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农民性观念的现代嬗变*

作者：廖斌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新世纪乡土小说抒写了农民性观念的现代嬗变。随着现代性在乡村楔入和现代传媒及消费主义影响，进城与在乡农民的性观念表征为从正统、保守、禁锢、压抑到解压、复苏、宽容、开放的特征，农民对“身体”有了审美眼光与自主支配；城市商业文化、畸形发展观、性解放思想进一步催生“性”的商品交换逻辑，加剧乡村性泛滥与放纵，性/爱分离，乡村正义伦理趋于崩解，呈现混乱与失范的面向，显示了乡村心态和农民行为的两极化、两面性、过渡化的复杂样貌，乡村内外交困、形神俱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性叙事聚焦“人性关怀”和“社会反思”主题，与当下社会转型耦合、与时代变迁同构。

[摘 要]新世纪乡土小说抒写了农民性观念的现代嬗变。随着现代性在乡村楔入和现代传媒及消费主义影响，进城与在乡农民的性观念表征为从正统、保守、禁锢、压抑到解压、复苏、宽容、开放的特征，农民对“身体”有了审美眼光与自主支配；城市商业文化、畸形发展观、性解放思想进一步催生“性”的商品交换逻辑，加剧乡村性泛滥与放纵，性/爱分离，乡村正义伦理趋于崩解，呈现混乱与失范的面向，显示了乡村心态和农民行为的两极化、两面性、过渡化的复杂样貌，乡村内外交困、形神俱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性叙事聚焦“人性关怀”和“社会反思”主题，与当下社会转型耦合、与时代变迁同构。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 农民 性观念 现代嬗变

[中图分类号] I207.4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1-0126-10

著名社会学家周晓虹指出，“30多年的巨变，在整个社会发生结构转型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发生了令人惊异的转型。像社会结构的转型一样，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化不仅范围广、影响深，而且因其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和独特性给中国人民五千年的精神嬗变历史打上鲜明烙印。”[1]乡土中国及其子民是这一激剧转型的最主要人群和受冲击最深的主体，其精神世界的变迁和价值观念之位移，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化的得失成败，因而，研究乡村农民的精神嬗变抑或说“现代体验”显得极为重要。但一直以来，农民的“脱贫致富”、“乡村发展”是最大的政治话语，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农民成为被代表和被言说的对象，其现代体验往往被简单化约为“现代意识”“主体意识”，缺乏细分与针对性体察，作为一种大体量的“社会心态”“现代体验”，其中，新世纪乡土小说在关注乡村外在变革的同时，是否抒写了农民之于现代化的“焦虑”与“怨恨”？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除了对工业文明器物的“怨羡”与不懈追求之外（王一川语），农民还遭遇了怎样的观念嬗变和内在冲突，这又如何刷新着乡土中国及其子民的价值结构和文化心理？本文就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农民“性观念”之现代体验做一梳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一般项目“转型视域下新世纪乡土文学与农民现代体验研究”（15BZW042）的阶段性成果。

^[1]周晓虹：《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一

1980年代，“现代”以其不言自明的“先进”、“科学”登陆中国，在乡村长驱直入，作为强势话语涤荡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改变农民从内到外的一切。性学家李银河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一书中说：“近十多年，我国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大变革，人们在性爱婚姻方面的行为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2]的确，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写的1970年代，“自由恋爱”被视为洪水猛兽而被严防死守，在“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黄灯）所描述的1980年代初期，湖北凤形村的一个姑娘因为亲娘责怪她不该在未婚夫家多待一会儿，为自证清白，这个坚守传统婚恋观与性观念的姑娘投水自杀。但是，仅仅几年的光景，婚姻自由、未婚同居已经广为接受。[3]因此，在乡土中国，自古以来农民对于“性”的封闭与宽容、保守与开明、压抑与挣脱，展现了乡土中国真实的性状况，是乡村多面向的复杂景观之一。这其中，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性在乡土中国的“攻城掠地”带来的农民“性观念”的开化、启蒙，却是前所未有的。古人云，食色性也。性，是人类生存和繁衍最基本的条件，也是人们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然而又是最为隐秘的部分。无论民间如何以隐晦的方式，诸如“二人转”的调情逗乐、传播荤段子等方式表达遐思和欲求，不管人们怎样讳莫如深隐藏“性”，指证“性事”的“肮脏”、“危险”，“性”仍然是当代中国乡村转型最具表征意义的部分之一，展示了乡村子民体味现代“旋涡中的一切”的喜怒哀乐、甜酸苦辣。

