的论证是不完整的、含糊不清的，没有准确解释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机制[21]。他们反对左翼学者所指的市场经济“富人越富”逻辑，更加反对皮凯蒂关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社会不平等这一论断，指出社会公平的内涵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均等，而是个人权益的平等。这种权益体现在私有财产权利、继承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健康的权利等方面。米兰诺维奇著书专门提出“库兹涅茨波动”假说，即不平等加剧、减缓、再加剧，如此交织运行，或许永无终结，也提出造成不平等问题的经济驱动力有：全球化、技术进步、金融市场、垄断市场[22]。根据资本收益递减原则，世袭资本并不会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造成威胁。相反，因为资本收益随着资本积累增加而递减，而资本的增加将提高劳动者生产力，工人工资将增加[23]。即使存在r-g规律，顶层人群的财富主要是靠企业家才能生产财富而非“世袭资本”生息[24]。“超级经理人”的高额工资回报可能源于先进的数字技术激发、提升了高管们的边际生产力，使他们更有“价值”[25]。从个人权益角度出发，因才能和遗产继承而获得更多财富是自然趋势，应当受到保护。市场回报和税收制度本身是不应当追溯道德意义的，经济平等与道德无关。市场秩序产生的贫富差距是合理的、适当的，经济不平等的恶化是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等超边际因素引起的。比如国际金融体系、政治结构、教育、福利制度等[26]。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经跨国比较实证研究，发现r-g对收入不平等影响不显著，制度应是社会不平等的主因[27]。有学者强调，教育与技术发展的相对速度对收入分配是有显著影响的[28]。此外，性别、种族、残疾、性取向和房地产政策等人力或社会资本因素也会对财富再分配产生影响[29]。
从以上右翼学者对数据缺陷和社会不平等原因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右翼学者是以一种意义深远的自由主义立场，来审视左翼学者维护的社会不平等测量方法和原因分析的。右翼学者并不排斥经济平等，但不能停留于此，而是进入人的全面发展的宽阔视野，指出社会公平的意涵是指社会人的各种相关权益的平等。同时他们也不否认经济不平等的现状，但是深入社会现实，不难发现，政治制度和市场体制的不完善，导致市场环境中存在不健康现象，也暂时不能为人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权益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从而加剧贫富悬殊。
[21]Keith Tribe, Wealth and Inequality: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ast & Present,1,2015.
[22]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2016.
[23]N. Gregory Mankiw, Why Inheritance Is Not a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p4,2014-6-22.
[24]William McBride, French Economist Wants Top Tax Rate of80 Percent to Fix Inequality,
[25]Robert Skidelsky, Super-Rich Century, Prospect,3,2014.
[26]James Galbraith, Policy, Not Capitalism, Is to Blame for The Income Divide, Financial Times,2014-5-26.
[27]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General Laws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2015.
[28]Wojciech Kopczuk, Recent Evol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Comments on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ax Law Review,68,2015.
[29]Piachaud D., Piketty's Capital and Social Polic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4,2014.
三、资本税政策建议和公平效率的关系
左、右翼学者的争论还具体表现在资本税政策建议上，实际上凸显了双方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不同认识。
在认定市场失灵致社会不平等的前提条件下，以克鲁格曼、加布里·祖克曼、马克西米利安D.奥克菲和亚切克B.克罗克兹克为代表的左翼学者赞同皮凯蒂通过财政体制进行国家干预以制止这种市场失灵的态势，强调维护公平并不影响效率[30]。他们认为，既然资本集中是社会分化的驱动力量，若要改变资本集中的现实和趋势，恢复资本税收传统是直接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最有效工具。只有缩短社会阶层的财富与收入差距，才有可能减轻由两极分化造成的民主威胁，稳固社会结构。因为税收是限定市场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一方面控制私有资本的过度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税收重新分配投入到公共领域中，改善基础设施、教育等社会福利[31]。特别要加强工人力量和征收公司税，转移利润到工资中去，以此来限制高资本回报[32]。尽管资本集中可以创造就业和推进技术革新，但金融市场的资本并不涉及再生产[33]。而且，即便资本用于再投资，所得产出不能为社会低消费能力吸收，也会通过垄断、买方垄断、失业等形式使得劳动工资停滞和社会不平等加剧[34]。巴里·艾琴格林强调，财富税恰好可削弱财阀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力量，减轻垄断，有提高经济效率的可能；与现行税制相比，扭曲经济的程度会更低[35]。从历史经验看，几乎也没有事实证明累进财富税会对储蓄与投资不利，欧洲二战的经验可以为证。有学者提供了不动产税、不动产交易税[36]、土地价值税等具体税种选择[37]。
[30]Paul Krugman, Now That's Rich: Commentary.;Zucman G., 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 O'Keefe M D. and Krawczyk J B., Viability of An Economy with Constrained Inequality in A Two Tax System, Working Paper,
[31]Gudeman S., Piketty an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Forum,1,2014.
