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近代以降，历史的顿挫，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智识分子”，去承担起转型期启蒙的沉重使命。

所有的人最终都会被时光打败，但伟岸的思想精神永不磨灭。

1841年7月，被革职决定发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从驻防的浙江镇海前往扬州途中，好友魏源走出扬州絜园，跨越长江，赶往南边的京口（镇江）；两人相会，百感交集，心事苍茫，彻夜长谈——“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萍”。

这一对思想认知一致的好友，达成了近代史上一个重大决定：以林则徐组织翻译编撰的《四洲志》为蓝本，由魏源接续，由此编就之后闻名中外的巨著——《海国图志》。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末，《海国图志》五十卷编成，以木活字版刊印，此为“道光壬寅本”，第一次把世界的真实面貌摆在国人面前。这一年，魏源49岁。也在1842这一年，英军于7月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率4000余名将士殊死奋战，以保护南京门户，直至全部牺牲；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之后，魏源不断增益其所能，在1847年增补《海国图志》六十卷成；1852年，《海国图志》百卷本编就。100余年以后的2004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魏源全集》让我们看见最为完备的魏源为经世致用而“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伟大思想。

在《海国图志》原叙中，魏源开宗明义：“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是振聋发聩的“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所谓“攻夷”，是对抗，战斗之策；所谓“款夷”，是对付，外交之策；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技术上的长处，在《筹海·议战》篇中，魏源侧重指出军事技术上“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些都属于手段，而目的，则为“制夷”。

“师夷”之后怎么办？这是一个如同“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睁开眼睛看世界，向世界之先进学习，这是必须的。学了之后如何办？“师夷”之后，就是“制夷”。“制夷”是什么？“制夷”是对抗，反抗侵略，把对手压下去。如果永远是“制夷”，那永远是对抗。自己强大后唯有“制夷”，这个“终极目的”就有着历史局限性。

我有一个严肃的提问：彼时的魏源，为何想到的只是“制夷”，而不是“胜夷”？相比于单一的“制夷”，“胜夷”的内涵显然更为广泛：如果有战争，可以战而胜之；如果是和平年代，那是竞争，可以竞争取胜。而战争之“制”，与竞争之“胜”，毕竟大不一样。那时魏源，为何不能想到将来可以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以及“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840年前后，神州大地已是“万马齐喑究可哀”，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晚清已然走到日薄西山，智识者只有仰天长啸。

千古江山，难道真是“英雄无觅”？近代以降，历史的顿挫，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智识分子”，去承担起转型期启蒙的沉重使命。读书人在由“士”逐步转变为知识分子即“知识人”的几十年中，援引各种思想资源，以因应“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现代性的焦虑，又使他们在践行启蒙之时，通常表现得既惊疑又激进、既理性又情绪、既深刻又偏执——“师夷”的目的成为“制夷”，确实也不难理解。

然则，当时中国人竟然普遍不接受《海国图志》，尽管其目的是清晰的“制夷”。1851年，该书首次传至日本，日本人反而在短短两年内翻刻了21种，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关键的思想启蒙作用。

历史的启思，就是这么深远：彼时的中国是封闭的，但有的人心灵开放。“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魏源不朽，《海国图志》永存。

（作者系文化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