^[2]李银河：《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第4页。

^[3]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里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年，第60页。

柏原的小说《伙电视》（“伙”，西北农村方言，意即聚集在一起；载《飞天》，1991年第5期）是一个有趣的文本。它说的是封闭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因为现代传媒—电视机的进入，沉寂被打破了。透过电视这个“现代器物”，人们猝然间遭遇到了乱花迷眼的“新世界”，从此，老中青三代村民们再也无法安顿在旧有的生活程式中。笔者感兴趣的是，小说除了侧写禁欲主义对仍处于封建意识支配下人的生命本能的漠视，也无意中记录和讲述了经过现代传媒的催化，老中国的儿女是怎样被“现代化”入侵，进而由“好奇”激发了压抑在他们心中的“性趣”和“欲求”的。小说有几个细节：第一次全村人庄严隆重地伙电视时，电视里“突然旋出一个袒胸露背的女人”，男女老少始料未及地邂逅如此“香艳妖冶”的“现代”。面对这样“波涛胸涌”的“现代”，老一辈人茫然失措又“边骂边看”；中年一辈人心驰神往，“三爸在伙电视散场后，在村里巡游了一遍，巡游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他心里最清楚。巡到八哥睡的窑墙外……却隐约听见里面叽叽咕咕浪笑。老实巴交的八哥竟然夸奖电视上那妖精女人，说什么两条腿白得像水葱光得像长虫！长一身黑肉的八嫂嫉恨得不行，骂说那你咋不上去捉住！而且两口子，不知谁把谁腿子拍的啪啪脆响”；第二次，电视播出性爱场景，“镜头还在往前推，男的高女的低，女的就踮起高跟鞋尖往上够……却见女的飘飘升起，鞋掉下来了，衣服裙子掉下来了，连护胸脯那两片也掉下来了……电视镜头就一直照着这堆衣服”。看到这儿，“百字辈的，哧溜哧溜蹲下炕头，一个接一个没点儿声气就走脱”，过了一会儿，“千字辈的终于撑持不住了，一个个走出窑门，面容凝重，一言不发”，而“万字辈的，硬是不走，他们这下才解放了……年轻娃们放声大笑，窑里气氛更加活跃；”第三次是因为电视的诱惑，强烈地撩拨着山里人的饥渴，千字辈的中年人包括“千字辈儿媳和大女子”、万字辈的娃娃们在遭到三爸拒绝后，甚至翻墙到三爸家贴门“偷听电视，挤眉弄眼乐不可支”，就连“百字辈一伙老朽，躲在黑窑里，居然偷偷欣赏起西洋景来”。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三爸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担心电视里的“瞎戏”带着村民“学坏”而“不敢再伙下去”。他公开宣布说：“电视上演的这个景致，有的能看，有的不入眼。我掏几百元钱买电视，为的啥？为的儿孙了解天下大事受教育，不是要你们学坏！从今天起……有好戏就开，没好戏就不开。”

沟姥姥村的子民们在历经了百千年的封闭自足后，终于在“现代性”及其衍生物—现代传媒的启蒙下，对性的表征—“身体”开启了正面的却又是欲拒还迎的“偷偷”叩问，到后来甚至是大胆的、毫不掩饰的欣赏，他们把对自身的“劳动的身体”的执着转移到对他人的“性感的身体”的凝视，并从中释放出“欲望”，发现了“美”。因为，“在消费文化中，人们宣称身体是快乐的载体：它悦人心意而又充满欲望，真真切切的身体越是接近年轻、健康、美丽、结实的理想化形象，它就越具有交换价值。消费文化容许毫无羞耻感地表现身体”。[4]此后，无论是农民进城后身临其境的基于城市文明的耳濡目染，还是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农民都大大方方地从“性”的压抑与保守中走了出来，展现了一种开放的心态。某种意义上，在与城里人共时态的时空结构里，不懈地追赶现代化的脚步而逐渐成长为“现代的人”。

