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自信与话语权构建*

作者：王庆林 亢升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当前对中国模式探索的话语权更多掌握在国外学者手中，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界深受海外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现代化道路的因素信心不足。这种模式缺乏从中国自身出发认识现代化道路的起点，给当前中国道路自信设置了认知障碍。因此，追溯冲击—回应模式对道路自信话语的历史影响，理解中国道路与西方及传统两对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是构建中国道路话语权的关键。

[摘 要]当前对中国模式探索的话语权更多掌握在国外学者手中，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界深受海外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现代化道路的因素信心不足。这种模式缺乏从中国自身出发认识现代化道路的起点，给当前中国道路自信设置了认知障碍。因此，追溯冲击—回应模式对道路自信话语的历史影响，理解中国道路与西方及传统两对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是构建中国道路话语权的关键。

[关键词]冲击—回应模式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道路 话语权 道路自信

[中图分类号] D61；D8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2-0005-09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认为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要做到“四个讲清楚”，强调认识中国道路必须从中国自身出发。从近代170多年发展历程中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中国道路，其历史叙事必须克服冲击—回应模式的西方中心论史观，以中国为中心构建道路话语权，为中国道路自信追本溯源。

海外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化道路历史起点缺乏从中国自身出发，而是以西方为中心，提出冲击—回应模式。这一模式分析做了两个假设：一、19世纪左右中国历史进程是与西方的对抗；二、在对抗中，西方积极主动，中国则被迫应对。这种预先的假设显然对中国近现代史片面认识，不利于客观认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内生发展和树立道路自信，对中国学界乃至中国社会设置了道路自信的认知障碍。结果是在中国与西方关系中，西方处于主动，中国处于被动，西方不停地提出新概念，中国不停地被动应付。随着中国的崛起，指出冲击—回应模式的不实之处，是中国道路自信和话语权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球治理意蕴研究”（项目号2018GZYB21）的阶段性成果。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一、冲击—回应模式及其三种表现形式

最早提出冲击—回应模式的是费正清。他在1948年第一版《美国与中国》中认为，中国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除非有外来的作用，否则中国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中国现代化是西方刺激后反应的结果。这种分析方式是对19-20世纪中国产生的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其分析框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上，把西方的冲击当成叙事主体，很容易鼓励人们认为只有有助于说明中国对西方回应的中国近代史才是重要的，凡是与西方侵略没有明显联系的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此后，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被广泛应用到对中国近代现代化的研究。如保罗.H.克莱德（Paul H. Clyde）和伯顿.F.比尔斯（Burton F. Beers）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认为远东革命运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从19世纪初持续到20世纪初，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通常称为“西方之冲击”；二是亚洲对西方的回应，一开始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战后，这种反应成澎湃之势，不可阻挡，20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崭新东亚[2]。上述观点实质上是西方中心论式的傲慢与偏见。总体来看，冲击—回应模式集中表现为三种分析框架：冲击—回应框架、传统—近代框架、帝国主义框架。

^[2]Paul. H. Clyde and Burton. F.Beers：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 (1830-1965),4th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1966, p6.

第一，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框架。该模式认为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者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了死胡同。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列文森等人影响，基本上是冲击—回应的西方中心论模式。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分析模式相对应地形成了对中国的另一个偏见，即中国历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标准的发展道路才值得研究，而且这些研究明显具有中西自身所最关切的问题，即侧重于中国历史与西方关系最密切的侧面。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显示在近代只有西方从没有从外界来观察自己[3]，即欧洲人发现了全球，却从来无人前来发现欧洲。西方人无须认真对待其他民族对自己的看法，也无需像其他伟大文化的人物那样，为了求得自己文化的生存，被迫对它做出根本的估量，并有意把自己文化的大部分拆散，然后重新组合起来。这一切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怪诞现象：和其他民族相比，西方人虽然是创造近代世界贡献最大的一些民族，但在某些方面却成了最不理解这个世界的民族。这种优越感也让西方无须认真对待其他民族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赋予了西方人一种文化深入人心的普遍性，对于这种普遍性并不必从历史上做出解释，而看成理所当然，不可避免。

美国学者柯文在其第一部战后对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模式批判性总结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认为冲击—回应观念已经陈旧，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对美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冲击—回应”提出了强劲挑战。柯文在序言中开宗明义：“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4]中国中心观把史学家的注意力引向中国历史内部因素并强调对整个中国史境的探索，这对于深入探讨中国近现代化道路极为复杂的情况是有利的。

^[3]John E. Schrecker：The West in Outside Perspectiv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cultural-Historical Method, Ba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uia Press,1966 p2.