[32]Sawyer M., Confronting Inequality: Review Article on Thomas Piketty on“Capital in the2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6,2015.
[33]Paul Krugman, Now That's Rich: Commentary.
[34]Lambert T E., Monopoly Capital and Capitalist Inequality: Marx after Piket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1,2016.
[35]Barry Eichengreen, Book Review: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36]Clemens Fuest, Andreas Peichl and Daniel Waldenström, Piketty’s r-g Model: Wealth Inequality and Tax Policy, CESifo Forum,2015.
[37]Matthew Rognlie, A Note on Piketty and Diminishing Returns to Capital,
右翼学者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这自然是与个人权益密切相关的。他们认为资本税有损经济发展，主张在保障个人权益的条件下，以效率促进公平。事实上，早在2009年，克里斯·爱德华兹在调查了当时的美国税率规则之后，就驳斥了皮凯蒂提高富人群体税率的做法。毋庸置疑，资本税会引发更多避税行为，导致应纳税收入减少和产出降低。应避免打击具有生产力与企业家精神人群的生产积极性。累进税率结构也不及平坦型税率结构更有效率。而且，资本税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在高税率政策的惯性驱使下，政府可能因沉迷于盘剥富人财富而忽视了社会公平规则[38]。
随着《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出版，右翼学者更加细致地阐释了资本税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莱纳·尼曼等认为，财富税是否具有经济效率取决于核心投资阀值的偏导数，该偏导数随财富税参数不同而定[39]。艾伦J.奥尔巴赫等指出，财富税将直接对无风险投资收益征税，这会引起跨期扭曲，也使得向回报率中其他组成部分征税变为泡影[40]。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人预估高税率只会造成资本流出，直至税后资本收益率和以前持平[41]。詹姆士A.多恩以中国为例，说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会增进国民财富增长，资本税不利于个人自由、经济自由与增长[42]。有学者表示担忧，尽管资本税可以直接消除不平等，但将显著影响生产动机，会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承担意愿。相应的投资、就业、工资、产出和收入都将减少，这会使得每个人都变得更穷。并且，资本税还会面临来自宪法的障碍，各个联邦难以平均摊派这类直接税，其在制度上是难以行得通的[43]。目前为止，没有文献支撑r-g规律与财政体制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且与史实也并不相符。有学者指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高边际税率政策只对极少数富人产生实际作用，结果是不平等问题被进一步强化。政府管制未真正触及不平等加剧的根源[44]。
[38]Chris Edwards, Resenting the Rich
[39]决定财富税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的参数包括：历史成本会计项目初始税值、公允价值会计下初始税值的乘数、估价方法、资产折旧率、金融资产的可征税部分和财富税率。Niemann R. and Sureth-Sloane C., Investment Effects of Wealth Taxes under Uncertainty and Irreversibility, Arqus Discussion Papers in Quantitative Tax Research,24,2015.
[40]Auerbach A J. and Hassett K., Capital Tax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ubbard G., Taking Capital’s Gains: Capital’s Ideas and Tax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41]Clemens Fuest et al., Piketty’s r-g Model: Wealth Inequality and Tax Policy.