在孙惠芬的《歇马山庄》中，小青就是深受现代“启蒙”的乡村女性，在爱情、婚姻、生育等“性事”方面有想法、有主见：在上卫校时，就设计好了自己的理想未来，为留在城市不惜献出最宝贵的处女之身。在选择恋人上，主动谋划自己的婚姻，选择与买子谈婚论嫁。婚后，小青发现乡村单调的生活、痛苦的耕作不是她想过的生活，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买子并没有从心底重视她，毅然流掉腹中胎儿，到城市寻找自己想要的梦想。这就像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喊出的“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其间表现出来的是乡村子民的个性觉醒和“性观念”方面的自主思想、解放意识。

^[4][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载汪国安、陈永国译：《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1、332页。

到了新世纪之后，农民工“临时夫妻”在城市兴起，晓苏的《我们的隐私》写了饱受性压抑的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搭伙过日子的故事。“我”与麦穗的家都在同一个乡镇，远赴南方打工的我俩偶然认识后租房做起了临时夫妻，小日子的温馨和谐淡漠了远方家的亲情，疏远了与原配的爱情。就在我俩假戏真做、日久生情、难舍难分之际，“我”发现独自留守家中带着孩子艰难度日的妻子也有了外遇，更关键的是，麦穗口中念念不忘的因车祸失去手臂而在家乡以算卦为生的穷困潦倒的“哥哥”竟然是她的丈夫。于是，曾经良心不安、愤怒的、忏悔的“我”刹那间也得到了某种平衡与释怀。小说描写的这种性爱错位的“隐私”，对彼此的家庭和亲朋好友而言，固然需要保密，他们的临时结合，实在是飘零在陌生人社会—城市的无奈之举，但就全局来看，这其实不是什么隐私，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无疑给乡土中国带来了法律、伦理等诸多隐忧。据《印度时报》2013年5月16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农民工临时夫妻人数或超10万，73%以上已婚，[5]这是令人意外和吃惊的现象和数字。

田耳的《寻找采芹》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小说，抒写了城里某中年老板包养了一个乡村纯情质朴的少女采芹当小三。采芹的专一和单纯让老板体味到了过往的烂漫、激情和年轻，但不幸的是，有一天采芹失踪了。老板雇了城里的私家侦探四处寻找，不仅找到了，还设法把送给采芹但后者尚未取走的三十几万块存款也冻结了。老板乔装打扮到乡下，花了十万元成功地把采芹从她艰难困苦的丈夫李叔生身边“赎取”与“争夺”了回来。这个真名叫“细柳”的姑娘开始明白，“李叔生遍地都是，而真正有钱的老板难得碰上几个”，她舍弃了乡下的家、丈夫和从前的一切，死心塌地地跟随老板，从此，这个才二十岁出头的村姑在城里的花花世界学会了熟稔地花钱、化妆、发嗲、保养、防备小四……还时不时担心地问“我今年是不是老了许多？”学者赵毅衡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具有“现代性”的意义：“中国现代性成为中国人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这个复杂能指的方式。到今天，中国的现代经济所取得的成就，都在满足人的身体的形而下需求上……身体的舒适与享受，肉身本身的延续，成为现代化在中国人生活中引发的最大变化。”[6]《寻找采芹》深具隐喻性质和哲学意蕴，它既是整体层面的批判，象征了外生性现代化对乡土中国的强行进入，并引发了它的持续溃散，形象地喻示了淳朴的乡村如何被欲望的城市勾引、开发、蹂躏、改造和重塑。与此同时，这也是乡村“性”嬗变的表征—从守身如玉到欲拒还迎再到心甘情愿、沦落献身。总之，作为粗线条的历史勾勒，我们看到，从前现代的保守，到世纪末的开放，再到新世纪的习以为常，乡村及农民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变革。

^[5]何雯、曹成刚：《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的社会心理学解析》，《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6]李自芬：《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序言》，巴蜀书社，2009年，第3页。

二

作为农民现代体验的一部分，新时期以来“乡下人进城”为主题的小说，“性”的种种书写和性观念的嬗变，一直打包在“苦难叙事”的“暴露”和“控诉”之中，被当作乡村子民在城市的迷失与“堕落”不遗余力展览—“圣洁情感、微妙心理、痴恋情怀这些合乎传统文化价值规范和心理习惯的关于爱情的审美表现，开始逐渐为性爱支配情爱、利欲主导情欲的欲望化展示所替代”。[7]并蔚为大观地成为一股写作潮流。