^[4][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第二，传统—近代框架。美国的中国史专家把社会演变分为“传统的”和“近代的”两个阶段。这种两分法五六十年代在美国中国史专家中间极有市场，他们几乎都采用“传统”和“近代”两个词来划分中国漫长的历史，而且“近代”通常指与近代西方接触频繁的时期。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序言中讨论“近代史界限”这一概念时指出，对近代中国发生的转变有一种流行看法是：在界说“近代”一词时，隐含着控制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来自中国社会和传统之外。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西方对中国展开全面进攻之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在发生变化：激增的人口（18世纪人口从1亿5千万增加到3亿）、高涨的物价（在同期内增加了3倍）、经济日益货币化，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竞争加剧等现象。据此，他提出了一个与流行看法不同的假设：“西方所冲击的并不只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朝代，而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文化：这个文化极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5]芮玛丽则在《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反复提到：“阻碍中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的并不是帝国主义侵略、秦朝的统治、官员的愚昧或者一些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儒教体制自身各个组成部分”。[6]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几乎完全成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阻力，是必须克服的障碍，而不是助力的源泉。这种对传统与近代截然两分的假设对西方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排斥传统特征从而对近代社会产生误解相类似的错误判断低估了传统社会中潜在的近代因素，人为地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制造了一条分析鸿沟。这些评论中都包含一个偏执陈旧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孔多塞指出：“在这些土地辽阔的帝国中，人类的思维能力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这些帝国亘古未断的存在一直使亚洲长期蒙受羞辱”[7]。此后，黑格尔也指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古老的国家，但它却没有过去，这个国家今天的情况和我们所知道的古代情况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历史”[8]。耐人寻味的是，关于中国社会不变的说法在19世纪前其实就已经流行很广了，并被推崇备至，但19世纪却给与了否定的评价，过去的社会稳定变成了如今的停滞不前，上述思想方式曾一度得到中国人自己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学界对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摒弃了那种各执一端、相互排斥的偏见。史华慈在批判近代—传统框架时指出：“人类过去的各方面经验，不论有益有害，都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中国之过去和近代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9]张灏在论述梁启超时提出一个总的看法，即“晚清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儒教传统沿袭了一套人们所关切的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对西方冲击做出回应的。”[10]事实上，许多传统价值概念，如梁启超的群体主义、晚清改革家与思想家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并不是中国近代化的障碍，而是它的推动力。

^[5]Philip Alden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pp1～2,5～6.

^[6]Mary Clabaugh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 New York: Atheneum,1965, pp9～10.

^[7][法]孔塞多：《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8][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张作成、车仁维译，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9]Benjamin I. Schwartz：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Thought of Joseph Leve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p108～109.

^[10]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p3.

第三，帝国主义框架。研究19-20世纪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系从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11]得到启发。西方这种帝国主义分析框架取向不仅掩盖了帝国主义的罪行，而且对它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作用未能认真对待。时至今日，我们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始，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因是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近代史起点的界定容易在西方对近现代史的作用和影响上误导人们。事实上，鸦片战争的客观作用并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重大。中国地域宽广，发展极不平衡，各个地方对西方冲击感受并不明显，比如沿海与内地在受到西方冲击下表现迥异，古老的内地依然在按照其固有规律缓慢地向前。王熙认为，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人的主观想象，它是真实存在的，其影响至关重要。但是这种影响正如中国中心论所强调的那样，同时也明显地受到中国内部因素的制约。对中国近代史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必须把这段历史看成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产物。[12]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帝国主义是不好的，它歪曲了中国经济、迫使中国处于不发达状态，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但在经济领域，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学家认为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比较有限的，源于中国整个经济规模庞大，自给自足程度非常高，外国经济入侵影响始终有限。帝国主义的冲击主要还是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最直接是阻碍了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削弱政府领导全国的能力，使中国长期陷入混乱的社会秩序当中。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民众相比，得到殖民主义的一切坏处，却没有得到它的任何好处。因此，对于帝国主义冲击模式，我们需要清楚冲击的性质和目标是什么，情况就一目了然。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9页。