[42]James A. Dorn, War On Inequality Opens Door To Legalized Theft,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A13,2014-4-29.
[43]Bankman J. and Shaviro D., Piketty in America: A Tale of Two Literatures, Tax Law Review,3,2015.
[44]Wojciech Kopczuk, Recent Evol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Comments on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资本税也与社会公平原则相悖。对于顶层人群而言，阶层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资本持有具有相当程度的风险，征收财富税对这部分暂时掌握财富的人并不公平。哈勃德和福伊斯特等从技术层面分析，当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过度集中前提下，高税率的资本税会导致税负从资本方转向劳动者，将恶化不平等问题[45]。班克曼等指出，富人可以通过听取合理的财务建议和利用金融衍生品应付新增纳税额而不改变原先的投资计划，实际效果是资本税没有能够通过所得税方式有效限制不平等[46]。费边·金德尔曼和德克·克鲁格指出，除非家庭拥有较高劳动供给弹性、可动态决定储蓄，税收政策具有常规的均衡影响时，那么顶层人群劳动所得税边际税率越高，对社会保险越有益[47]。
不可否认财税政策调节社会公平的作用，但要在保护个人权益的条件下进行。索尔·列夫莫尔指出过度消费倾向是顶层群体的主要缴税部分[48]。奥尔巴赫等均认为累进消费税是一种缓解不平等问题的方法。由于消费税对政治献金和捐赠支出都会征税，故对富人的政治影响力有潜在节制作用[49]。或许道德资本也即慈善活动是破解皮凯蒂谜题的最佳选择。这种方式可以将个人资本收益（租金）重新导入道德投资的再生产，驱动技术革新、企业家精神、经济平等和经济安全，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催生占比较大且完善的中产阶级，从而实现长期的效率与公平统一[50]。但长远来看，沃特、班克曼和梅尔泽等学者提出从教育着手改善收益不平等[51]。着眼于全球局势，米兰科维奇建议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消除财阀和民粹主义等非经济性、非公正因素的恶劣影响[52]。
[45]Hubbard G., Taking Capital’s Gains: Capital’s Ideas and Tax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lemens Fuest et al., Piketty’s r-g Model: Wealth Inequality and Tax Policy.
[46]Bankman J. and Shaviro D., Piketty in America: A Tale of Two Literatures.
[47]Kindermann F. and Krueger D., High Marginal Tax Rates on the Top1%?, Cfs Working Paper,2014.
[48]Levmore S., Inequal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chigan Law Review,6,2015.
[49]Auerbach A J. and Hassett K., Capital Tax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ubbard G., Taking Capital’s Gains: Capital’s Ideas and Tax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ankman J. and Shaviro D., Piketty in America: A Tale of Two Literatures.
[50]Zoltan J., Moral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ESIS Workig Paper,
[51]Autor D H., Skills,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Earnings Inequality among the"Other99 Percent,” Science,344,2014; Bankman J. and Shaviro D., Piketty in America: A Tale of Two Literatures; Allan H. Meltzer, The United States of Envy.