这类故事主要有两种叙事模式。一是乡村子民流落城市，迫于生计沦为“身体经济学”的践行者。他们开始学会正视自己的身体价值，对“性”的支配更有“主见”，乡村社会的婚姻道德、性贞洁等一切“陈规”无法构成对他们的束缚和羁绊。我们看到，鬼金的小说《两个叫我儿子的人》中，农村姑娘李小丽家庭极度贫困：“口眼歪斜”的傻弟弟，“满头白发”的老母亲，摇摇欲坠的房屋……因为父亲死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就落在了柔弱的李小丽身上。李小丽没有可资养家的手艺和本事，她没有能力在城里找一个体面的工作，但为了生存下去，拯救她风雨飘摇的家，她不得不进城做“小姐”。《湖光山色》（周大新）中，懵懂未开的小女孩萝萝为金钱到城市打工当按摩女……有学者指出：“城乡二元对立的现实使农民工成为‘底层’中的底层，对他们的关注不仅使作家的创作获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性，打工妹的辛酸命运也由于包含了欲望的成分更容易成为叙事的内容。打工妹遭受的性别压迫，加上由于城乡分割而导致的压迫，进一步加大了她们与城市大众之间的距离。这既增强了城里人的优越感，又让打工妹受害者作为同情、娱乐和窥视的对象更增添了吸引力，进而使她们成为不断追逐利润的中国媒体最喜欢的素材。”[8]不少作品中，关于“性”的展示，或者说乡村女子的沦落风尘，很大程度上在迎合市场期待和想象。于是，“午夜流莺”的故事在各种文本中流布，或以变形的叙说加以演绎，市场偷窥和作家展览的互动，进一步刺激和泛滥了此类讲述。但是，在此类反映农民工生活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农民工对城市欲望生活的渴求以及为此走向堕落的命运，但大多数作品便停留于此，缺乏对人物思想及内心世界的深度剖析，也就缺乏扣人心扉的力量。“因此，从良家妇女到娼妇流莺的转变，人物要克服的并不只是外在生活的重压，更艰难的还是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嬗变，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挣扎和对抗。只有写出了这种挣扎、撕裂和剧痛，小说在展示苦难的层面上才具备一种精神上的说服力。”[9]不仅乡村女子，匍匐在现代城市这只怪兽脚下的，不乏乡村男子汉。陈玉龙的《别人的城市》（《江河文学》2005年第6期）中，颇有才华的打工仔孙文华为了在城市驻足而出卖自己青春的肉体，小学教师妻子李小娜敏感地发现后，绝望之下选择了离开，孙文华和李小娜的爱情和家庭岌岌可危。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主人公—长相英俊的国瑞来自乡村底层，中学毕业后怀揣着改变命运的理想进城打工，希望通过踏实的劳动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先后在化工厂干过污水处理、在饭店做过杂活、在建筑队当过小工、在搬家公司从事过搬运等苦累脏活。后来，经吴姐介绍到紫石苑别墅为阔太太当“管家”，从此陷入城市背后深不可测的旋涡之中。在紫石苑别墅，国瑞名义上当“管家”，实则是充当“鸭子”与“牛郎”的角色，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在此，面对艰难困苦的城市底层处境，我们无法指责农民工的失守与沉沦，因为，“压迫扭曲着底层的人格。道德在贫穷之下常常无法保证，此时生存就是他们的道德。从社会效果来看，他们的‘封建’，或‘堕落’，为家庭带来了好处，赢得了人们的同情甚至是赞扬，因为他们道德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生存。而社会的金钱化加剧着他们生存的艰难，他们经常不得不为争取生存而放弃其他‘高尚’的道德”。[10]

^[7]管宁：《小说家笔下的人性图谱—论新时期小说的人性描写》，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9～250页。