^[12]王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19世纪中期控制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内部斗争，外国入侵只是一种地区性行为，多限于东南沿海港口城市。1870年后中国针对西方入侵的起义往往发生在西方人很少、外国经济活动不多的地区，比如直隶、山东等地的义和团运动。如果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反帝爱国，是针对西方经济侵略的后果，是西方冲击的反应，那么严格来说更应该发生在广东，而不是山东、甚至偏僻的鲁西南，那里并没有外国经济活动。显然中国农村经济情况的恶化才是根本原因—是农村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反帝和反对基督教则是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同样，晚清中国改革尽管受西方影响很大，但本质上是中国历史改革传统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志士们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对西方做出反应，只是到了19世纪70、80年代，西方问题才最后成了头等大事。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中国19世纪的改革运动看成国内改革传统的产物，当然很少人会认为西方是无关紧要的，也不否认它后来对中国改革思想和活动产生的塑造作用，但是对于把改革视为西方激发，按照西方方向进行的说法产生了激烈的反对。从来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在政治或军事上完全控制中国（包括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中国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有效运行。只有清楚认识中国不是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才能正确理解帝国主义框架分析近代中国。

上述三种思想框架都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剥夺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它们共同的观点是，19-20世纪的中国发生任何重要变化完全是由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变化，排除了以中国为中心，从内部观察现代化道路的一切可能。

二、冲击—回应模式对道路话语权构建的历史影响

尽管作为严肃的学术分析框架，冲击—回应模式的鼎盛时期是在五六十年代，但它对教科书和其他大学教学资料影响至今。特别是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提出之后，最大的误导在于这种话语范式在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史观模式，严重影响了从中国社会内部总结现代化道路规律的方法论，这种近现代史分析模式需要重新认识。这一模式有许多歪曲事实：如费正清为了说明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不得不反复使用中国社会的惰性这一说法来勾画—甚至歪曲丑化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没有关联的侧面，诸如中国的政治架构、社会经济和思想等方面。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个门槛必须面对，就是西方话语权，没有话语权是无法真正崛起的。西方在“软实力”上针对中国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话语制衡”，即以西方话语为武器，不断设置各种瓦解中国人心的议题和话语，使中国思想界陷入混乱，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学者要从僵化和偏见的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早已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解释能力，需要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在学习西方中迷失自我，做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因此，冲击—回应模式对道路自信历史影响的实质是构建中国话语权的问题。

冲击—回应模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叙事和误导。中国的传统历史叙述到清朝就突然断裂了，而以近现代史的面目出现。这个突然的“断裂”姑且不论是否恰当，而在于这个前提下讨论近代史问题，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如果说传统历史叙事的主题是以政治事件和制度史为特征的话，那么近现代史的标准是什么？这个历史节点恰恰是帝国主义入侵的1840年鸦片战争。关于近现代史叙事线索，史学界众说纷纭，“革命”模式和“现代化”模式交替出现，给近代史的叙事带来困惑。“革命”与“现代化”二元对立在于人们理解的狭隘，我们只是把它们视为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被动反应，而较少思考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脉络，割断了历史的连续性。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一般不怎么关注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的探索。这是因为近代史已经在现行学科体制内单独划分出来，从教学到研究成为相对对立的单元。近代史讨论的主题似乎与明清史无关，最多零散见于外交关系方面—比如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为近代史做些铺垫，从而证明天朝上国闭关自守的盲目自大，落后必然挨打的历史逻辑。其结果是明清史长期以来讨论的问题都被局限在一个传统社会的框架之内，明清社会如何衰落，新的因素如何受到旧制度阻碍而夭折，这种思维无意间强化了中国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靠自己已经无法改变，只能依靠外力推动的认知模式。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明清、甚至宋元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线索，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就突然消失了吗？在这种认知模式下，有关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线索论证极易陷入“冲击—回应论”的逻辑困境。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的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尽管外来的影响在不断加强。19～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必然继承了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社会结构和发展趋向。中国历史本身的若干重要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人口压力的陡然增长和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发展，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等等—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的问题—也制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情景。因此，尽管中国社会日益受到西方影响，帝国主义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但其内在历史发展自始至终是一个自然历程。1800年到1840年的历史发展主线并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取代，它依然是贯穿19到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线索，即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来自中国内部。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内外因的观点。