[52]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不难看出，左翼学者漠视了高额资本税对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辩辞是有些牵强的。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他们崇尚社会公平，相信顶层设计的效用，不否认保护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实施资本税也可以迅速平衡贫富两端，达致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效果。但在征税的同时，侵犯个人产权的可能性极大，难免有损经济效率，经济动能匮乏，社会运转维系困难。以经济效率为代价换取社会稳定，公平与效率不能形成良性互动，二者协同发展更是无从谈起，这决定了资本税只能是短期效应。当然，不能忽视左翼提及历史事件来印证资本税的有效性。而这正好说明，资本税的成功实施是要以相应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战争时期，民众的生活甚至生存问题普遍受到威胁，必仰赖于国家的保护，也就受制于国家的管理，国家政策从上到下贯彻实施阻力小，政策效果是好的。但在正常情况下，民众追求的生活价值和目标呈现多样态，国家难以干预，即便运用行政能力强制执行相关政策，最终结果却往往背离初衷。即使出发点是好的，还需结合实际情况，不能将非常时期的政策照搬用于普通生活中。再者，右翼学者的回应中涉及税收公平原则。这里隐含的一层意思是指，资本税征收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市场竞争的结果如前所述必然会出现贫富悬殊，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劫富济贫”，一则这种行为本身就侵犯了胜出者的个人利益，二则长此以往，富者难以积累资本，贫者总有人救济，有动力积极参与竞争的人会越来越少。2012~2014年法国奥朗德总统一度实施的富人税，虽然符合民众普遍的道德诉求，然而已被证实对经济发展具有负面效应。左翼学者忽视了个人权利、社会正义等基本标准的普适性，也不注意社会背景，极有可能失去理性成为诡辩，使立意高远的理想因失去坚实的群众基础而化为泡影。
右翼学者的回应显示，他们所坚持的以效率实现公平更具理性价值，能够长期推进社会的整体发展。从保护个人产权出发，注重培育市场活力和有效性，为社会运作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这不仅为社会福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动能。反之，实施资本税既不能保障富人持有合法赚取的财富，也不能理顺劳动回报内部、劳动回报与资本回报之间合理差距的关系。个人权利遭到侵犯，进而影响再生产活动的有序进行，伴随着经济停滞的社会稳定，自然也不会被赞许。右翼学者也没有否认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同样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对经济不平等的补偿，致力于提高民众普遍的生活水平。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不囿于经济层面，从社会多方面去寻找不平等产生的原因。他们意识到人的生存意义有多种类型，收获物质财富以外，还有其他的目标需要实现。国家需要对民众多方面的权利诉求予以响应和保障。比如平衡教育资源，打击腐败，整顿金融市场等。围绕个人权利这个核心概念，提升民众个人能力，既是公平促进效率，也是效率推进公平，二者能够实现协同发展。必不可少的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规范市场和构建良好的制度，而这个略显漫长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不顺利或者困难，是我们要去面对和忍受的。从长远利益来看，这份耐力却是值得的。
四、争论的本质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数据和财税政策之争，本质上是经济思想方法论之争，左、右翼学者在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方法论的坚守上存在差异[53]。
左翼学者对皮凯蒂的支持，很大程度上表明对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偏好[54]。他们坚信通过国家干预可实现社会各阶层间财富均衡，强调以社会结构调整方式约束个人经济行为，个人的利益需服从社会整体的利益。他们把社会民主受到的威胁表述为顶层与剩余99%之间的群体对抗所致，分析单位是“阶层”，把个体看成社会结构进行形塑的对象，企图通过资本税这一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手段直接扼制顶层群体的财富积累，消除社会阶层的对立，简单快捷的实现事后结果的社会阶层间的平衡。
诚如前述左翼学者提及资本税曾经很是奏效，但那是在战争时期。由于从个体经济激励传导作用于社会整体，再到最后产生相应影响，这一过程会产生相当大的时滞性，个体认知、行为与整体结构的时空非对称性，使得个人主义导向的经济政策并不适用于社会临危之际。而整体主义方法论倾向的政策将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挽救国家于穷途末路）的个体单线程统合于社会整体行动中，此时社会整体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作用显得更快、更强，可以高效解决问题，迅速脱离历史之困境。
[53]整体主义的解释请参见（1）[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建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34页。（2）钟祥财：《中国古代抑兼并思想的方法论分析》，《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54]拙文《皮凯蒂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抑兼并经济思想比较》，《上海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不过，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简单、易懂和便捷特性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且因欠缺关注个体知识差异和个体能动性的多样化，难以培育长期的经济激励，以致经济发展阻滞[55]。西方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17世纪下半叶，柯尔贝尔实践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国家力量干预工商业，为战争频发的法国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但民力很快耗尽，路易十四下台之时全国经济困顿[56]。1933年罗斯福新政从上至下强力刺激美国经济，以消费需求拉动生产供给，缓解了美国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也遗留了许多问题[57]。之后一直遵循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旨向，惯于政府干预的做法，导致了70年代的经济滞胀，是80年代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重新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2012年法国总统奥朗德推行税率高达75%的富人税导致部分高收入者逃离法国或是人为减薪避税，政府财政收入未增反减。两年后富人税政策黯然退场。