^[8][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9]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10]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二是自甘沦落，祛除“性洁癖”，抛弃“性道德”。吴玄的小说《发廊》（《花城》，2002年第5期）设定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方圆。方圆是在都市街头小巷常见的外来妹。她们懵里懵懂地向城而生，又稀里糊涂地选择去发廊打工。从村姑到洗头妹，方圆的发廊让人们想起1990年代城市的这道独特风景：昏暗的粉红色灯光、坐在门口涂脂抹粉招徕顾客的女子。在外人看来，洗头妹大多身无长技、好吃懒做，方圆从事发廊的营生显然是见不得人的，那种暧昧隐晦的意味令家人难堪。缘此，方圆的嫂子“就像一个救世主”，托人帮方圆找了一个工厂的工作，“她以为拯救了一个失足女青年”，帮她跳出万恶的“火坑”，方圆肯定也会如获重生。可是，方圆才当了一个星期的工人，就“回去开发廊了，还带走了厂里的一个女工”。小说写到，“方圆看着我（哥哥），忽然很神秘说，我以为当工人很了不起，原来很没意思的，还不如开发廊……反正工人我是不当了，钱又那么少，发廊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能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重返发廊的方圆就像鱼儿回到水里一样悠游、快乐。面对赌鬼丈夫李培林的责问，方圆说，我做鸡去了。李培林说，放屁。你不信？方圆说着掏出口袋里的五百元钱，这是我刚赚来的。李培林说，真的？方圆说，这么凶干吗？做鸡有什么不好。更令人讶异的是，连方圆的哥哥也无奈地接受了妹妹的选择，或者往大里说，认同了这一社会现实：“也许当妓女也是很好的……我对妓女并不痛恨。其实，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纯属个人行为，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再说，像我的老家西地，什么资源也没有，除了出卖身体，还有什么可卖？”到后来，李培林意外死亡，方圆返回故乡，“回家的第三天，方圆到山下的镇里买了一台VCD机，发疯似的购买了二百多盘碟片，然后躺在家里看碟片”，一个月后，方圆踏上归途—回到城市开发廊。针对方圆的行为，痛心疾首的嫂子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以前我以为妓女都是被逼的，就像成语说的，逼良为娼，现在我才知道都是她们自愿的。”—或许从某个侧面道出了乡村子民“性开放”的现实。与此同时，现代性所带来的“脱域机制”也进一步加剧人们思想观念的嬗变。随着乡村熟人社会解体，青年男女大多向城而生，进入五彩缤纷的陌生人社会，互联网、微信等现代传媒使人们的行动不受时空场域制约而自由延展，时空分离加快了人们交往的扩张范围和发展速度。人们脱离熟人社会人际网络，进入充满诱惑而又陌生的异域地带，原先乡村强大的道德规范消失，乡村世界无处不在的“监视”失效，性的开放、随意成为其中应有之义。亚当·斯密对这种人性秘密有过深入观察：“一个地位低下的人远不是任何社会的显要一员。当他留在乡村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还有人注意，他也可能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举止。在这种境地，也只有在这种境地，他可以有所谓丧失人格的问题。但是一旦他进入大城市，他就陷入模糊和黑暗之中。他的行为举止就不会被任何人所注视，因而他也很可能就不再检点。他就会放纵自己，不惜干出各种邪恶的丑事。”[11]

^[1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谢祖钧译，孟晋校，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748页。

其实，不仅是农民的“自愿自觉”，社会、家庭、乡邻乃至某些基层干部都以“发展”之名助推乡村“性启蒙”、“性开放”。“‘发展’被我们以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捧上了神坛，作为全部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最终的正当性依据，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狂热，为之献身。一切人都要投身于‘发展’，一切事都要让位于‘发展’……”[12]阎连科的《柳乡长》（《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以一种夸张变形的叙述，揭示了为“致富”和“现代化”，权力话语是如何摧毁农民残存的“性道德”，又是怎样与“现代性”结成共谋关系的。小说写到，柳乡长以招工哄骗的方式将椿树村的农民驱赶到城里：

乡长给每个椿树村人发了一张盖有乡里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说你们想在这市里干啥你们就去找啥儿工作吧，总而言之，哪怕女的做了鸡，男的当了鸭，哪怕用自家舌头去帮着人家城里的人擦屁股，也不准回到村里去。