史学家们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而一言蔽之。中国在地理上疆域广大，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差异甚大，极为复杂。即使每个特定的地区，上层社会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在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这两大社会阶层内部，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包括气质、性格、年龄、性别以及由个人的社会、宗教、经济和政治关系所形成的特定情况。因此，“中国回应”这个词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景的笼统概括。当然，在某一层次上说，所有中国本土人—男人、女人，城里人、乡下人，穷人、富人，广东人、湖南人—都参与一个共同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统称为中国文化体系；但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些人的经历千差万别。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回应统称为中国回应时，我们实际上是把各种现象加起来，再加以平均。这种做法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由于我们鲁莽草率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就很可能把现实完全歪曲了。[13]即使当中国人主张“全盘西化”时，在他们心目中也有一个本来的中国，并不是用西方文明机械地代替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是经过精心挑选、按照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来改造中国。比如胡适，主张采纳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却反对采纳西方的基督教。因此，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只是部分地—在有些情况下主要是对本土力量的回应。

^[13][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1～122页。

冲击—回应三种思想框架采取的做法各不相同，但实质上都对中国道路话语权的构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冲击—回应模式主要通过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来描绘中国的现实，观察的角度侧重西方冲击一方，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有时仅仅因为历史事件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者只是很少的联系，便被完全忽视和省略了。近代—传统模式基本上是冲击—回应模式的放大，其取向是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其生命，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中国就像一头睡着的“野兽”，西方就像“美人”，经她一吻，千百年的沉睡被打破，她用魔幻般的力量把本来将永被封闭的发展潜力激发出来。西方入侵被美化成了救世主，凡属重要的历史变化都被定义为西方自身经历的近代社会进程，中国面临的必然是一场败局。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的变化外，还有任何什么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至于帝国主义模式则把工业化的对外扩张描绘成一件完全的好事，并且一样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必要的历史先决条件，无法独立产生工业革命，因此得直接或者间接地依靠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屈辱的世纪”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脆弱感情造成了深刻影响，然而，如果据此就断言：中国人曾在其他所有种族面前都感到自卑，那就错了。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中国人在现代历史中长期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优秀的民族。的确，中国人在遭受挫折的时候曾自卑过，但这个阶段相当短暂，中国人很快就恢复了自信。这种民族自豪感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心理机制，用来对抗帝国主义的干涉，并使自己的生活显得不那么糟糕。

随着中华民族的优越感在19世纪遭受重创，中国人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自我认知过程。培养一种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时间，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心态自然不同。中国正向现代化迈进，欧美已达到后现代化社会。相比较而言，欧美发达国家没有赶超别人的动机，也没有怕别人追上的焦虑。事实上，欧美这种原发式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从来都没有过追赶的焦虑心态。社会学家费孝通最早意识到社会心态危机，他在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作题为《中国城乡道路发展》的演讲时，首次提出在对生态秩序研究之外，社会学应该研究社会心态秩序。他当时提出，中国人能否做到“安其所，遂其生”，良好的社会心态是一种成熟自信，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种信念。然而，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中国人始终深处社会急剧的变化场景之中，心态起伏较大，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判断始终处于新奇之中，直到2000年以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没有再出现新中国前50年中出现过的大起大落，社会心理承受力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心态趋于稳健从容。人们不再固执于某一个极端，既不会固守理想而无视现实，也不会屈从现实而放弃理想，他们会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道路自信与道路话语权正是建立在这种成熟稳定的社会心态之上。

三、破除冲击—回应模式，重新认识中国

第一，“重新认识中国”并不是要完全从中国自身出发，更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重新认识西方以及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因为，正是我们对西方认识发生了偏差，所以才要重新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自身认识主体性的沦丧及话语权的失落，固然有双方实力的对比，更源自我们自身理解世界方式的改变。这是近代认识中国的一个特征，无论你愿意与否，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通过西方的认识框架才能获得自我表述，西方由外在生成我们的内在组成。当自我变成他人，对自己的认知就需要他人的参考。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主义的方式构建一个自我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果无法察觉这个前提，所有的反思只是在西方中心论框架下的重复和纠缠，“重新认识中国”要以一个不亢不卑的姿态认识西方。晚清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态度从漠视、抗拒、接纳、拥抱、崇拜到自信，这一复杂的心理历程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迷茫到自信。通过自我批判与否定，向西方学习与模仿，在这个过程中，以他人代替本我的悖论式本末倒置，丧失了主体性。因此，“重新认识中国”问题不在于西方，而在于我们自己认识到与西方互动的错误。尽管西方现代化道路充满着全球化扩张，但它就在那里，按照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发展与演变，本身并无对错好坏之分，关键还是我们在学习中丧失了自我。