太平时期，各自压力不同，个体认知和需求有所区分，某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或政策则可能被打破，影响力趋弱，个体选择与行为也就可能由人云亦云转变为遵从个体意愿。如资本税政策在战时容易执行而生产常态下难以贯彻正源于此理，因为缴税作为战争经费挽救国家危亡之时是众望所归，而常态下强行征收资本税，侵犯了个体权利，违背个人意愿，即便强制性征收，也会引起逃税、避税等消极行为，从而降低经济效率。因此，当社会转危为安进入寻常时期，政策设计应更多注重个体分散知识和能动性的特点，涵养个体积极性，以促进经济长期良性发展。
[55]钟祥财：《经济思想史的可能谱系》，《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56][美]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57][美]洛克滕堡：《罗斯福与新政》,朱鸿恩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
实际上，右翼学者已经注意到，社会不平等现象涉及财富与收入分配制度以及该制度约束下个体对经济与政治产生的影响，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需要确立多学科融合的观察和分析视角。当下经济学普遍热衷于数理模型和计量统计分析，这种数量关系的研究方法体现的是自然科学立场，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综合关系考察的视角。经济领域属于社会整体的其中一个部分，我们需要考虑社会其他相关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个体与社会各领域之间的互动效用。社会分配制度对个体行为有约束作用，公平的分配制度尊重并保护了个人权益，可以激励创富积极性，反之则导致激励消失。而激励消失则可能滋生个人消极行为甚至演变为危及社会稳定的集体恶性事件。
基于此，右翼学者坚持维护个人权益的立场，扩充了公平的意涵，指出资本税是国家过度干预的表现，将消散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效应，影响资源有效配置，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济思想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特质。虽然他们认同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不限于政治利益，还有社会普遍的经济利益。国家职能应限于保护个人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他们同时也重视教育、技术等社会结构性因素，而这主要是提升个体自身素质的手段。相对而言，在经济活动中个体激励因素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个体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相对更强的解释力，试图仅用个体行为来建构和解释经济、阶层等社会现象，认可并接纳由公平竞争产生的贫富悬殊。右翼学者并不回避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阶层、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个体间及阶层间相互对立关系的存在。比如，顶层群体因社会地位优势而享有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垄断、教育和医疗资源等优先权益；顶层群体在金融市场依靠资本增值的财富积累速度与底层群体凭借劳动收入增加速度之间的极大反差；富有人群的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给社会精神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等。但他们强调可以通过构建合理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来规范社会和市场环境。
尽管左翼学者的观点论述涉及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如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资本税的经济激励效用等。看似注重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作用，但资本税这种程序式设计的思维，忽视了结构调整下个体思想变化的多样性以及个体行为对社会经济反作用的各种可能性。实际上，个体在认知、选择和行为方面的差异，会在较长时间内缓慢的发生作用，最终形成从微观到宏观即个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比如，资本税对个人投资动机和时机的长期负面影响。这种把个体思想和行为单一化处理的方式，往往造成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最终结果容易偏离政策设计初衷，不能长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不利于社会长期良性发展，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五、结语
回顾这场争论，我们在批评市场经济导致贫富悬殊时，不应忘记市场竞争本身具有的正义性，不要忽略问题产生应是多方面因素所致。我们崇尚理想的同时，不应忽视追逐理想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非理性因素。左、右翼学者的经济思想方法论各有偏颇，也各有优势，一切皆需以具体社会环境为依托，才可善用其支配力量。不管怎样，财富均等而物资匮乏的日子，没有人愿意忍受。争论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思想和理论的启示，而且还具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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