联系到阎氏《炸裂志》中，炸裂村村民因男盗女娼发大财而被公开大肆褒扬，我们就不难理解，以方圆哥哥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对社会上“性暗示”、“性开放”等现象早已惯看春月秋风，一改过去的道德批判，而对此抱有极大宽容、默许甚至是麻木、纵容。打工作家王十月曾无奈地谈道：“回到家，人们谈论的，除了钱，好像不再会有别的什么。……我听到的是谁谁谁的女儿在外面，一年给家里盖了一栋楼。谁又被哪个香港人包了起来，谁家的夫妻俩在外面搞色诱抢劫一年赚了多少……我的父老乡亲们说起这些时眉飞色舞眼睛发亮，他们不会再去指责别人赚钱的方式，而是嘲讽那些老老实实却没有发财的人。”[13]

^[12]叶敬忠，孙睿昕：《发展主义研究评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3]程贤章等：《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广东作家四人谈》，《文学报》，2009年9月6日。

但是，那种挥霍青春、倚门卖笑的皮肉生涯总有尽头，当这些乡村子民“洗脚上岸”后，又真的可以毫不介意和轻松自在地生活下去吗？他们该如何面对那不堪回首的历史，又怎样校正人生的航标面向未来？刘庆邦的《东风嫁》展示了令人绝望的痛悔：当曾经进城卖身的乡村女子米东风面临出嫁的时候，她内心是无比踟蹰的，“那时娘也曾对她叮嘱过，出去要把握住自己，遇事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能做……及至到了外头，一切身不由己。该做的，她做了；不该做的，她也做了，而且几乎成了主业。她也有意识到不该做的时候，但反正已经做了的念头很快又占了上风……如同赌博，她是输，彻底的输。”学者柳冬妩指出，“在历史夹缝中生存的小姐，她们承担的各种压力在世界同类职业者中是少有的，身体的、经济的、人格的、心灵的。她们实际上是一个严重失语的弱势群体，在巨大的异己壁垒的压制下，出现一种很吊诡的生存状态”。[14]

行文至此，也许我们可以黯然神伤地说，对于从乡村步入都市的米东风们而言，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名言仿佛预言了沉潜在她们所追求或正经历的精彩纷呈的现代化生活下面甘苦自知的“现代体验”：“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15]

^[14]柳冬妩：《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15][英]狄更斯：《双城记》，石永礼、赵文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三

社会学家周晓虹有一个研究结论：“传统中国提倡男女授受不亲，两性婚配遵循媒妁之言，尽管‘五四’动摇了传统的根基，但风暴雨式的革命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却使得1978年前的中国与60多年前一样鲜有变动，但后来30多年中发生的一切足以使人瞠目结舌：中国人在两性关系上的变化可能比GDP的增速还要快。”[16]周氏的这句断言，不仅是针对进城农民而言，相对于居乡在乡的子民同样适用—“性”道德的大面积失范、开放正在乡村发生、蔓延。

刘庆邦小说《风中的竹林》抒写的正是我们视为乡村“道德堡垒”的崩塌，表达了对乡村物是人非的悼挽，以及正义传统断零的现代体验。小说以“最后的贤者”老汉方云中为视角，叙述了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村庄伦常乖违，农民“性道德”沦丧，性观念恶变的溃退境况。小村庄原来有两千多口人，曾经鸡鸣狗跳炊烟袅袅，但青壮年纷纷进城打工，这个空心村的留守人员基本上都是386199“部队”。无所事事的老人、无人看管的孩童只有两个去处，老头子爱去朱连升的小卖部，老太婆青睐到方长山家闲聊。除了那片风中的竹林，方云中的活动场所就只有这两处。但是，村民们的思想行为骤变给方云中带来无比的痛心、感慨和忧虑。在小卖部，人们交口称赞朱连升的儿子孝顺，艳羡朱连升是“最幸福”的人，因为儿子带他去城里洗浴嫖娼（这不免让人想起朱文的《我爱美元》，儿子邀请父亲“吃鸡”的情节，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方长山家的“妇女闲聊录”也一致认同朱连升的生活方式，认为这种方式是“大势所趋”。尽管方云中出于义愤担忧和维护乡村伦理，不遗余力批驳这种观念和行为，但他找朱连升诘问，他向村长献言，却如同陷入无物之阵，匪夷所思的思想嬗变、道德滑坡令他仰天长叹。甚至村长自己就光明正大地乱搞留守妇女。一个千年古村落就这样彻底“乱套”了。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当方云中病逝之后，他的女儿竟然也为父亲“扎了三个小姐”。新世纪初“最后的贤者”的无力回天和抑郁而终，与1980年代末“最后的鱼佬儿”福奎的“愚顽守旧”与“不肯上岸”，大有相映成趣的互文性质和互补功能，如果说后者表征改革开放狂飙突进期，古典农耕文化的外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式微，那么，“最后的贤者”的失败，则毫无悬念地表征了新世纪以降乡村社会的内在“灵魂”—伦理道德的彻底失落。乡村“内外交困”“形魂俱失”的格局已然形成，至此，古老乡土中国全面“消逝”接近尾声，新生接踵而来。