近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通过长期海外殖民侵略，建立了外海殖民地。在征服殖民地过程中，西方文化展现出了排他、攻击、侵略、屠杀、歧视、奴役的殖民特性，客观地说，“西方中心论”是伴随着西方国家海外侵略与全球霸权形成的。“西方中心论”的实质是西方通过殖民化全球化以后逐步形成的一种优等心理，是对人类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在“西方中心论”看来，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优于非西方文明。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明和文化展开，西方文明和文化特征或价值具有普世意义，代表着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西方道路就是世界道路，“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现代化道路只能遵从西方标准。自1978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增长和削减贫困，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个现代中国将如何呈现。事实上，非西方世界崛起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还需要重塑人们的认知结构。了解现代中国的根本在于真正认识中国，而不是遵循西方的认知结构。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而这正是过去200多年西方国家享有的主导优势。随着那些异于西方文化、历史和文明遗产的国家的现代化启动，西方经验的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崛起将改变这一切，在这个“现代性竞争”时代，中国将引领世界。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明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是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贡献，因为它本身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14]。

^[14]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第二，“重新认识中国”还需要处理好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足够自信，即现代化进程中道路自信遭遇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曲折过程中，道路探索遭遇了一次次挫折，在应对这种危机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解构有余，建构不足。我们总是批判过去，认为传统与现代绝对对立。事实上，这是“后发式现代化”国家都会面临的难题。这需要我们在现代化道路自信构建过程中，正确处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墨子刻在《摆脱困境》中指出，只要学者们一心只想解释中国在近代的种种失败，则对传统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固有看法势必会持续下去。随着中国的成就超过它的失败，就需要有一种新的解释，其基础是对中国传统做出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理解。[15]

站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看近代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中国传统文明态度的根本性改变，这在上世纪是不可想象的。中国道路问题的讨论，一定要和中华文明的整体性重新认识联系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如果不抓住人们心理的这个最大变化、不抓住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同，就是没有抓住当前现代化道路最大的问题，即道路自信问题。对整个中华文明传统的拒绝是晚清以来最大的潮流，这个思潮一直到现在才开始根本扭转，这就是自信的恢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思想提出的现实意义。十九大报告文末，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吮吸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6]自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思想形成。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我们今天对自己伟大民族和文明的认识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这一基本认识也被强大的思想误流湮灭得有踪无影，从而形成了一种对中华文明莫大的误会：是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阻碍着中国近代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几千年民族辉煌的表层被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锈化得斑驳陆离。

^[15]Thomas A：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fucianism and China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p197.

^[1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页。

近代以来，最大的不自信还不是来自文化，而是对道路的不自信。近代国势虽已跌入积贫积弱的状态，但文化状况并不能与经济政治简单比附，而是各有千秋。在道路选择不停试错、选择过程中，中国人的思想经历了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变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个先进外来文明即所谓的西方文明的进入，并构成了对中国传统的强烈冲击。因此，在中国讨论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处理好与西方的关系，不谈中西关系，便无法面对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与此同时，不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也无法实现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处理两个关系，中西关系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严复的“西学第一”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处理这两对关系的复杂矛盾中选择前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融合了西方及传统的优点。中西文明的融合，绝不是两种文明的简单融合，更不是把西方文明照搬到中国来。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明的继承与更新，也是对外来现代化精华的采纳与再创造。

综上所述，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学习近代以来的历史，正确认识中国与传统及西方的两对关系，从思想和理论上彻底走出“西方中心论”史观的误区，清醒认识在这种思想观和历史观支配下所形成的长期以来对中华文明的藐视与轻描淡写，深刻反省我们对自己伟大文明的漫不经心或冷嘲热讽甚至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态度，克服冲击—回应认识论，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规律研究现代化道路，这是当代道路自信构建深刻的历史原因。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四个自信”为我们构建道路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学者要增强学术研究的自觉，在中国发现历史，构建道路话语权，坚定道路自信。