^[16]周晓虹等：《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的心态嬗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陕西作家侯波有一篇似乎不起眼的小说《郎的诱惑》，主旨讲的是乡村蒲剧团团长袁青子的戏班子在现代化冲击下，由盛而衰的经历，叹惋乡村文化的溃退与消逝。小说写到，某天乡村剧团突然接到一个神秘富豪的聘请进行专场演出，袁青子兴奋之余重整旗鼓召集散伙后在农村劳作和城里打工的演员、徒弟们应约，最后却沮丧地发现这个有钱的“大财主”—房地产老板高玉海，竟然是为了讨好满足自己的相好—本剧团里年轻貌美的女演员红霞“退隐”前的谢幕。这个被逐渐揭开的“秘密”令袁青子重振乡村文化的信心遭受无情打击，戏班子也随着袁青子的“悲哀觉醒”和红霞的“最终退役”而风流云散。《郎的诱惑》是当下乡村文化、风俗民情衰败的微缩典型。但笔者关心的是小说叙述的罅隙中勾连出的诸多“新与旧的冲突”，比如：现代文化对乡村传统文艺的冲击、宗教与世俗的争夺、金钱与艺术的较量（新富豪对穷戏班子的差遣）、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冲突等等。其中，袁青子的徒弟兼远房亲戚红霞的“被包养”，是这一小说的暗线，确证了乡村“性爱”背后的商品交换逻辑冠冕堂皇的登场，它使得“性”与“爱”分离，“爱”的成分稀释并遭到扭曲与畸变，“性观念”的功利倾向抬头，并在乡村部分农民中得到无声的欢迎。剧团团长袁青子虽然出生草根，但他有自己做人准则和道德操守，有底层生存的勇气和韧劲，他的徒弟说“这个世道已经变了”，而他则坚守自己的底线，认为红霞掺和到高玉海的家庭就是不道德的，但年轻的徒弟彩霞认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早就没人管这号事了。大家都认钱哩，当个小三有什么啊，小三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呢，又有钱花又有人心疼”，徒弟天明也说，“师傅，法律上规定十八岁就算成年人了，个人做事个人担哩，她红霞自己长着脑袋，今年二十四了，她个人的事咱们掺和什么哩”，这些极具“现代”意识和现实质感的劝慰嘲笑了袁青子的“不合时宜”和“抱残守缺”，以及与徒弟的代际冲突。有学者认为，“在价值多元的社会条件下，代与代之间由于生活经历的差异而产生的价值判断可能相差甚远，因此导致代与代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17]“小三”、“婚外情”、“包养”、“出轨”等原来在乡村“性”话语体系中惊世骇俗的词汇，今天不再被人深恶痛绝而变得稀松平常、随处可见，如果说《伙电视》时代的“性”的突然裸露与初显狰狞，证明农民具有某种被动性质，1990年代之后的嬗变，就不再是因为性的强力“楔入”，其间多少也有农民的自觉意识、个性苏醒和自我选择。“性观念”的商品化时代已经确凿降临乡村了。这也是“郎的诱惑”的真正含义所在。侯波的另一篇小说《肉烂都在锅里》正面写放映员丙发子落实国家“2131工程”的政策，定点到陕北杜岗村放电影，主要表现的是今日农村的文化生活与农民精神需求的新矛盾；其侧面却书写了乡村“性道德”体系的松动与解体，揭橥乡村社会“性”的保守观念松绑后带来的混乱。在杜岗村支书老杜家里，“儿媳妇的婚外情”引发了公众的“性趣”，小说写到，杜支书夫妻央请亲家丙发子规劝女儿满珍，好好安心和丈夫杜小松过日子，不要闹得全村舆论沸沸扬扬。于是，父女有如下对话：

^[17]龚群：《社会伦理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丙发子见女儿回来了，就到女子家里来，跟女儿说话。进城去了？丙发子问。进城去了。昨晚昨没回来？吃饭去了，吃完饭唱歌去了。女子说。一个女子家，疯啥哩么。晚上也不回来，也不怕人笑话？丙发子训她。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说你哩？你这不是吃着碗哩看着盆哩，有相好的啦？爸，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知道是小松他爸告诉你的。可是他咋不管管他娃哩，他娃在深圳有个相好的哩……他老杜有本事就管他娃去，瞎摸六道的。他也不是什么好货，和村里许多妇女都相好哩。还好意思说人。爸，这几年，大世事乱了，村里也乱了，大家都就那么个。满珍说。

这段神来之笔，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当下乡村“性伦理”普遍失范的众生相和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父亲与许多妇女有染，于是上行下效，儿子在深圳有外遇，儿媳也索性找情人。就连肩负着为国家传播精神文明的电影放映员丙发子（同样是父亲的角色），“夜里放完电影找个女子家睡觉第二天走人”。正如满珍所描绘的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开始由家庭这一社会最小的细胞引发开去，相互效仿“大家都就那么个了，村里也乱了”，再扩散出去，于是“大世事乱了”—好一个“乱”字了得！

行文至此，笔者不免感慨当下乡村已然由“性压抑”的一极飞速滑落到“性自由”的极端，并在某些乡村熟人社会潜滋暗长甚至半公开化。农民性观念的随心所欲和野蛮生长，与1980年代之前“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构成强烈的反差。笔者以为，这种报复式、爆发式的释放，实际上“解放”的仅仅是他们的“力比多”，而无关“情感”、“精神”、“主体意识”，他们盲目地将“人的现代化”化约为“性自由”，而且日益走向其目标的反面。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性观念的商品化逻辑不仅攻破了年轻一代，还俨然收编了过去乡村伦理的“铁杆”维护者、守卫者—年长的一代，这种“文化反哺”，从思想意识的倒灌到现代器物的教授正在普遍发生。孙春平《一树酸梨惊风雨》（《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以诙谐的艺术手法，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下农村老一辈“性”道德秩序崩塌的现实。上河湾村的秦吉太盖房子缺钱，竟然训斥在城里理发店学手艺的女儿挣钱少，暗示女儿“别管丢不丢人”，大胆走“卖淫”致富的捷径：

秦吉太说，人家后街大燕子跟你一样出去学剪头，咋一家伙就给家里划来八千块？小玲说，大燕子她会使推子用剪子吗？她也配说学理发？呸，丢死人了！秦吉太气急地说，别管丢不丢人，人家挣得来，你为啥挣不来？你比她缺啥呀？

面对盖房的诱惑，父亲只要能获取金钱，女儿的贞洁、名声，全家人的节操、人格都可以出卖。无独有偶，孙惠芬的《天河洗浴》（《山花》，2005年第6期）中，母亲竟然也怂恿女儿去从事不正当职业。

学者周晓虹强调：“‘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18]由此观之，古老中国乡村的子民，从老到少，男人或女子，父辈或子辈，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不管压抑、艳羡或者放纵，确然在现代化推使下，他们的性观念走上一条禁锢—窥探—蠢动—尝试—开放的路径，这或许是乡村现代转型所赋予他们最真切的“两极化”体验与心态吧。

^[18]周晓虹等：《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的心态嬗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

四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了“边际人”的概念。帕克写于1928年的《人类的迁徙与边际人》一文，将边际人形象地比喻为文化上的混血儿，帕克指出，“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与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19]艰难跋涉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乡土中国子民正是这样的边际人。进一步说，尼采、弗洛伊德和福柯还论证了一个事实：对“性”的研究是观察现实社会的独特视域。文学中的性叙事研究不仅具有同样的作用，还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认识意义。文学，特别是小说，是社会问题的感应神经，与时代同构、与人心耦合。新世纪乡土小说为我们反观和研究当下农民—边际人，在世纪前后社会转型、乡村发展振兴的问题上提供新视角。“性”对认识农民与社会思潮、现代体验的互动关系颇具方法论价值。因此，反思发展、关注农民的“性”问题，不仅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主题之一，更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大的时代课题。

^[19]Park, Robert E.,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3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